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是指两个毗邻的事件或场景在情感色调、意味指向等方面存在着的融洽度和一致性的差异。反差度越小，情节发展变化显得越平稳，情感的对比也就相应缓和；反之，则情节就跌宕起伏，情感因逆流产生而得到强化。
《史记》的叙事单元中便存在着这种强烈的反差，《史记》这种叙事上的反差根源于《易经》，《易经·系辞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成天下之象”。这种互相参合变化之理，形成了多条曲线相互交错影响，相参合阐释的情景，这些反差也便构成了“叙事参数”。如写垓下之围时，司马迁用忙中闲笔、刚中柔笔来调节叙事，以美人为壮士刷色，营造出了悲壮与凄惨的氛围；《吕太后本纪》中运用忙闲交错的反差参数；《苏秦列传》中则用了冷热相济的反差参数。总之，司马迁动用了一系列的修辞手法将两种反差强烈的情调交叉使用，转换交错，使文本的叙事风格参差变化，曲尽其妙。
一、张弛
司马迁常常在事态严重时，忽然插入轻松之笔，让读者的紧张情绪得到刹那间的释放。如《项羽本纪》鸿门宴一段，整个故事在三个一张一弛的叙述层次中结束，以张弛的转换交错来调节叙述层次的组接，大起大落，波澜曲折。《孔子世家》文本先叙孔子的谱系，又叙他的出生年代，俨然教主降世似的庄严神圣，这时却忽然插入一句：“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为丘云。”这一轻松的笔调恰好调节了太过严肃的气氛。《李将军列传》在叙写李广命运蹭蹬时，却插入了一段“射石”的逸事：“出猎，见草中行，因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簇，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张仪列传》写张仪学成去游说诸侯，与楚相饮酒时，被楚相怀疑窃璧，遂“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在叙述张仪受辱挨打之后，却突然插入这样一句笑谈，不仅松弛了叙事的气氛，而且刻画了人物矢志不渝的品格。
二、刚柔
司马迁选择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乌江自刎四个典型事例，以阳刚之笔表现项羽的英雄豪气。“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胆量和气魄，既是项羽英雄霸业的顶峰，也是项羽生命才气挥洒得最为快意、最为酣畅的一个时刻。即使是在“垓下之围”时，项羽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尚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利兮可奈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羽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羽兵败乌江，乌江亭长欲用船渡其到江东，劝项羽东山再起，项羽大哭：“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用这种柔婉的笔法来叙写英雄末路的绝望和脆弱，催人泪下。《项羽本纪》在刚柔相济的情调反差中，使既是英雄也是凡人的项羽不朽了！
“刚”与“柔”这对表达文章风格的范畴源于《易经·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地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刚柔是对应于阴阳的两极性范畴，刚以高扬，柔以深婉，二者前后接续转换，便产生叙事的弹性感以及波浪式的叙事节律。清人姚鼐把文章风格类型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他不否认个人的才情使文章有所偏好，但行文的理想在于刚柔的并行互补：“吾尝以谓文章之源，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愤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刚柔相济的叙事节奏在《史记》中还有聂荣认弟、孙武练女兵、高祖还乡宴父老、文帝为慎夫人指示新丰道、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等场面。
三、虚实
《史记》上记载的神话可谓“虚”，但其功能在于以虚带实。虚指非历史性神话，或历史神话中虚构部分，实指的是事实。《五帝本纪》列于全书之首，就有以传说带动整个史实的意思。而《封禅书》“妙在将虞夏历代祀典与封禅牵合为一，将封禅与神仙牵合为一，又将河决匈奴诸事与神仙牵合为一，似涉附会，而其中格格不相蒙处，读之自见。累累万余言，无一著实话，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再如项羽最终兵败垓下时，拔剑自刎，乃人所周知之史实，此之谓“实”，然史公运用文笔细腻描叙他夜饮帐中，慷慨悲歌，洒泪别姬，渲染得一股没落英雄悲壮之气力透纸背，读者阅之，如亲临其境，历历犹如目睹，乃为之感奋、憾惜，这是何等滋味！此之谓“虚”，是太史公“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故鲁迅先生评论司马迁文笔曰：“不拘于史法，不于句字，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而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先生说：“中国古代批评家则强调，历史中有小说，小说中有历史……从中国文化的叙事审美角度来看，‘实’与‘虚’并非简单地处于对立状态，二者常有互补的成分”。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东城决战时搏出重围，“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三国演义》中写张飞长坂坡上喝夏侯就是师承这一情节的。北宋诗人张耒写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司马迁论》，文中对司马迁的夸叙不足考信之事提出批评：“其言侯嬴即自杀以报公子，而樊于期自杀以头遗荆轲，皆奇诞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进朱亥以报魏公子，不自杀未害为信，而樊于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愤然劫以浮词，以首遗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杀之也。”显然，张耒是从信史和常情的角度来评论这事的。其实，樊于期以首遗人和项羽以头赠故人一样，是他们悲慨豪迈的人格风范在激烈事变中的反映，正表现出《史记》叙事中虚实相间的风格。
