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总统曾经是一个军人，作为总统他有点好斗的倾向，他的态度让他的一些朋友有些担心。他反对就白令海问题作出公断，主张应该采取强制手段来解决。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加拿大的讲话中不得不批判布莱恩为解决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他还支持主张用武力对抗南方的法案。幸好，在他身边的人总能提出沉着冷静的劝谏，成功地劝阻了他。
在与智利之间产生争端时，曾经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没有办法阻止总统采取行动了，而这会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他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因为智利当局针对他的行为发表了非常轻率的言论。我到华盛顿去看看我能否作些和解工作，因为，作为泛美大会的成员之一，我认识南美许多国家的代表，并且跟他们有不错的交情。
非常幸运的是，我刚走进酒店就碰到了密苏里州的亨德森议员，他也是泛美大会的代表之一。他停了下来，我们互相寒暄了一番。这时，他看着对面街说：
“总统在对面向你招手。”我穿过马路。
“你好，卡内基，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不久，总统先生，我刚进酒店。”
“你来这有什么事吗？”
“想和您谈谈。”
“好吧，那我们就边走边谈吧。”
总统挽着我的胳膊，时值黄昏，我们俩在华盛顿的街头漫步，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期间，我们的谈话进展得很顺利。我对他说他曾经任命我为泛美大会的代表，他曾经让南美国家的代表们确信在他们分开之时所举行的阅兵大典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不是要向他们炫耀我们的军队，而是要确切地告诉他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也不需要什么，我们是这个泛美大家庭中的老大哥，无论引起什么争论，都会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此，我对他现在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感到很惊讶和难过，只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争端，就对小小的智利威胁要将其诉诸于武力。
“你是个纽约人，只考虑生意和钱。这是纽约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从不在乎共和国的尊严和荣誉。”他说。
“总统先生，我是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美国人之一。我拥有一个最大的钢铁制造厂，光这个就能让钱哗哗地流进我的腰包里。”
“哦，你的情况的确如此，我刚忘了。”
“总统先生，如果我要打架，我会挑一个和我相当的对手。”
“难道你会因为这个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允许它对你进行侮辱和败坏你的名誉吗？”
“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能败坏我的名誉，除了我自己。名誉的损害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看见我们的水手在沙滩上被攻击，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而你对此会无动于衷？”他问。
“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的名誉不会因每次在酒醉的水手中发生的纠纷而受到损害。况且，这些人也不全是美国的水手。他们中有些是外国人，从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受到责问的应该是他们的船长，他在当地发生骚乱的情况下还允许他的船员们上岸。”
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直到走到白宫的大门前。那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先生告诉我他晚上有约，并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他说，只是家庭式的聚餐，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谈。
“我深感荣幸。”我说。然后我们就道别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布莱恩先生，他是当时的国务卿。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迎接我：
“哦，昨晚为什么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布莱恩夫人从总统那听说你来了后，她说：‘真是的，卡内基先生来了，我这儿居然还有一个位置空着。’”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觉得昨晚没有来见你是种幸运。”然后我告诉他我昨天碰到总统先生的事。
“是啊，”他说，“这真的是幸运。要不然总统该认为你和我串通一气了。”
没一会，西弗吉尼亚的埃尔金议员也来了，他是布莱恩先生的至交，也是总统先生的好朋友。他说总统先生和他说，他和我就智利事件讨论了一晚上，他说我热切地关注着这个问题。
“好了，总统先生，”埃尔金参议员说，“卡内基先生和你说话时不可能像我那么直白。他比较敏感，他和你说话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有所保留了。”
总统先生说：“我敢向你保证，我没看出他有一丁点儿保留的迹象。”
这个事件终于得到了解决，这都多亏有布莱恩特色的和平政策。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使美国免于外交纠纷。“好战的美国人”这个名声的确不适用于形容布莱恩先生，美国的民众也不会接受这个称号的。
在那天晚上的晚餐中，我和总统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看起来显得有些精神不济。我冒昧地对他说他需要休息，无论如何他应该去度个假。他说他很想坐上缉私船离开几天，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布拉德利刚去世，他要找到一个优秀的接班人。我说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钓过鱼，他和我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无法无私地客观地评价对方，但是你去调查一下——希拉斯先生，在匹兹堡。总统先生照做了，并任命他为大法官。在任何地方，希拉斯先生都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如果希拉斯先生不是总统先生想要的人，那么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的推荐，总统先生也不会考虑重用他的。
