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45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宰鸡能手”冼星海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他在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难听。他刚到巴黎时，也是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温饱。后来，他遇到那里的中国留学生马思聪，并由他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各200法郎（约合10块银元）的学费。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有了名气。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冼星海回国后，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另外，鲁迅艺术学院的助教有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都体现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
范文澜也要“腐化腐化”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范文澜的名言。
1922年，范文澜应张伯苓之邀，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又登上南开大学讲坛，主讲“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自编教材，受到学生的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得到梁启超的好评，年轻的范文澜开始在文史界崭露头角。然而对学问有浓厚兴趣的范文澜，从那时起，不断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1927年5月，因为他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在张伯苓的帮助下才得以离开天津。1930年9月，范文澜在北平的几所大学教课，阎锡山派兵查抄他的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被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营救获释。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他说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比如老酒一次能喝五斤，在北大读书时，把宿舍的钥匙丢了，他就爬窗子进去，前后有两年之久。
1936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到了抗战时期，范文澜又一次在河南被胡宗南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出狱，然后先去了游击区，再到了延安，参加“五一”游行时，他还来不及换装，穿的是长袍。事后有人说，昨天“五一”游行，连“地主老财”也参加了。所谓“地主老财”指的就是范文澜，那个时候延安是没有人穿长袍的。
康有为给徐悲鸿当“红娘”
1895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他从小酷爱绘画，常因为画画而忘了吃饭，打下了深厚的绘画根基。在吸收西方绘画技巧后，他更是创出了自己的风格，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尤以画马突出，自成一家。他一生爱马如命，画马有神。17岁时，徐悲鸿在上海卖画、求学。他面世的第一幅作品是马，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也是马，第一次得到名家称赞的画还是马。更有趣的是他与比自己年长37岁的著名维新学者康有为成为忘年之交，也是因为画马。
有一天，在上海的徐悲鸿从康有为处了解到，犹太人哈同虽是个外国人，但崇拜中国的孔子和仓颉。哈同在上海创办了仓圣明大学，聘请康有为、王国维等有名望的老先生任教。这次学校特意征集仓颉画像，待遇优厚。徐悲鸿有心应征，但又怕画不出什么名堂来，心下很是犹豫。康有为看在眼里，说：“马最难画，因为人人都见过马；鬼最易画，就因为没见过。仓颉是神，有谁见过呢？”
徐悲鸿内心为之一动。于是，他根据自己对这个古代传说人物的理解，展开想象的羽翼，画了一幅“四目仓颉”，把仓颉描绘成一位大智大勇的四目灵光的神人前去应征。教授们看后都很称赞。这样，徐悲鸿就被优待住进了哈同花园。在此，他结识了王国维、蒋梅笙等先生并成了他们的座上宾。
徐悲鸿读过康有为的《大同书》，对其主张虽不完全赞同，但对其人却很敬重。康有为也很器重徐悲鸿的艺术才华，更欣赏徐的奋斗精神，鼓励他到早已“维新”的日本去学习深造。
其间，徐悲鸿与蒋梅笙之女蒋碧微偷偷相爱了。但因蒋碧微在幼年就由“父母之命”，与查家订了婚，而查父曾是宜兴知县，又与蒋家是世交，所以徐蒋恋情迟迟不敢公开。两人虽时时相见，但单独相处却不易，如要约会，则须有朋友们帮忙才成。而其中最热心的竟然是饱读圣贤之书，满脑子封建礼教的康有为。这个封建卫道士，在徐蒋恋爱问题上却是相当的开明和通达。他常常安排俩人在自己的住宅——辛家花园的后园相会。徐悲鸿十分感激这位身穿长袍马褂的月下老。
1917年5月，徐悲鸿决心与蒋碧微一同去日本。康全力支持，并鼎立资助。临行前，蒋留下“遗书”，诈称“自杀”。蒋父无可奈何，只得伪称女儿“暴卒”，还买了一口棺材，内装石头安厝于苏州某寺，以掩盖其“家丑”。在徐离开上海前夕，康有为还挥毫写下“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给徐悲鸿留念，鼓励他学业有成。
