自叔孙豹提出“三不朽”之说，“立德”“立言”“立功”就成为中国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何以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中国士人经历着取与舍的彷徨与痛苦。班固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
一、家世
先考察班固之家世。“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壹生孺，孺为侠，州郡歌之。孺生长，官至上各守。长生回，以茂才为长子令。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郡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泊持节塞节……”（《汉书·叙传》）由此可见，班固前辈多边疆豪强，甚有功于世。
“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呢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民同于许商，迁奉车郡尉……（班游）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以先受诏进读群书。止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稚少为黄门中常侍，方直自守……彪字叔皮，幼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汉书·叙传》）以上又见，班固前辈多有博学高德之士。班稚“方直自守”，班彪“学不为人”，可谓班氏“立德”之代表。
《后汉书·班彪列传》则载：“彪乃继采前史遗事，仿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彪）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由此足见，班彪同时是一位著书立说的“立言”者。
据上所见，班固先辈“立德”、“立言”及“立功”之士皆有。作为后辈的班固无疑会从前辈那里继承到或多或少的“立德”“立言”“立功”的思想。一方面，祖先的业绩以“文化无意识”之隐性形式作用于班固；另一方面，通过历史的记忆，班固无疑会受到家庭荣兴的启发与鼓舞。同时，先辈人生经历的多样性又为班固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模本，而恰恰又是这种多样性模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班固确立人生目标时的矛盾心态。
二、彷徨
少年班固成长于大一统及“光武中兴”的时代背景下，接受着浓厚的儒学家教及太学教育，生活又相当安定舒适，因此，他可能还未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做成熟思考。当父亲班彪去世，作为长子的班固自然成为一家之主。他必须担当起上赡寡母，下抚弟妹的家庭重任。此时，确立怎样的人生目标骤然突现于青年班固面前，他陷入了迷茫苦闷之中。《幽通赋》就创作于这种背景之下。
班固称：“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致怎样的命？又遂什么志？让我们走进《幽通赋》中考察。
弱冠丧父，归家闲居，班固虽“靖潜处以永思”，却“心蒙蒙犹未察”，甚至有“惴惴之临深”的忧惧。这蒙蒙未察之惑，惴惴临深之惧来自对世相人生的思考：“惟天坠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在。纷屯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豫其终始！”面临悠悠天道，叵测人生，人们怎样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呢？班固认为，应该“随行以消息”，但是，这种“随行”，又不能是庄周、贾谊“齐死生与祸福”式的“荡而贡愤”之无奈选择、彻底放弃，而是要如圣人一样“遭罹而赢缩”“顺天性而断谊”。既“顺天性”，就可以达到“物有欲而不居”、“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乃齍德而无累”的境界。只要“无累”，不管选择何种人生道路，都能“殊而一致”，“没世而不朽”。随后，班固又提出“谌”（即诚）“实”“信”乃“立身种德，亲眈大道而不倦”者必不可少之优秀品格。这种品格显然与儒家传统道德一脉相承。彷徨的班固在赞赏这种儒家传统道德时，一方面极力推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孔子，另一方面却羡慕起“因彭（祖）而偕老（聃）”来。可见，班固渴望兼融儒道之长，既积极用世，又恬淡自守，以此实现人生目标。但究竟采取何种具体方式，《幽通赋》并未确定。
