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四个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2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期。
毛泽东整治“三害”
毛泽东尚未进入中南海时，就命令罗瑞卿在北京禁娼，毛泽东说：“新中国不允许娼妓泛滥，黑道横行。”1949年9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作出禁娼决定，人民政府查封妓院，改造妓女，仅用几年时间就将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制度彻底根除。
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就亲见妓女拉客的场景，他在舞台看戏，他的警卫员小王就在汽车附近巡逻。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陌生姑娘去拉小王的衣角，跟他说：“睡一觉，两块钱，干不干？”小王就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小姑娘就一下跑进了胡同，陈毅知道这个事情后，觉得生气，但是又觉得这个妓女很可怜，为了两块钱就卖身。此事恐怕与后来政府下决心尽快禁娼不无关系。
1951年11月25日，上海禁娼正式开始，据当事人回忆，妓女与老鸨、龟头、流氓、恶霸等是分开处理的，后者立马关押，强制劳动改造，前者被接到公安局，“她们到了公安局以后，看到的不是手铐，是热气腾腾的夜点心，她们就一愣。那些工作人员都称她们为姐妹，说：‘姐妹们，你们来了，辛苦了！’她们就很感动。”为治疗这些妓女的性病，陈毅特批用准备给志愿军用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给这些“姐妹们”用，当时的盘尼西林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妓女早期的梅毒患者，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一百多元才能治愈她早期的病，而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九十元，所以治疗一个人的费用要超过一两黄金。从1953年开始，这些改造完成的姐妹们陆续走出了教养所。她们有的赴新疆、甘肃参加劳动生产；有的进了工厂，后来还成为劳动模范；有的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得幸福美满。
一般说来，卖淫者自身可能有好逸恶劳、追求畸形生活方式的内因，但更大的因素是来自这个“笑贫不笑娼”、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社会环境，还有底层平民妇女就业无门，被骗、被胁迫、被控制的种种外在因素。
毛泽东在旧中国看遍了毒品对老百姓的危害，旧中国一直是西方毒品贸易的最终消费地，鸦片当时有进口和国产两种，“白面”就是海洛因，还有打吗啡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货币贬值崩溃，种种取代货币的硬通货出现了，鸦片等毒品也是抢手的硬通货，可以直接用来买卖人口和枪支，可见民国毒品泛滥到何种程度！市民上街都要小心踩到倦伏在地上的吸毒倒毙者，而被毒品害得家破人亡者何止千万！
解放后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查禁毒品。1952年4、5月间，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据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共登记制造贩运毒品的毒犯36万人，关押35万人，处决大毒犯880人。最重要的是这个成果非常持久，新中国没有诞生一个新吸毒者，原因可能是人人精神充实，热爱生活，有理想有目标，不苦闷，自然不会有人再去碰毒品了。
赌博这一恶习在旧中国何其泛滥，只举一例足以，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对岸蒋军各位长官苦闷之余便打麻将以赌消磨时光，正兴起时老蒋密访至此，众人皆骇，谁知蒋委员长二话不说坐下便摸起牌来，众人自然要“侍驾”喂牌，果然不一会儿委员长便和了牌，并兴起说了一名言：“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防务就拜托各位了！”蒋介石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呀，当时赌博之风可见一斑。
洞察赌博危害的毛泽东三申五令禁止赌博，严厉打击各地的赌头赌棍，查禁各地明赌暗赌场所，自此打牌打麻将不再“挂彩头”，变为文明的娱乐方式，各种由此产生的刑事民事案件基本杜绝，老百姓更多的参加户外远动和锻炼，中国人民身体素质明显提高。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
1949年初，三大战役已取得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讲了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句话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内外形势做出的经典论断。
“另起炉灶”意思是指新中国要同旧中国那种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对国民党政权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一概不承认，然后在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新中国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有意将和这些国家建交的时间向后推移，利用这个时机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清除干净，不给帝国主义留下在中国进行破坏的余地；另一层含义是指把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逐步进行审查，凡是损害中国利益的都要废除，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一边倒”意指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边。这句话的提出也是有一定背景的，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对外关系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和美友好，疏远苏联；二是亲近苏联，疏远美国；三是奉行中间路线，兼亲美苏。
1949年6月，国民党要员张治中向中共建议在外交上采取中间路线。但从中国面临的局面看，亲美和采取中间路线是困难的。因为美长期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时，美又站在台湾当局一边，拒绝承认新中国。二战后，在冷战形势下，中国作为大国很难保持中立，而当时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中苏又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联系，况且，从中国国家安全来考虑，“一边倒”能得到苏联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倒向社会主义苏联是中共当时惟一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边倒”并不是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惟苏联是从，如果有损害中国主权的事，中国坚决反对。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苏联访问，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表明中苏确立了结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总之，关于中国外交方针的这三句话，是中共根据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利益和从意识形态出发，经过慎重考虑而提出的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这个方针实际上奠定了新中国建国初头十年外交的基本格局，也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男孩救了十九兵团司令部
1951年2月中旬，朝鲜正是一片冰天雪地，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刚刚进入朝鲜，即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白天根本无法行进，载着兵团指挥机关的四节车厢被火车头拖进定州南边的隧道里，准备隐蔽到夜间再行进，车进隧道，一片漆黑，外面的敌机来往轰鸣，炸弹爆炸声不绝于耳……。终于等到了傍晚，要出发了，突然，哐当一声，车厢缓缓而动，渐渐滑出隧道，司令员杨得志一愣：好像车厢不是被车头拉着向前走，而是往后退。就在这时，车速骤然加快，车身向前倾斜，小桌上的茶缸、水壶直往下滑，叮当乱响，“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喊。
“糟了，我们的车厢没有车头了！”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向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报告。杨得志不由一惊，车厢正如脱缰野马顺着山势急速向后滑下去！“拉制动！”李志民喊道。几个人奔向制动闸使劲扳拉，但由于坡度太大，车速太快而无济于事，怎么办，郑维山副司令员：“跳车，快组织跳车！”不行，杨得志赶忙制止，说：“车速太快不能跳！”
很快车厢便驰到定州车站，远处迎面停着一列货车，一旦相撞必是车毁人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月台上奔过来一个小男孩儿，迅速扳开道岔，车厢掠过货车，缓缓停在另一条铁轨上，杨得志、郑维山跑下车来向这个朝鲜男孩子道谢，一个会说汉语的朝鲜老汉告诉杨得志，成年人都上前线了，这个男孩子就是这里的扳道工兼警卫，警卫员送给他饼干和罐头，男孩子对着老汉说了句什么，老汉翻译：谢谢志愿军！杨得志激动得把男孩子抱了起来。
每当提起这件事，杨得志司令员都后怕：如果没有这个勇敢的男孩子，敌人就等于不费一枪一弹端掉了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指挥部的“老窝儿！”
毛泽东选秘书
毛泽东一生用过很多秘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
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作为他的秘书也必须是高水平的，他的几个主要秘书都是经他本人发现和挑选的。他欣赏有思想，有学问的人。
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的一个重要标准须是要“有学问”。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三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发现“乔木是个人才”，所以点名要调胡乔木当秘书。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胡乔木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他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由于胡乔木出色的文字能力，他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大手笔”。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争论，陈伯达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伯达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才正式选调田家英为自己的秘书。
毛泽东喜欢吟诗赋辞、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例如，读书填词是毛泽东的一大爱好，也是胡乔木的最大爱好。上世纪60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身边多年，在休养期间，他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习作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乔木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正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江青曾斥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于两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伯达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上世纪30年代，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一读了好书，便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龄的沟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这成为了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澜以清廉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