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文化巨人司马迁心血的结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史记》作为一部正史，遵循了“实录”的原则；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又通体洋溢着进步思想的光辉和独特的文学魅力。司马迁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通过“整齐”的作史方法，使《史记》表现出突破儒家传统的卓越思想，呈现出独特的文学色彩。这即是《史记》的实中求奇。
一、实，实录
实，就是“实录”。杨雄曾说：“太史迁，曰‘实录’。”班固进一步论述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实”，主要建立在“其事核”上。师古曰：“核，坚实也。”从今天意义来讲，“核”，就是真实、准确、可信。其包括三个层面：1.《史记》的取材；2.司马迁对史事的考辨；3.司马迁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进行全面、真实的评价。
首先，《史记》的取材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以皇室所藏图书档案为首。汉室宫内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等藏书馆，朝廷有太史、博士官署藏书。司马迁所读《诗》、《书》、《秦记》、《春秋历谱谍》、《列封》、《功令》等等国家所藏图书，所谓“石室金匮之书也”。《曹相国世家》中记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楚之卿号）、郡守、司马、修、御使各一人。”此军功即是《功令》所载。《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仓公所对医案也系皇室所藏。此外文物和图像也是来源之一。如《孔子世家赞》：“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柢回留之，不能去云。”《留侯世家赞》：“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司马迁还通过游历访问和实地调查来获取第一手材料，在《五帝本纪赞》中他说道：“余尝西至空峒，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在《淮阴侯列传赞》中他又说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在游历中他考实古来记载，调查战略故事，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来佐证文献材料。为补文献之不足，司马迁也采纳他人口述或接触当事人所得材料。《赵世家赞》：“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韩长孺列传赞》：“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在《史记》中亦有一席之地。如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再如《陈杞世家》中：“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朱，不亦甚乎？”这些融合在叙事之中的歌谣俚语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和形象性。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涉及古今经学之争的《春秋》三传。《左传》作为古文经，偏重于文字训诂，对典章制度和详细的史实予以记载。而以《公羊传》为典型的今文经，则偏重于发掘微言大义，以为现实统治服务为目的。《史记》中的很多篇章，诸如《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郑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田敬仲完世家》、《鲁周公世家》、《陈杞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孔子世家》、《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循吏列传》和《刺客列传》中春秋时期的史料，主要来自《左传》。近代古文大师刘师培作《司马迁〈左传〉义序例》，将《左传》与《史记》相互比照，发明《史记》述《左传》义例凡十六条，条分缕析，极为详尽。由此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史记》取材的真实、准确、可信。
其次，司马迁还注重考辩史事。梁启超曾说司马迁是中国辨伪学的始祖。近代曹养吾称司马迁：“不特是史学的创设者，并还是一个辨伪的开山鼻祖”顾颉刚说司马迁“最有辨伪的眼光，且已把战国时的伪史作一番大淘汰的工作”。
如《周本纪》论赞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接着他举出事实证明这一点。“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这说明西周都丰、镐，东周才迁都洛邑，事实确是如此，不过西周是将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停放在洛邑的。这样做了以后，东周将洛邑作为京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再如，《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教，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迁认为五帝、三代太遥远了，“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明，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司马迁对文献的态度是“折衷于夫子”的，所以他得出结论，“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表明不相信这些谍记的说法。
司马迁对史料采取疑则阙之，没有根据或不能证明的事，他就“不敢言也”。在《大宛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话：“《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明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司马迁的辨析态度是很科学、很严谨的。
司马迁还为苏秦辨诬。说；“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勿令独蒙恶声焉。”他要还苏秦一个公道的名声。