四、散韵
《史记》散韵交错的语言，使行文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产生的效果是：散文叙事产生临境效果，韵文介入产生间离效果，从而使读者不断地调整心理距离，出入于情感和理智之间。如《滑稽列传》写东方朔临死前，向武帝进谏：“愿下远巧佞，退谗言。”武帝觉得奇怪：“今顾东方朔多善言？”“居几无何，朔果病死。”这几句散文叙事讲述的就是眼前的故事，司马迁行文至此，突然插入韵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两句韵文一下子就将读者的思绪拉向渺远的思维空间，暂时离开东方朔的故事，转而想到很多跟东方朔无关的人和事。再如韩信进了长乐钟室的最后结局：“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里的韵文叙事道出了封建社会君臣关系中血淋淋的真实的一面，并以其惊人的历史穿透力引起人们的反复咀嚼，随后的“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散文叙事又回到了韩信即将被斩的当下情境。
《史记》行文造句散文化的特征非常突出，全书句式长短相间，参差错落。平常人们说话，句子总是长长短短，但战国纵横家游说国君的说词，列国行人的外交语言，讲究辞章华丽，与口语产生距离。《左传》、《战国策》等书记载的外交辞令和策士的说辞，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铺陈夸饰的排比对偶的句式。到了汉代，辞赋盛行，铺陈夸张和骈偶化成为时尚。在这种风气下，司马迁也擅长作赋，《汉书·艺文志》上就记载了他的八篇赋，而且他也能熔铸长句，如“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项羽本纪》）共十五字，“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春申君列传》）共二十二字。但《史记》叙事语言的总体风格却简洁精练，如刘知几《史通》所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司马迁有意识地不造排句偶句，行文长短不齐，句式灵活生动，接近口语，富有生命力。如《淮阴侯列传》：“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信也，一军皆惊。”司马迁对一些已成对偶的句子，中间忽然加上一个单句，故意破坏那太过整齐的呆板，以构成一种不整齐的美。如《货殖列传》：“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弊欲其行如流水。”最后一个单句，就是为了破坏那太过整齐的呆板，制造韵散相间的格局。《史记》的短句多半用在紧张的场合，如“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最后这一个字是再也不能短了！吴见思对《史记》、《汉书》的语言风格进行了比较：“《史记》凡用数句排比，无一句不变，而后人不复宗法，独用呆板。盖《汉书》一出，以‘均齐整练’四字误之也。”司马迁格外注重锤炼文本的语言，他还常常叠用一字或同一类短语等，以加强人物语言的语气和文势，如《李斯列传》里的“沙丘之谋”，即是这方面的佳例。赵高见李斯尚未动心，就用利害关系去逼其就范，一连用了五个“孰与”，接着又是连续五次的反问，使整段文字一层紧逼一层，营造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令李斯不得不就范。司马迁运用这种重叠的叙事，抑扬去取、变化无穷而自成一家，堪称“文中之雄”。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司马迁之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未尝枝枝节节而为之。相其气势不至终篇，必不辍笔。”
五、异同
关于《史记》的语言风格，历代皆有评价。韩愈认为是“雄深雅健”，柳宗元概括为“峻洁”，其实“峻洁”接近于“雅健”。茅坤说“《太史公书》以风神取胜，故其遒逸疏宕”。刘熙载又以“逸”来总结。今人大都赞同“古朴、雄浑”。如果联系到司马迁的创作意图，大概命之为“雄浑古朴、激昂悲壮”较为合适。但这也只能是主导性风格或第一层级的风格。此外，各篇都有自己的风格，如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的分析：“《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乃开卷第一篇，纯用庄重整练，隐其神奇，故排句学《国语》，而秀句用子书。《尧》《舜》二纪，又采《尚书》古奥，觉另是一种笔墨。盖因作五帝之纪，遂成五帝之文，亦有纯气守中也”。徐馀庆亦云：“初读曹相国战功，战胜攻取，自然是坚韧豪迈一流人。其治天下也，必以猛济。而后半清静黄老，写得优柔儒懦。为相者，若换另一种人。作文者，亦另换一种笔，岂非千古奇事，千古奇文！”司马迁就是这样用他的天才创造力，来刻画人物的同中之异。比如写将帅作战，韩信凭借军事才能，项羽凭借天生才气，而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凭借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能写成三个不同的氛围。写将帅自尽，白起是赐剑自裁，归之于坑敌；蒙恬是被逼吞药自杀，归之于绝地脉；李广之不封自刎，归之于杀降。再如写失意，“写项羽失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失败是才气不能发展的抑郁，写信陵失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遇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失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确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住司马迁所创造的情调。”
总之，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运用了张弛、刚柔、虚实、散韵、异同等一系列的修辞手法，通过反差对比来更好塑造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从而也更好地为他的“一家言”而服务。
黎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