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海是我们在英国和苏格兰的常客。1898年，他在来斯基伯的前夜，被麦金利总统紧急召回美国，接着他就被任命为国务卿。对那届政府的记录几乎没有提及到这个任命过程。他用他的真诚和绝对的自信鼓舞着人们，并且他有着高远的志向。他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最残忍和最愚蠢的行为”。
正当合并菲律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时，我在伦敦碰到他和亨利·怀特（那时的使馆秘书，日后的驻法大使），当时我正要前往纽约。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们三个人的观点是如此的相似，我们都认为这严重地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政策。美国一向主张避免对遥远的与我们本土不接壤地区的占领，只要把我们国家势力留在北美大陆上就可以了，尤其要防止陷入军国主义的漩涡。约翰·海、怀特和我三人在海的伦敦办公室里就此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前，他曾经给我写过如下一封短信：
伦敦1898年8月22日
我亲爱的卡内基：
感谢你在斯基伯的嘱咐和你的来信。当我上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听到这么多善意的祝福和赞赏的话语是既严肃而又很吸引人的事情。对那些赞赏我还不敢当，我觉得信中像是在谈论另外一个人。虽然我很期待这份工作，但我希望自己在最后离开政府的时候还能保持着一点亲切与善良。
我对你在《美国北方》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非常感兴趣。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被允许表达对你观点的同意。我想不明白的唯一问题是现在我们要从菲律宾撤军有多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个重大问题不用我去解决，我将会无尽感激。
这是一种奇怪的命运，一个人被分配到了连他自己都想庆祝自己不曾需要承当的任务中。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海—庞斯福特条约”看起来引起我们很多人的不满。埃尔金议员告诉我，就在他要就此问题发表讲话的那天，看到了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反对文章，文章的观点对他很有帮助。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去了华盛顿。早上，我和汉纳议员一起前往白宫，发现总统正发愁于参议院提交的关于条约的修正案。我对总统说，英国对参议院的要求无疑会持默许态度。我们给这项工作提供了资金，而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他给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我们的要求。
汉纳议员问我有没有见过“约翰”，他和麦金利总统总是这样称呼海先生。我说还没有。然后他就让我去见见“约翰”，让他高兴一下，因为他最近正因条约的修正案而闷闷不乐。我找到了海尔先生，并提醒他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也曾经被参议院修改过，而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虽然海—庞斯福特条约会按照修正案来实行，但没有人会在意它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认为英国会因退让而感到不舒服。这次见面不久后，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我是真正的预言家，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这是当然。实际上，英国告诉我们，它非常想修建这条运河，并且为此愿意接受任何条件。这条运河现在就是它应该是的样子——这就是，所有都是美国的，没有任何国际的因素掺杂在内。也许在那时修建这条运河还不是很有价值，但是这总比花费三四百万去建设用于与假想敌人战斗的具毁灭性的海上“怪物”好多了。一个可能最多只是一种损失，而另一个却可能是一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海尔先生不是很喜欢参议院，因此，他瞧不起那些繁文缛节。在1905年关于仲裁条约的提议上，只是假设要改变一个用词——以“协议”来取代“条约”，也使他产生过度激动的反应。我认为这次事件导致了他健康状况的大转变，因为自从那次后，我这位好朋友的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的一次午餐中，那时被参议院修改的仲裁条约正等待着罗斯福总统的批准。这个仲裁是由前国务卿福斯特牵头的，力劝总统接受这个修改了的条约。我们认为他对此持赞同态度，但是，从我和海尔先生后来的谈话中，我可以看出总统如果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么对他将会是很大的刺激。如果罗斯福驳回此条约，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是为了给他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好朋友海尔先生一些安慰。对我而言也是，要我去做让那个高贵的灵魂苦恼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而在这点上，海是非常顽固的，决不可能向参议院投降。离开他家后，我对妻子说，我怀疑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朋友了。不幸被我言中了。
作为华盛顿卡内基协会的主席和首席理事，海给予了协会极大的支持和密切的关注，他为协会的发展作了很多英明的决策。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较少的时间里建立起的声誉深深地打动了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我一直保存着他写的一封短信，可能在文采方面表达的不是很好，却体现出他可爱的个性和对朋友的“过分”热情。写到这里，我心里觉得很难受，因为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美西战争源于对古巴战争报道引起的恐慌。麦金利总统曾经极力设法避免战争的爆发。当时西班牙大臣离开华盛顿，法国大使成为西班牙的说客，和平谈判得以继续。西班牙提出让古巴自治。总统回答他说，他不知道“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只是希望古巴能享有像加拿大一样的权利。法国大臣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上面说西班牙也同意他的观点，他觉得事情已经解决了。看起来是解决了。