《史记》亦澄清被夸大的事实。荆轲刺秦王的事件被人渲染夸大了，司马迁在《刺客列传》论赞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他敢于辨析，也是有根据的：“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史记》考辨史事，认真、严肃，一些并非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具体细节也不轻放。对于郦食其与刘邦具体结合的时间，书中辨析说：“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另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郦食其归到刘邦部下，是在“沛公”未入关以前，而不是“汉王”出汉中拔三秦与项羽战与巩洛之间的时候。
最后，《史记》的真实、准确和可信，不光从史料学的角度可以得到证明。应该注意到，司马迁在文中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都有着较全面、公正的评价。在人们普遍看法都失之偏颇时，这一点尤为突出。如《吕后本纪》，一方面，把吕后写入本纪，在当时的正统思想下，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至于在整个封建时代指责不断。另一方面，从吕后制戚夫人为人彘，可见她的残忍为人们所共知。但就是如此，在《吕后本纪》论赞中，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他肯定了吕后作为一个君主的政绩。再如，《六国年表》中，司马迁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当时，秦朝已亡，人们对于它的残暴无道加以重谴，乃至“举而笑之”，忽视了它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的功劳。司马迁全面地考察了秦朝的终始，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力排众议，肯定了秦的“成功大”，还了秦朝一个公正的评价。诸如此类的还有：高祖刘邦是汉朝开国皇帝，司马迁在刻画他的政治家风度和气质时也写出其身上的市井无赖气；对当朝天子汉武帝，司马迁称颂他把西汉推向极盛的雄才大略，但也写出他多欲、好大喜功、迷信以及重用酷吏的过失之处。司马迁对自己较偏爱的历史人物绝不因爱而虚饰，《史记》中的飞将军李广深可敬爱，但同样有气度小、褊狭的一面；西楚霸王项羽盖世神勇，可其残暴和幼稚注定了他的失败。太史公也不因个人的恶感而把他笔下的人物片面化，在《酷吏列传》中肯定了这些残忍官吏对治理国家的作用。这些都表明，太史公对历史的看法、评价是全面、公正的，因此也是真实可信的。
在今天，我们更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明来证明《史记》录史的真实、准确、可信：王国维参照《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考释甲骨文字以论证殷代的帝王世系，然后又以所考释的结论来检验《史记》有关的记载，其结果他认为除个别地方需要调整外，即报丁应在报乙、报丙之后，在总体方面，《史记·殷本纪》所叙殷代世系与甲骨文字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李学勤通过研究近年来新发现的周原甲骨文，又证明《史记·周本纪》所载商周更系的颇为可信。西安地质学院物探系运用现代考古地磁学研究方法确定，从而佐证《史记》关于项羽入秦焚秦陵及其建筑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纠正《战国策》“左师触齜愿见太后”，证实《史记·赵世家》“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记载的正确。西安交大西汉墓二十八宿星图的发现，为研究《史记·天官书》提供了直接证据，而且许多方面证实了《天官书》记载的真实性。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的发掘，对《史记·南越列传》所记事实有直接证明。
二、奇，爱奇
扬雄在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后，又指出：“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应劭说太史公：“爱奇之甚”，刘勰提出：“爱奇反经”，司马贞归为：“其人好奇而词省”，赵匡指责：“好奇多谬”。杨伯峻先生也说司马迁存在“好奇之过”。古今各家对司马迁“爱奇”的释义可以归纳为三点：1.对神怪、传说大量而驳杂的记载；2.爱奇反经；3.对特异人物事迹的记录。
《史记》中之所以会有一定数量的神怪、传说，是与史学渊源和时代局限分不开的。上古巫史不分，史官最早的身份就源于巫祝，其职责就是沟通天人。这样，史学渊源的积淀使《史记》同样逃脱不了神怪传说的如影相随。同时，汉武帝时代“天人感应”学说大行其道，司马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长大，并且师从董仲舒，那么他所受到的影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神怪、传说是“天”“人”沟通的一种反映，注重“天人感应”，自然就会对它们有一定程度的信服和注重。再退一步，司马迁毕竟是一个封建史学家，生活在科学技术、理论十分不发达的汉代，他不可能用唯物论去指导自己，他身上必然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说《史记》对神怪、传说有大量的记载是不能成立的。如张九镡在《笙雅堂文集》中论及太史公撰史，说：“至于史传记，一切奇异秘诡，弃而弗录……若夫龙图龟书，河洛苞符，九头五龙，牛首蛇身之说，无一及焉，此岂后儒爱奇好事者所能知哉……夫乃叹太史公之识为不可及也矣。”说《史记》“一切奇异秘诡，弃而弗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司马迁是把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因此“人事”自然要大于“神事”。还应该看到，和《左传》等史书比较起来，《史记》这方面的记载要少得多。即使单从《史记》本身考查，其对神怪、传说的记载在全书内容中也远非主体。