三、抉择
班固丧父居家期间，开始编撰父亲未竟之汉史，这应视作班固“立言”之端绪。但真正明确“立言”这一人生目标，却在作《答宾戏》时。
在作《答宾戏》前，班固曾因“私改作国史”而下狱，但他却因祸得福，不仅旋即出狱，而且被明帝迁为郎、典校秘书。这件事无疑对班固影响深远：一方面他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作史，并更加便利地利用丰富的国藏史料，接触可供切磋学问的同僚；另一方面，他在庆幸自身命运逆转时，不免加深了对强大现实政体及叵测人心的深沉思索。如此的经历与心境，加速了班固对“立言”人生目标的确认。《答宾戏》就是他确认这一人生目标的宣言书。
班固这样叙述作《答宾戏》之缘起：“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自聊复应焉。”可见，班固作《答宾戏》，一方面为了驳斥那些讥笑自己以“著述为业”之流，另一方面要“明君子之所守”，即明确“以著述为业”这一“立言”目标。
《答宾戏》中宾客盛赞“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而对那些“徒乐枕经籍书，纡体衡门，上无所带，下无所根‘的前列之余事’——‘著作’——不以为然，鄙视这种人生方式‘无益于殿最’。主人针对宾客之语，列举了鲁仲连、虞卿、商鞅、李斯等‘立功’者，指出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七雄虎阚，分裂诸夏’的变乱时代。‘当此之时，搦朽摩钝’，‘铅刀皆能一断’。他们通过‘据缴乘邪’的手段获取的成功不过是‘朝为荣华，夕为焦瘁’的‘一日之富贵’。甚至著有《说难》的韩非，‘居奇货’的吕不韦，他们所立之功亦不过‘虚成’之功，所立之‘名’则为‘伪立’之名。
世异时移，“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閭，恢皇纲，基隆于义农，规广于黄唐；其群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如果处于如此之“皇世”而妄立战国之俗功，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班固准确地把握了大一统帝国上升时期的时代特征，放弃了宾客所激赏，但实际上无异于“失时”的一己俗功。
接着，宾客质问主人：“若夫鞅、斯之伦，衰周之凶人，既闻命矣。敢问上古之士，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默然而已乎？”主人回答说，诸如咎繇、箕子、傅悦、周望、宁威、张良等，他们所立之功为“无穷之功”。这种“无穷之功”即为宾客提到的“处身行道，辅世成名”之功。班固对这种“功”持赞赏态度，但他却更倾向于董仲舒、刘向、杨雄的人生取向：“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杨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闀君之门闱，究圣之壹奥，婆娑乎艺术之场，体息乎篇籍之，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到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显然，这些人就是宾客所鄙视而班固所激赏的“立言”者。
对于“抗行于首阳”的叔夷、“降志于辱仕”的柳下惠、“耽乐于箪瓢”的颜回、“终篇于西狩”的孔子，班固称他们为“吾徒之师表”。可见，他对历史上那些有德之士亦表现出十分崇敬的心情并自觉向他们学习。
遍观《答宾戏》，不难看出，班固鄙弃己之俗功，赞同“辅世”之国功，并艳羡古之“立德”者，然“立言”却是他明时务、“顺天性”之慎重抉择。
四、转变
撰《汉书》以“立言”耗费班固二十春秋。《汉书》编撰已毕，“立言”大业既就，班固生活和心灵的空间骤然扩张。此时，继承于前辈，铭埋于心底的“辅世”“立功”思想凸现为班固的主导思想，而北击匈奴的时代主题又为班固“立功”提供了良机。
匈奴边患一直让汉王朝费力伤神。建汉以来，汉王朝曾有过马踏匈奴的辉煌，和亲政策的美谈，以及金币贿赂的苟安，然而匈奴却似馁虎求食，贪暴无厌，对中原的骚扰从未停止。特别是东汉初期，由于汉王朝百业待兴，无暇顾及边事，匈奴骚扰侵伐日盛，同时，匈奴还趁机控制西域，以致西域与汉王朝长期隔绝，丝绸之路也因此而中断。可见，维护边疆安定，再通西域，重开丝绸之路都必须解决匈奴问题。
光武后期，匈奴旱灾、蝗灾并发，其内部政局也不稳定，南北又出现了严重分歧，南匈奴并主动与汉修好。班固《汉书》完成前后，北匈奴更加衰落：“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详见《后汉书·匈奴列传》）而此时，班超在西域已取得重大胜利，其作用无异于“断匈奴右臂”。可见，匈奴此时已陷入四面楚歌之境。而此时的汉王朝却经过三代开拓，业已恢复元气。当时之势于汉王朝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胥备。在敌弊我利的大好形势下，汉王朝再次北伐匈奴。
