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朋友圈中很有名，那他肯定是因为他讲的故事而出名的。布莱恩就是我见到的最会讲故事的人之一。他性格开朗，在任何场合都能讲出诙谐又尖锐的故事。
布莱恩先生在约克州的演讲（我在那陪着他）得到了极大的赞赏。这次演讲特别关注的是增加两大英语国家之间的真诚友谊，希望和平和友善能够长期存于两国之间。当他给我念他的演讲稿时，我觉得“长期”这个词用得不够好，我说：
“国务卿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提个建议，我不是很喜欢‘长期’这个词，为什么不说‘永远’存在呢？”
“好，这样就很完美了！”
他在演讲中就改成了：“希望和平和友善永远存于两国间”。
在从约克镇回来的路上，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夜晚。月光下，我们坐在船尾，军乐队在船头演奏，我们谈起了音效的问题。布莱恩先生说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在加菲尔德总统葬礼上听到的“不久以后的美好”，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被音乐感动最深的一次。他还要求军乐队最好能演奏那首曲子。他和格莱斯顿都很喜欢古朴的音乐。他们很喜欢贝多芬，精通古典音乐，但是却欣赏不了瓦格纳的歌剧。
在回答我问他关于他在国会中听到的最成功的演讲的问题上，他说是一个德国人的，是宾尼法尼亚州的前州长里特。当时关于给内陆地区淡水供应拨款问题的第一个法案尚在讨论中。国会的成员意见分歧很大。“狭义解释宪法派”的人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只有海港是直属联邦政府的。争论异常激烈，却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果。这时，里特州长慢慢地第一次站了起来，这震惊了整个国会，全场立即安静了下来。这个老德国人要说什么——他从来没在国会上说过话。只听他说道：
“各位发言者们，我对宪法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如果宪法是让人在咸水里洗澡而不是在淡水中，那么我不会给它一分钱。”国会中立即传来抑制不住的哄堂大笑，这个法案就这样被通过了。
新的问题紧接着又产生了。用最慈善的方式去花政府的钱，去雇佣陆军和海军的工程师。政府如何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回报。我们的宪法应做到怎样的收放自如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新需要。如果我们今天有权解释宪法的话，那么让谁来制定宪法？
我觉得布莱恩先生最精彩的故事是下面这个：
在奴隶制度的时代，奴隶们住在俄亥俄河堤上。一个叫扎吉·法兰西的著名民主党人说他想把一些反对奴隶制的朋友们引入他的办公室，其中有第一个逃跑的黑人，他渡河后，秘密逃往北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想要逃走。以下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扎吉：“你是从肯塔基州逃过来的吗？我想是因为主人不好？”
奴隶：“哦，不，他很好，人很善良。”
扎吉：“他给你的工作太多了？”
奴隶：“不，我这一生都没有过度工作。”
扎吉踌躇地问：“他没有给你吃饱？”
奴隶：“在肯塔基州会吃不饱吗？不，他给我很多吃的。”
扎吉：“他没给你衣服穿？”
奴隶：“有给我足够多的衣服。”
扎吉：“你没有舒适的家？”
奴隶：“哦，这让我怀念起我在肯塔基州住的房子。”
停顿了一会之后，扎吉说：“你有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主人，你不用过度工作，有足够吃的，有衣服穿，不错的房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逃跑。”
奴隶：“好了，扎吉，我逃离那个环境是为寻找一个开放的环境。”
扎吉明白了。
“自由是最大的吸引力，那些安于现状的奴隶们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不同肤色的人们为了获得解放冒着一切的危险，这最好地证明了他们将会逐渐地走向并最终能成为一个具有完整身份的共和国公民。
在克鲁尼的时候，我从未见过布莱恩是那么的高兴。他完全成了一个孩子，而我们则是一个嬉闹玩耍的小团体。他从来没有钓过鱼，一开始他有点笨拙，但是很快地就熟练起来，我永远忘不了他第一次钓到鱼的情景：
“朋友，你教会了我生活中一个新的乐事。在缅因州有上百个湖可以钓鱼，我以后要把我的假期都在钓鱼中度过。”
克鲁尼的六月是没有夜晚的。迎着明亮的落日余晖，我们在草地上跳起舞来。布莱恩的妻子，道奇小姐，布莱恩先生和其他的客人都在尝试跳苏格兰的里尔舞，并且发出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的叫声。我们这两个星期玩得很愉快。后来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纽约的家中吃晚饭的时候，客人们都是当时在克鲁尼的玩伴。布莱恩先生说他发现真正的假期就应该像在克鲁尼的那些日子，“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
1888年，哈里森总统任命布莱恩为国务卿，当时他是在和我们一起出游的路上。布莱恩夫妇、玛格丽特·布莱恩、哈尔议员、道奇小姐和沃尔特·丹罗斯与我们一起，从伦敦出发到克鲁尼城堡。在靠近目的地时，我们发现军官和市政要员都穿上了华丽的制服到酒店来迎接我们。我和他们在一起，突然布莱恩闯进我的房间，拿了封电报给我看，并问我这封电报是什么意思。它写着：“用密码。”这是来自正在芝加哥开会的埃尔金议员的电报。布莱恩在前些天曾经发过电报，除非俄亥俄州的谢尔曼州长同意，不接受任何任命，然而，埃尔金无疑是想要确定地与布莱恩先生直接通信，而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介入。