对如何选取神怪、传说加以记载，司马迁也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那就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他以六经为选取与否的标准，而绝不是驳杂不纯、不加甄别地广采博收。在《五帝本纪》论赞中，他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下《正义》释意：“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其下《索隐》释意：“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国语》古书博加考验，益以发明《五帝德》等说甚章著也”。司马迁意思是说诸子百家之言“非典雅之训”，何为“典雅”，他下面接着说道：“《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而《五帝德》、《帝系姓》皆是《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的篇名。这样意思就很明白了，在选取神怪、传说录入《史记》时，司马迁是以六经中的神怪、传说为主要取材对象的，并且以六经作为衡量标准去核实其他来源的神怪传说。《夏本纪》中的传说主要取材于《尚书》的《禹贡》、《皋陶谟》、《甘誓》三篇。《殷本纪》中简狄吞卵生契的传说的来源，司马迁在《殷本纪·赞》道出：“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周公纪》中“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祈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详，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此神怪传说是出于《诗·大雅·生民篇》：“诞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真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真之寒冰，鸟覆翼之”。此类例证，在《史记》中为数不少。可见，批评“奇”记载神怪、传说之驳杂同样不能成立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评价司马迁时，把“爱奇”和“反经”结合起来：“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蝽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叔皮”就是班彪，《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曾指责司马迁“至于采经庶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百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敞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可以分析出刘勰、班彪所指的“反经”之处在“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三方面。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思想倍加推崇。《论六家要旨》的先进思想对司马迁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便是其一，应该看到道家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儒家的，司马迁父子的思想认识是进步的。
“货殖”指的就是商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朝独尊儒术，法律贱商人，《平准书》有生动记载。高祖不准商人“衣丝乘车”，不准子孙“仕宦为吏”，还用重租税来“困辱”他们。司马迁却充分肯定了商人的活动对于富国富家的意义，为他们遭受贱视的政治地位鸣不平，把他们看作是人类的精华，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提并论，许以智、勇、仁、强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赞扬。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只不过是所占财富势利的附属物而已。“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有钱有势，也就有仁义。他又引用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司马迁“羞贫贱”的内容就是要揭开那些“长贫贱”而“好语仁义”的“岩处奇士”们脸上虚伪的仁义道德面纱，对“己享其利者为有德”者的辛辣讽刺。一千多年以后，金代王若虚还愤愤不平地说“迁之罪不容诛矣！”由此可见司马迁“羞贫贱”的确是击中了封建仁义的要害。
同样，司马迁以极其饱满的热情，赞颂了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即信，倍言，义者有取焉”的可贵品德。他在《游侠列传》中写到“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意即与原宪等坚持“守节”的人相比，游侠虽然有些行为超出了统治者制定的规范，但其中的信、义、功、贤是人所共知的，决不可予以轻视。他们之所以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是有其可贵原因的。在对游侠最为集中的评述中，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随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此已经是把游侠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而不守信用、专干坏事的人对比而言了。就那些人的道德虚伪而对封建权势提出挑战，指出没有什么社会公正可言，一句话，有权势就有道德即是说“己享其利者为有德”，“侯之门仁义存”。只要是侯就算是有仁义，只要是封了侯就会有人称颂。这是对世道不平的强烈谴责，是对统治者道德虚伪性的深刻揭露。
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强烈反映出他突破儒家正统的卓越思想。对特异人物、事迹的记录也是司马迁在如此思想下的有意为之。他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种“倜傥非常”之人，就是“奇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及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他：“恨为弄臣，寄心褚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畸”，《说文解字》段注曰：“凡奇，零字皆应于畸引申用之。今则奇行而畸废矣。”而“奇”，《说文解字》曰：“异也。”段注：“不群之谓。”由此可知，“奇人”是卓尔不群、具有特异事迹、特异品质的奇峭历史人物，他们身上都有一定的反儒家传统的品质。如游侠、刺客等。刺客是一种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士”阶层，他们推崇“士为知己者死”，为主人效力。《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个个都是悲壮英勇的烈士。他们就是那“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对他们称赞道：“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可见，“反经”与对特异人物的记录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奇”的实质内涵：司马迁突破儒家正统的卓异、超前思想。