〖MZ（3〗华罗庚妙对数字联
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率领十多名科学家前行。途中闲暇无事，华罗庚出了一则上联，请大家续对：
三强韩赵魏
华老的上联，既指战国初期韩、赵、魏三个同时兴起的强国，又隐喻了代表团团长钱三强的名字，十分高妙。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无人想出对偶工整之句。后来，著名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笑着建议华老自续下联。赵九章的发言，为华老带来灵感，使他联想起了古代名著《九章算术》一书。于是，华老又续对下联：
九章勾股弦
著名的“九章”对“三强”，“勾股弦”对“韩赵魏”，十分工整对应，又嵌入了赵九章的名字，真是工对之极，堪称妙联。
李四光怒打英国水兵
曾任地质部部长的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不仅创立了地质力学的学说，为我国的石油开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主义者。
有这样一个故事，至今还流传着。
1924年李四光任北大地质系教授，一次，他带领学生去三峡考察，在路过宜昌时他看到街上围着一群人，并听到用英语斥骂的声音。此时，李四光挤进人群，见两个英国水兵正在拳打脚踢一个跪在地上的黄包车夫。李四光看到这种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举起双手左右开弓扇了英国水兵几个耳光子。同时，用流利的英语大声喝骂道：“你们凭什么打人！你们这些畜牲！无耻之徒！”两个英国佬被打得蒙头转向，又听到如此流利的英语，一时不知所措，待醒悟过来打算还手时，早已被举着地质锤的学生们团团围住，两个洋鬼子见势不妙赶快挤出人群逃跑了，在场的学生和民众，都盛赞这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魄力。
竺可桢扫地知灾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和教育殿堂上大师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
1964年2月6日，他和李四光、钱学森一起，有幸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有了这个“红色”的背景，才使他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有限，才有可能把他最后几年的所见所闻写进近800万言的日记中。
在1966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今日将扫地所得的灰尘用磅秤称之，得14两（英磅），估计约为400克，面积138米×168米＝2318平方米。由此求得每公顷可得170公斤，即6公顷地上，下1吨重微尘。”
这是大自然恶化的消息了，是现在全国每年由北及南几场骇人的风沙的警报了。一个科学家“求是”的真诚态度和“可为而不能为”的无奈处境，令竺可桢痛苦不堪。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带着他积年的困惑病逝于北京医院，他没能亲眼看到“文革”后春风扑面的科技新时代。
黄纯尧“刁难”徐悲鸿
著名画家黄纯尧教授是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得意门生。黄教授与徐悲鸿先生之间不仅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还有许多亲如挚友的轶闻趣事，至今传为美谈。
徐悲鸿先生待人宽厚豁达，对同事、朋友以至学生都从来不“摆架子”。有一次，徐悲鸿同他的学生黄纯尧讨论艺术创作的事，说到高兴时，老师突然对学生说：“我来出个题目，你来画一幅画，怎么样？”黄纯尧答道：“老师请出题。”
悲鸿先生不紧不慢地对黄纯尧说：“我的题目很简单：画一个扛着猎枪的猎人，带着一只猎犬进大山去打猎。但有一条规定，这幅画只能用3笔完成。你能画出来吗？”黄纯尧思索有顷，微笑着回敬道：“老师，您的规定太严格了，学生我3笔是无法完成的……不知老师可否做一下示范。”
悲鸿大师二话不说，从画案上拿起笔来就画。第一笔画的是一条有起伏的曲线，表示一座大山；第二笔画的是一根既粗又短的直线，表示猎人进山时露出的猎枪枪管；第三笔画的是一段浸墨的粗线，表示“进山猎犬”的尾巴。黄纯尧面对这幅只用3笔就画成的大写意之作，不能不对悲鸿大师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表示由衷的佩服。但他迅即就对大师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反击”：“恕学生冒昧，我也想出一道题回敬老师，不知吾师意下如何？”悲鸿大师一声朗笑：“来而不往非礼也，怎么知道我愿不愿意？画什么，你就赶快出题嘛！”
黄纯尧出的题看来并不复杂，“画一幅三十晚上猎人在森林里打鬼的画。”悲鸿大师先是一怔，随即问道：“几笔完成？”黄纯尧神秘地回答说：“请老师鉴谅，一笔都不给。”悲鸿大师惊疑地反问道：“一笔都不给，你画得出来么？你说给我听听，怎么画法？”黄纯尧笑答曰：“把装墨的砚盘翻过来，涂上一层墨汁，放在白纸上使劲地一摁，纸上便留下了一片墨迹。这不就是三十晚上打鬼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么！”徐悲鸿先生一阵大笑之后给了黄纯尧一拳：“你这小子可真够调皮呀！”
老舍出题难倒齐白石
当年老舍常常以古诗句为题，出给齐白石，让他以诗意作画。后来老舍的题目越出越难，一句“蛙声十里出山泉”难住了老画家。齐白石思考了三天三夜，最终在“泉”上找到了突破口。虽说“蛙声十里”，但没有画一只蛙，而是在峡谷间的流泉中点缀了几只小蝌蚪顺流而下，几座远山，蝌蚪仿佛由水的源头游来，那么它们的母亲就一定在那里了。绝妙的构思使得这件作品成为他晚年的杰作。
〖MZ（3〗张大千的“二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