我对布莱恩说这个议员曾经在我们出发前打电话说要和我见面，并建议我们给这些优秀的候选人一些侧面的评价。我给他说了一些，还抄了一份副本放在我的笔记本里。我找到了它：布莱恩是“胜利者”，哈里森是“王牌”，新泽西的费尔普斯是“明星”等等。我给“王牌”和“明星”发了电报。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晚上，我们都休息。第二天的聚会来的都是这个城市的权威人士，主要的通道和宫殿的街道上都挂满了彩旗。人们呼唤布莱恩，他作了简短的演说。在那之后，一封电报递到了他的手上：“哈里森和莫顿提名。”费尔普斯落选了。布莱恩组织最高政府的机会得到通过，这是这个国家大多数讲英语的人选举的结果。
由布莱恩出任国务卿被认为是哈里森内阁中任职最确定的成功，而泛美大会是他最灿烂的政绩。就是在这期间，我有了唯一的从政机会，成为泛美大会的代表之一。这让我对南美各国及其各种各样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除了巴西，所有泛美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一天上午，大会公布了一部已获批准的新宪章，巴西也成为我们团体中的一员，这个组织共有17个成员国——如今已有21个。各成员国都对巴西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我发现南美各国的代表有点怀疑他们的兄弟国——美国的动机。敏感的精神独立显然已经成为我们认可的职责。在这点上，我认为我们是成功的，但它后来也使得各国政府都小心翼翼地考虑到我们邻国的感情。这虽然是不可控制的，但是我们应该寻求完美平等的条款以达成友好的合作。
我坐在曼纽尔·金纳塔的旁边，他后来成为阿根廷的总统。他对会议的进程很感兴趣，有一天，他对一个小问题相当不满意，由此还引起了他和布莱恩主席一场激烈的对话。我认为这是由于翻译错误而引起的误会。我站起来，悄悄走到主席后边，轻声和他说，如果能够暂停一会，我觉得这个分歧能够解决，他点头同意。我回到我的座位上，提议休会。在休会期间，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正当我们要离开大厅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代表一手搂住我，另一只手在拍着我的胸膛，说：“卡内基先生，你这里的东西比这里的还多。”——指着我的口袋。我们南方同胞们的表达方式真可爱。温暖的气候孕育出火热的心。
前面我已提到过，哈里森总统和我一起从华盛顿到匹兹堡，去参加卡内基礼堂和图书馆的揭幕仪式，这是我捐赠给阿尔勒格尼城的。我们白天乘火车经过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总统特别喜欢欣赏沿途的风景。到达匹兹堡已经是晚上了，火光熊熊的高炉和巨大的烟柱令他很惊奇。他是第一个到匹兹堡访问的总统。然而，老哈里森总统，他的祖父，曾在大选后从这里换船到华盛顿。
揭幕仪式由于有总统的参加而盛况空前。第二天早上，总统想参观我们的钢铁工厂，在被护送到工厂后，他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我把各个部门将要继位的经理召集起来，并一一给他介绍。最后，当介绍到施瓦普先生的时候，总统转身对我说：
“怎么回事，卡内基，你给我介绍的都是些孩子。”
“是的，总统先生，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孩子？”
“是的，能干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他评价道。
他说得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么能干的年轻人了。他们被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而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如果这些收益不能和他们的付出成正比，那么很难长久地保持这些年轻人的责任心。“合伙人”与给“雇佣工人”所得的报酬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此行，总统不仅访问了匹兹堡，还访问了与之一河之隔的阿尔勒格尼。匹兹堡城市理事会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要捐钱在匹兹堡建一个图书馆和礼堂被拒绝后，阿尔勒格尼政府曾经问过我是否能把钱转捐给他们，后来我同意了。总统这次访问了阿尔勒格尼，并在那儿参加了图书馆和礼堂的揭幕仪式，忽视了匹兹堡，这让匹兹堡政府很后悔。他们派人来在参加完揭幕仪式后，问我能否重新考虑给匹兹堡的捐赠。如果可以的话，匹兹堡政府同意增加更大的一笔维护费用。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捐赠了100万美元，而不是上次提议的25万美元。从此启动了卡内基协会。
匹兹堡政府对艺术事业上的花费很自由。中心管弦乐队已经成立很多年了——这是波士顿和芝加哥仅有的能够在美国其他城市吹嘘的资本。图书馆、画廊、博物馆和音乐礼堂的成功——在无边的大楼中进行着高贵的四重唱——都是在我一生中让我满意的主要贡献。这是我的纪念碑，因为这儿是我早年生活和创业的地方，今天我非常地热衷于给这个亲爱的烟雾老城市作贡献。
在匹兹堡的时候，赫伯特·斯宾塞提到我第一次要求为匹兹堡捐建图书馆被拒绝的事情。当我第二次为匹兹堡捐款的时候，他给我写信说他不能明白我为什么能接受；如果换成是他，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值得我这样做。我给这位哲学家回信说，如果我的第一次捐赠被匹兹堡接受的话，他们可能会对我表示感谢，但我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出于寻求个人的荣誉和纪念价值来做这件事的。其实，我认为只要是对匹兹堡人们有益的事，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创造出我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