司马迁既折中于夫子，又不与圣人同是非，因此他可以突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樊笼，谱写使同代人甚至令千年后腐儒目的伟大篇章。《史记》中的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闪光。如民族大一统思想。儒家的正统思想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董仲舒更是把各种民族的大小说成是天然的等级序列，形成了“大小不逾等”的汉民族主义。但是，司马迁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独步史坛，在他的《史记》中独创民族史传。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一共写了五篇少数民族史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即：东南西北各个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太史公自序》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其辞曰：“汉即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包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其中“集杨越以包南藩”，“葆守封禺为臣”，“请为内臣受吏”等，鲜明地表现了民族统一思想。两越、西南夷等周边民族，都原在天子治下，并入中国版图。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黄帝是中原各国和周边地区各族的共同祖先的民族统一理论，并分别考察出各族世系之所自出，追述了他们的祖先或开创者与中原国家彼此之间的早期联系。如指出匈奴的先祖淳维是“夏后氏”之苗裔；说经过读《春秋》古文，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其最初形成过程中强有力的凝聚力和内部交往中复杂而矛盾的丰富内容。这些都显示了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光辉。
司马迁也重视各阶层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认为不只是帝王将相在历史上起作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包括一般小人物在内，同样可以在历史的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发挥作用，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因此，《史记》形成了一个众多人物组成的社会历史画卷，从而适当地突破帝王将相的眼界范围，而赋予历史以更加丰富生动的内容。《史记》不仅为滑稽、游侠、日者、龟策、医生、刺客作了列传，即使是守门人、屠夫、佃农，乃至于食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注意到了他们所能起的哪怕微小的作用。可知司马迁思想中的社会结构的层面，是很广泛、很深刻的。
司马迁将妇女载入史传，肯定她们的历史作用或传奇情操。吕后继承与民休息政策“政不出房户”“刑罚罕用”，在她治下“罪人是希”，“民务稼稿，衣食滋殖”，一派“天下晏然”的太平景象。因此她虽是女主，仍把其列入本纪。缇萦救父的奋进牺牲精神，使“除肉刑”召令得以颁布，也为历史作出了贡献。对聂政姐冒死认弟的烈性情操，司马迁更是加以赞颂。再如对秦评价和对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所抱的支持态度等。它们全部有力地反映和证明了《史记》中的“奇”就是司马迁突破儒家正统的卓异、超前思想。
司马迁还大胆肯定“欲”与“利”欲望是指人体感官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司马迁在统治阶级提倡礼义以遏制人欲的时代，不同凡响地自成一格，奏出了透视人欲的异响。他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并不是什么邪恶。并且跨出了人性论之争的思辨哲学范畴，进入了生产领域作实地考察，不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社会人群的逐利图，而且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是合理的行为。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司马迁第一个提出了人欲动力说。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当然不可能发现人欲背后的阶级斗争，但他提出人欲动力说本身已经接近了真理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最卓越最有价值的认识。司马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思想家都站得高，看得远。而对于“利”，司马迁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他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王侯君民统统纳入了求利的轨道，彻底打破了儒家宣扬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追求财富就是人的共性。司马迁还揭示了富贵礼义的本质，讥刺那些荒淫无耻而又“口不言利”的统治者，他们欺骗人民，只要人民讲“义”而不要人民讲“利”。他鼓励人人发财致富，改变“侯之门，仁义存”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在统治阶级鄙弃“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司马迁发出了这种离经叛道的异响，的确是一个具有大勇精神的人。
三、实中求奇
“实中求奇”，就是在真实、准确、可信的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整齐”，表现出突破儒家正统的卓异、超前思想，以及在注意史实基础上独有的文学色彩。
“实中求奇”是在“整齐”中实现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对于这里所涉及的“整齐”，梁启超曾说：“史家唯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这里提出一个史学家的创作问题。“整齐”是史学家的创作，就是“以文运事”。
“以文运事”出自我国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写，削高补低都由我。”从这段话我们不难得出“以文运事”及“整齐”的具体涵义：在一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通过选取、组编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对历史作切实系统的说明，表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向。这当然是一种创作。所以梁启超又说：“业前此史家著述成绩如何，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做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
