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我国现代画坛一代宗师。他和他二哥张善孖喜爱并擅长画虎，素有“虎痴”之称。而画艺和名气都在二哥之上的张大千，不愿压倒二哥，故很少画虎，即使偶尔画之，也是为了消遣自娱，从不送人，更不出卖。
1935年春。有一天，兄弟二人在一起喝酒，喝得酒酣耳热之际，张大千对二哥说：“我今日作一幅画，你来补景题诗，以表我们兄弟之谊。”接着，他画了一幅六尺中堂《虎啸图》，画毕，酒力也涌上来了，笔一扔，就被人扶着休息去了。张善孖当即在画上补景做诗，还写了褒赞大千弟的跋语。这时，恰好有一日本人来访，见了这幅由极少画虎的张大千画的虎，“虎痴”补景题诗的画，知道它珠联璧合，价值不同一般，便再三请求善孖先生割爱，价钱再高他也要买。见善孖犹豫不决，他继而用激将法说：“虎公，你应该让人知道你八弟还擅长画虎！这样你就让他更扬名了！”善孖心想有理，为扬弟名，就将画卖了。
此事不胫而走，第二天就有一个字画商找上门来，一见张大千，就连声赞扬他画虎技艺超过了其兄，愿以高出其兄十倍之价收买其虎作。昨日之事，张大千本来早已忘掉了，经字画商一提，马上明白了，扬起手狠狠地往额头上一击：“酒呀，酒呀，你真误事！”便顺手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刷刷写了两行字回答字画商：“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自此，张大千立下“二戒”：一戒画虎，二戒酗酒。
丰子恺画羊
丰子恺先生是一个大文学家和大漫画家。可是，有一次，他画羊却出了洋相。
丰子恺的故乡是在浙江省桐乡市的石门镇。石门人都喜欢吃羊肉，因此那里的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湖羊。一个小小的石门镇，竟然长年开着十来家羊肉馆。
丰子恺也喜欢吃羊肉，因此，他也是这些羊肉馆的常客。常吃羊肉，自然就对湖羊产生了好感。
有一天，丰子恺忽然灵感来了，研墨挥毫画就了一幅题为《卖羊》的漫画：一个农人牵着两只湖羊，到羊肉馆来卖给老板。画好后，丰子恺觉得很满意，就带上漫画来到羊肉馆，想让老板和顾客们也欣赏一番。谁知道，一位农民顾客看了却连连摇头发笑。丰子恺觉得纳闷儿，就上前虚心地请教他因何而摇头发笑。那农民说，多画了一条绳子。丰子恺听了，回过头来又仔细看看自己的画，觉得想不通：两条绳子牵两只羊，哪里多了绳子？这时，那个农民站起来认真地告诉他，牵羊只需牵头羊，不管多少只，只要一条绳子就够了。
此时，丰子恺才恍然大悟。
郭沫若苦学二三事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才学卓著的文豪，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古文字学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与此同时，他勤奋苦学的精神也十分感人。
郭沫若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时，老师讲历史课——《十六国春秋》，其中有许多胡人的名字，跟外国人的名字一样，非常难记，因而记人名便成为当时历史课的一只“拦路虎”。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一天，郭沫若约了一位要好的同学躲进一间阴暗的自修室里，两人苦读硬记，进行比赛，直到把整本历史课本一字一句背得滚瓜烂熟才走出屋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即使在年假期间，郭沫若都手不释卷，天天苦读。有一年年假期间，他把太史公司马迁写的《史记》，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并一篇一篇地进行分析、校订和评价，在旁边写下批注，连《伯夷列传》里有一句被历代注家解释错了的话，他都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并加以校正。对其中一些精辟言论和难得的资料，郭沫若视为珍贵财宝，不惜时间和精力整篇整段地用毛笔把它抄录下来，放在案头，随时翻阅学习。
郭沫若一生写了不少诗词和文章，论著宏富。但他从事著述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让旁人代为抄写，一律都是自己动手。即使到了晚年，在他年近80高龄撰写《李白与杜甫》这部研究性著作时，因视力减退，有人提议让别人代抄，可他仍然不同意。他的不少书都是前后几次易稿，全都是他亲自逐字逐句地反复进行斟酌、锤炼、修改和抄写而成的。
郭沫若的这种勤奋苦学的精神，始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京剧脸谱的象征意义
京剧脸谱艺术是广大戏曲爱好者非常喜爱的一门艺术，国内外都很流行，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
脸谱来源于舞台，大家在有些大型建筑物，商品的包装，各种瓷器上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上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的脸谱形象。这远远超出了舞台应用的范围，足见脸谱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说明脸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许多国际友人、国内的有识之士出于对中国戏曲脸谱的好奇与喜爱，都在探索脸谱的奥秘。