在白令海纠纷的问题上，总统被索尔兹伯里对已达成的协议的批判激怒了。总统决定拒绝接受其他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在这件事上，布莱恩先生也支持总统，而且他由衷地感到愤怒。索尔兹伯里勋爵曾经通过他的大使表示对布莱恩所提出计划的赞同，但现在却反悔。我发现他们都是持着互不妥协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总统的态度尤其强硬。我和布莱恩先生私下聊天的时候，我对他解释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没什么权力。由于加拿大的抗议，他不能强迫别人草率地接受这个协议。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他同时和纽芬兰这边也存在纠纷，纽芬兰坚持这个问题的解决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在英国，没有任何政府会把加拿大的不满加到纽芬兰上，索尔兹伯里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过了一会儿，布莱恩相信了这点，并成功地取得了总统的同意。
白令海问题的系列纠纷引发了相当有趣的形势发展。有一天，约翰·麦克道纳德爵士，加拿大的总理到访华盛顿，并要求布莱恩先生就这个问题为他和总统安排一次会面。布莱恩说他会问问总统的意见，明天上午再给答复。
“当然，”布莱恩先生说，“我深知总统不可能与约翰爵士和他的朋友们进行官方会面，等他们打电话问我就这样告诉他们。”约翰爵士说，加拿大是独立的，“就像纽约州在联邦中的地位一样。”布莱恩先生回答说他担心如果他作为加拿大总理曾经获得与纽约州当局会面的机会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听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评论，纽约当局也会这样。
总统和布莱恩都深信英国政府不可能履行这个由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仲裁决议，然而，他们却同意并接受了。这让布莱恩先生非常痛心。他曾经建议英国和美国应该在白令海设条小船，在双方的任一领域内大家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上船或用其追捕钓鱼船——事实上就是联合武警。为了索尔兹伯里应得的声望，他给英国的大使朱里恩爵士发了封电报祝贺布莱恩先生提的“英明的建议”。它本来可以给双方同等的权利，并且成为任何一方或者双方首次历史性标记——一个正义的、兄弟般的约定。后来，朱里恩爵士让布莱恩先生看了这封电报。我在此提及这个是为了建议那些能干的和反应迅速的政治家们，虽然内心是渴望合作的，有时却无法实现。
布莱恩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远大的眼光、准确的判断以及和平的支持者。在白令海问题及与智利的战争纠纷上，都显示出他的冷静、明智和对和平的追求。他尤其努力促进我们英语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他对法国在我们国家独立战争期间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无限感激，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警惕。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展开的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是对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讨论。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说在他们的印象中布莱恩先生总是对他的祖国怀有敌意。据我对他的了解，布莱恩断然否认。他以有关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信件为例子来回应这个说法。他回答：
“当我成为国务卿后不得不处理有关于这个条约的事务，我惊讶地发现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通知我们，你们国王陛下所‘期望’的，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务卿则要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所‘斗胆地希望’的。因而，当我收到急件通知我们你们的国王陛下期望什么的时候，我就回信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期望’什么。”
“好了，你承认你改变了公文的性质？”这像利箭一样射向了他。
他像闪电一样迅速作出回应：“只能算是条件改变了。美国早就已经过了因为权力而把‘期望’说成‘斗胆希望’的时代。我只不过是配合你们的例子而已。如果你们的国王陛下也用‘斗胆希望’一词，那么我们的总统也将永远可以这样做。恐怕只要你们用‘期望’一词，美国将只能用‘期望’来回敬了。”
一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及苏格兰钢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田纳特爵士一起共进晚餐。晚餐期间，张伯伦先生说他的朋友卡内基是个好人，大家看到他成功都觉得很欣喜，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每年要给他100多万英镑的补贴，就只是因为制造钢轨。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们可不是这样想的。我对铁路非常感兴趣，我们以前只能以90美元每吨的价钱向你们购买钢轨——所要花的钱一点都不少。现在，在我从家里出发之前，我们的人和我们的朋友卡内基签定了一份大合同，每吨钢轨只需30美元。我印象中，如果卡内基和其他人没有冒着风险把他们的资产投资于发展大西洋彼岸的钢铁制造业，我们今天还要以90美元每吨的高价向你们购买钢轨。”
此时，查尔斯爵士插话：“你们肯定会的。90美元每吨的价格是我们卖给外国人的统一价钱。”
布莱恩先生笑着评价道：“张伯伦先生，我不认为你对我们的朋友卡内基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成立的。”
“是的，”他答道；“怎么可能成立呢？有查尔斯爵士这样出卖我。”这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大笑。
布莱恩是少有的健谈者，他的讲话有这样一些优点：我从来没听说他讲故事或者演讲时用了任何一个不合适的词，甚至是那些吹毛求疵的家伙们也没听出来。他的反应像捕兽夹一样地迅速，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我发现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且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都坚定地主张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