到此可以得到“实中求奇”更为确切的定义：在真实、准确、可信的史料基础上，受一种主导思想的支配，通过选取、组编材料，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对历史作切实系统的说明，呈现历史发展的进程与趋向，从而表现出突破儒家正统的卓异、超前思想以及在注意史实的基础上独有的文学色彩。
“整齐”包括了选材、叙事、语言三个方面。在选材方面，司马迁在诸多历史人物中选择突破儒家传统标准人物加以记载。即那些“倜傥非常”之人，如“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诸游侠，如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充满悲剧色彩的刺客，以及“翁牖绳枢之子，虻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的陈涉，和“背关怀楚，放逐义帝以自立”的霸王项羽。班彪曾指责：“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意思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和推崇了他认为不应该记载和推崇的人物，而没有记载和推崇了他认为应该记载和推崇的人物。这表明了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和评价上违背了班彪根据传统观点所确定的标准。
司马迁还在历史人物的诸多事迹中选择能够最大限度突现其性格的事迹，而不是“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左传》中关于他的治理国家、称雄天下有大量的事迹记载。《史记·楚世家》写他的篇幅不长，但一上来没有写他如何心怀天下，如何施以攻伐等与国之存亡有密切关系的大事，而是用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有于埠，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楚庄王即位三年，还没有做点正事，还不许大臣进谏，伍举却冒着危险去了，很隐晦地给庄王讲了一个鸟的故事，问了一个问题。庄王心里是有主意的，他答的也很出乎意料，说这只鸟将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后来庄王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灭庸，伐宋，“三把火”烧的国人大悦。正是印证了他之前的话。这段记载可以说是君王的佚事，司马迁却放着《左传》中大量的有关庄王才雄略伟的大事迹不录，而把这件事细细写下。我们意兴盎然地读完此段，楚庄王佯为淫乐以等待治国时机的城府，面对大臣隐谏的沉稳，他的自信、果断的王者气质都得以领略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霸王形象栩栩如生地映现在脑中。
司马迁通过选取一些在传统思想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事迹，来丰富人物个性。如《孟尝君列传》中写鸡鸣狗盗之事：“齐缗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以后，客皆服。”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却是依靠了“最下坐”的鸡鸣狗盗之徒才得以逃脱危难，其狼狈尴尬可想而知。如果依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观点，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出于“为尊者讳”等原因而被隐去不录。但是司马迁却大胆地把它记载了下来，因为此事迹十分突出地表现了孟尝君的“喜士”。孟尝君不论所长何在，能力大小，只要是愿意投靠他的“士”，都统统收入门下，以自己的待遇对待他们。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关键时刻田文果然能得人死力。而且，连鸡鸣狗盗之徒都无遗漏地被他笼络了来，更可以印证他“顷天下之士”的“喜士”程度。
对于一些人物早年发生的具有预言性质、概括了其主要性格的典故，司马迁也予以记录。如《李斯列传》中，“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再如《酷吏列传》中，“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其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桀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由上可见，在选材方面，司马迁对于人物以及人物事迹的选择，都是本着对传统有突破的思想来进行的。正因为他敢记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倜傥之人，敢记不符合传统标准的人物事迹，所以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异样夺目，折射出司马迁本人卓越思想的光芒。
前面已经界定过“整齐”的具体涵义。在这个涵义中，“一定的艺术手段”是指叙事和语言上的操作，《史记》独特的文学色彩即是来源于此。其中叙事方面分为三小块：1.巧妙的篇章布局，2.合理的创造想象，3.精彩的情节组织。
清人冯班说：“《史记》叙事，如水之傅器，方圆深浅，皆自然相映。”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李景星以《魏其武安侯列传》为例曾赞道：“此传，虽曰《魏其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绪纷繁，如何措手？而太史公用独力博众兽手段，构成一篇热闹文字，真是神力！传以魏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颖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容，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清人郭嵩焘说：“魏其、武安、灌将军，各以其所谓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可见《史记》叙事的篇章布局别开生面，似散实紧凑，千头万绪而条理明晰，而《魏其武安侯列传》最为典型。此篇开头是魏其侯、武安侯、灌将军三人的分传，恰似三条平行线向后延伸；其后先是魏其侯、灌夫相互引重结为同盟，接着魏其侯宴请武安侯而得怨，再是武安侯和灌夫怨起，三条主线开始两两交织前进；灌夫佯醉骂坐使矛盾加速发展，至东朝庭辩矛盾发展到最高潮，三主线激烈交织、碰撞，众多副线于旁辅助之，勾勒出西汉上层统治集团的背景情形；最后是硝烟散去，三主线一条一条地画上句号，又复归于平静。司马迁以魏其侯、武安侯、灌将军三人为主线，联络穿插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编织了一幅寓意深微的政治风云画卷，用以揭示西汉盛世下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通过贵族人物互相倾轧、横暴自恣的丑恶形象，有力地抨击了当时专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司马迁谋篇布局参差错落，穿插变化，波澜起伏，可以说是有无穷妙境。