大家看到的脸谱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工艺美术性脸谱。这类脸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想象，在石膏材质的脸形上，用绘画、编织、刺绣等手法制作出形态各异，色彩图案变化多样的脸谱制品，这类脸谱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另一类是舞台实用脸谱。这类脸谱是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的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和纹样的脸谱。
关于舞台脸谱的起源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源于我国南北朝北齐，兴盛于唐代的歌舞戏，也叫大面或代面，是为了歌颂兰陵王的战功和美德而做的男子独物，说的是兰陵王高长恭，勇猛善战，貌若妇人，每次出战，均戴凶猛假面，屡屡得胜。人们为了歌颂兰陵王创造了男子独舞，也戴面具。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勾画脸谱是用来助增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相貌特征，身份地位，实现丰富的舞台色彩，美化舞台的效果，舞台脸谱是人们头脑中理念与观感的和谐统一。
红色脸象征忠义、耿直、有血性，如：“三国戏”里的关羽，《斩经堂》里的吴汉。
其他：有讽刺意义，表示假好人。
黑色脸既表现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如“包公戏”里的包拯；又象征威武有力、粗鲁豪爽，如：“三国戏”里的张飞，“水浒戏”里的李逵。
其他：表示阴阳中的阴，用于鬼魂。肤色较黑或面貌丑陋。
白色脸表现奸诈多疑，如：“三国戏”里的曹操，《打严嵩》中的严嵩。
蓝色脸表现性格刚直，桀骜不驯，如：《上天台》中的马武，《连环套》里的窦尔墩。
紫色脸表现肃穆、稳重，富有正义感，如：《二进宫》中的徐延昭，《鱼肠剑》中的专诸。
其他：面色不好，丑陋。
金色脸象征威武庄严，表现神仙一类角色。如：《闹天宫》里的如来佛、二郎神。
绿色脸表示勇猛，莽撞。
其他：绿林好汉。
其他还有黄色脸、粉色脸、银色脸等。
“脸谱”是中国传统戏剧里男演员脸部的彩色化妆。这种脸部化妆主要用于净（花脸）和丑（小丑）。它在形式、色彩和类型上有一定的格式。内行的观众从脸谱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个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聪明还是愚蠢，受人爱戴还是使人厌恶。京剧那迷人的脸谱在中国戏剧无数脸部化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京剧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和变形的图形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征。眼睛，额头和两颊通常被画成蝙蝠、蝴蝶或燕子的翅膀状，再加上夸张的嘴和鼻子，制造出所需的脸部效果。
中山装是孙中山命名的吗
中山装的最初款式为：上衣为立领﹑前门襟﹑9粒明扣、4个压爿口袋，背面有后过肩﹑暗褶式背缝和半腰带。1922年，中山装改为立翻领﹑7粒扣，下口袋为老虎袋。后又改成现在的款式：上衣为立翻领，有风纪扣；衣身三开片，前门襟，5粒明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3cm的插笔口。高档中山装，在袖口部位有3粒饰扣。与中山装配套的裤，一般采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裤。
关于“中山装”的来历，据《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这里提到的黄隆生是一位越南的华侨，开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的店购物。黄得知这个顾客就是孙中山时，当即要求加入兴中会，为革命出力。
中山装就这样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了中国男装一款标志性的服装，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见到由它演变而来的时尚服饰。
中国旗袍的起源与演变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顺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边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装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三四十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