如果说先前于班固既无“立功”之机，又无“立功”之闲（因作《汉书》），那么此时此势于他来说，正是创立“辅世”功业之良机。而当时要参与北伐这一伟业，也只有统率于窦宪门下。因此，对历代外戚及窦氏集团洞若观火的明哲之士班固，置来自于窦氏集团之潜在危险于不顾，走进窦府，踏上北伐匈奴的“辅世”“立功”之路。
班固参与其中的北伐大业取得了巨大胜利。一方面，北伐重创匈奴，维护了边疆的安定，增强了汉王朝及中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燕然铭》称此次北伐“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永逸，暂而宁者也。”（《后汉书·窦宪列传》）这虽具一定程度的虚夸，但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本次北伐极大地牵制了匈奴在西域的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汉王朝在西域的军事活动。不久，“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后汉书·班超列传》）从而长期失控的西域又归附于汉王朝麾下，而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也因此而畅通。可见，从北伐匈奴的积极影响观之，班固“辅世”“立功”之梦的确变成了现实。
五、遗恨
北伐归国，班固与傅毅等仍在宪府典文章。为什么“辅世”之功已就的明哲之士班固仍不躯身自退，以求自保？推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其一，班固依附窦宪参与北伐，实现了自己“辅世成名”之梦想，对窦宪怀有一定感激之情，这在人情事理之中。《与窦宪笺》几次提到“伏念大恩”就是明证。其二，窦宪曾祖窦融对班固之父班彪曾有知遇之恩，加之他们同为扶风人，因此，碍于世交之恩与乡党之情而未及时退出窦府。其三，此际之窦府，骄暴益盛，反叛之谋已如箭在弦。其爪牙也遍及朝野，对可能暴露自己阴谋的“异己”，窦氏将坚决剪灭。《后汉书·窦宪列传》载：“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于朝臣震慑，望同承旨。”“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处于如此险恶之境，班固岂能轻易决裂于宪府？《与窦宪笺》之一云：“昨上以宝刀赐臣曰：‘此大将军少小时所服，今以赐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惭。”为什么样要“惭”呢？据当时之情形，莫非班固所“惭”即为身处宪府，欲退不能之惭愧与羞恶？“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后汉书·班固列传》），遗恨一也。
对于班固之死，后人常把它与班固典于宪府合为一体加以诟病，但从班固之死因及和帝对班固之死的态度来看，班固之死与典于宪府并无必然联系。班固之死，仅因子弟得罪洛阳令种竞，种竞借窦宪事败之机而报一己私仇。班固死时，朝廷正尽力捕系窦氏余党。如果班固真与窦氏之谋有染，其死在统治者眼中即使不是罪该万死，至少也是死无余辜；然而和帝却“诏以谴责竞，抵主者吏罪。”（《后汉书·班固列传》）对种竞之责，主吏之惩，反映出班固与窦宪之谋无关。死于非命已为大恨，死而被人误解，遗恨二也。
如前所述，班固“立言”“立功”皆就，其“立德”似不明显。但我们细究其言行，就不难发现他对“立德”亦孜孜追求。《幽通赋》中崇拜孔子、虞舜有德者，上东平王刘苍之奏记为刘苍勾画“总揽贤才，收集明智”、“养气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的“德”，都能折射出班固对“德”的仰慕。《答宾戏》称叔夷、柳下惠、颜回、孔子为“师表”，更是对德的极力称颂与自觉追求。而“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固列传》）则是对为人处事之美德的积极践履。至于为了北伐匈奴，“辅世成名”不顾来自于宪府之潜在危险的那种“有恶而不避”（《幽通赋》的大志大勇，在一定程度又与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义相融通。如果班固不早死于非命，他也许能如其父广收门徒，弘扬儒教，成为泽被一世之鸿儒“至德”者。然而，“天坠之无穷”，“变化而相诡”（《幽通赋》），班固“遗名”虽就，“保身”不成，“三立”仍未至全，遗恨三也。
六、结语
如前所述，班固“立德”“立言”“立功”之生成与流变多为依据客观条件做出的至熟选择。他一生“顺天性而断谊”（《幽通赋》），为“立德”“立言”“立功”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刘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