史料可以很详实，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做到滴水不漏。所以在写历史人物时常常还得借助想象去填补事实链条上的空白，以保持形象的完整性和逼真性。高尔基说过：“想象和推测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的不足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史家根据客观材料事实，合理地创造和想象，给人们展示出完整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垓下之围，杨喜追项王，写“项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蔺相如献璧，写他“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而“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人物的表情言动，历历在目。写赵氏孤儿，“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这明显是司马迁发挥想象的结果。赵奢武安遇秦军，“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田单火牛阵破敌，“牛尾炬火光明炫耀”，“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钱钟书先生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太史公叙事，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如《绛侯周勃世家》写周亚夫军细柳禁文帝闯营，本无出奇之处，但通过司马迁精心构撰，着意渲染，一支笔既刻画了汉文帝的开明，又塑造了周亚夫治军严明的大将之才，写的极有情致，极有韵味，以致被传为了一段千古美谈。在《范睢蔡泽列传》中，“范睢戏须贾”的情节十分精彩，可以说富于戏剧性。范睢本是魏国人，事魏中大夫须贾，他随须贾出使齐国时，齐襄王出于爱才，赐他以美酒黄金，范睢辞谢未受。须贾知道后，断定范睢把魏国的机密出卖给了齐国，回到国内就报告了魏相魏齐。魏其不问青红皂白，令人把范睢打得“折肋熠齿”，且溲溺以辱之。范睢想办法死里逃生。来到秦国，改名张禄，进说成功而成了秦相，权倾朝野。而此时魏国有求于秦国，偏偏曾陷害过他的仇人须贾出使来了。此时范睢在暗，须贾在明，范睢敝衣微行前去私访，须贾见了大惊，但是看到范睢的情形很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便留他吃饭，又送了一件绨袍给他，然后问范睢认不认识张丞相，范睢说我的主人和那人很熟，我可以帮你介绍，须贾又说车马坏了，范睢便说为他借大车驷马。“范睢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到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向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睢盛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几？’曰：‘熠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乃谢罢。入言之昭王，罢归须贾。”“须贾辞谢于范睢，范睢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坐豆其前，令两琼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这段故事曲折宛转，好似溪流入海要经九曲十八回，其中还有波上叠波，涛上涌涛。范睢的私访，须贾的赠袍；范睢亲自御马入相府，不动声色；须贾知道真相后的失魂落魄、惶恐乞命，范睢盛饰从容，处置发落，而正是那一时恻隐心起的赠袍救了须贾的命；范睢大宴使节却对须贾“马食之”来报复。正因为其情节的组织安排曲折到了戏剧化的程度，所以元代改编为杂剧《淬范睢》，明代传奇有《绨袍记》，近代地方戏曲和京剧有《赠绨袍》。
《史记》中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化，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即写出其性格。金圣叹推许《水浒传》“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瑓瑢，如同是观看秦始皇出游，同是表白志向胸襟，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是“夫！大丈夫当如此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司马迁能够通过人物的语言活画出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
切合出语情景也是性格化之表现。如《项羽本纪》中，项羽杀宋义夺军，拿出人头示众，让诸将表态，诸将说：“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史记评林》引钟惺评曰：“‘今将军诛乱’下不添一字，是聂服真光景。”在“今将军诛乱”后面本应该有“我们推举你做首领”之类的话，意思才能完整，但恰恰是这未完的半句话，活现了当时的情景。
史笔不允许有人物的心理描写，但是司马迁能够通过人物的性格语言，由外而里地把人物的心态惟妙惟肖、了无遗憾地摹写出来。《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口吃强谏：“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左一个“期期知其不可”，右一个“期期不奉诏”，周昌作为一个坚守原则的老臣，心里的那个急和怒都跃然纸上了。
选材、叙事和语言三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好比是做衣服，选材是选择不同的布块，而叙事和语言则像针线一样把这些布块弥合起来，它们共同构成了“整齐”的完整含义。司马迁通过“整齐”的作史方法来达到在《史记》中“实中求奇”的目的。司马迁在实录的基础之上，从史料中选取特异人物、特异事迹加以记载，通过精妙的谋篇布局及创造想象把叙事与语言融为一炉，使《史记》在具有文学魅力的同时，表现出突破儒家传统的卓异、超前思想。奠定了《史记》作为一部辉煌巨作的坚实而重要的基础。
杨亚娟 吕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