在纽约时，参议院议长里德星期天早上来看我。那年，我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参议院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失控状态，他曾经有瞬间想过要离开位置，走到议院的地上说服大家冷静下来，但这根本行不通，因为总统已经接受西班牙提交的让古巴自治的保证书。唉！已经晚了，晚了！
“西班牙究竟是在干什么？”国会强硬地质问道。国会中，众多的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都一致要求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愤怒之情旋风般地充斥了整个白宫，而且无疑还被加剧了，因为在哈瓦那海港的“缅因号”战舰不幸被炸，而有些人认为是西班牙人干的。这个猜想使得西班牙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失去了信誉。
宣战了——参议院被普罗克特对他在古巴营地中所看到情景的描述震惊了。整个国家都对“西班究竟在干什么”反应强烈。麦金利总统的和平政策被搁置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顺应民意。然后，政府宣布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而是承诺给予古巴独立——一个得到切实遵守的承诺。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这一点，因为这是这场战争中令人欣慰的因素。
对菲律宾的占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不仅仅是扩张领土，而且还是勉强地从西班牙手中夺来，还付给了他们2000万美元才获得的宗主权。菲律宾人已经成为与我们并肩作战对抗西班牙的同盟军。内阁在总统的带领下，同意我们只能使用菲律宾的一个装煤站而不能向菲律宾再要求什么了，这也是从巴黎和会开始就得到的指示。麦金利总统当时到西部游历了一圈，他在那里发表了演讲，当说到德威取得了胜利时，受到了大家喝彩和欢呼。回来之后，他深深地感觉到撤兵是不合民意的，所以他开始改变了先前的政策。他内阁的一个成员和我说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反对他的改变。一个议员告诉我，戴法官，作为和平委员会的委员，曾经从巴黎给他发来一封抗议书，如果将其公开发表，就能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了。
此时，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布利斯，当时是内阁的一个重要成员，打电话让我到华盛顿一趟，见一见总统。他说：
“你对他有影响力。自从他从西部回来之后，我们就没有人能说动他了。”
我去了华盛顿，并和总统会面了。但是他很固执。他认为，撤兵会引发国内革命。最后，他去劝说他的部长们，说他不得不屈服于民意的压力，并坚持这只是暂时性的占有，会找到一个撤军的办法。听了他的话之后，内阁作出让步。
总统派遣康奈尔大学的斯科曼校长到菲律宾，斯科曼曾经对占领持反对态度，总统任命他为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前往菲律宾考察。不久之后，塔夫托大法官也被任命为主管人员被派前往菲律宾，塔夫托也曾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武力政策。当时，法官感到很奇怪总统为什么会派一个曾公开指责占领政策的人前往菲律宾，总统说这正是派遣他去的原因。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除了为了要阻止和放弃领土占领而提出曾经购买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而这个建议很快地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以布赖恩先生的能力，他曾一度可以阻止与西班牙和平条约中“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的条款得到通过。我也去了华盛顿以期能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因而呆在那里直到投票开始。我听说布赖恩在华盛顿时，曾经建议他的朋友们让这个条约得以通过，因为这是个很好的党派策略。这个条约会降低共和党在民众中的声望，而任何执行“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条款的政党都会被击败。于是，很多支持布赖恩的人们都纷纷投票反对侵占菲律宾。
在纽约时，布莱恩打电话说要来找我商量“购买”菲律宾的问题，因为我明显地就此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我在奥马哈，所以我给他发了封电报，向他解释现在的形势，并希望他能够让他的朋友们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的回答依旧是那样——宁可让共和党通过这一条约，然后在民众面前难以下台。我觉得不值得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只能考虑到狭隘的党派政治问题。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啊！当时赞成票与反对票票数相同，主席所投的一票是决定性的，而当时布赖恩的一句话就能将这个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此后的很多年，我都无法热忱地对待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为了党派利益而甘愿牺牲他的国家和个人信誉的人。
在投票后我立刻去面见麦克金总统。我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并建议他应该去感激布赖恩先生。对麦金利总统来说，在几千里之外占领殖民地是个新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所有其他政治家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不会知道这其中包含着多少麻烦和危险。在此共和国犯下了它第一个令人伤心的国际性错误——把美国卷入了军国主义漩涡，从而积极扩建海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而仅仅是因为一个政治家的一念之差！
1907年，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晚餐的时候，他说：
“如果你希望看到两个最渴望从菲律宾中解脱出来的美国人，那么这就是——”他指着他自己和塔夫托部长。
“为什么不是你？”我回应道。“如果是这样，美国人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但是不管是总统还是塔夫托法官都认为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要首先为这个岛屿的自治做好准备。这是“只有你学会了游泳，你才能下水”的政策。但是，总有一天是必须要主动请缨要求下水的。
很多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不占有菲律宾，那么德国人就要来占领它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没有想到这意味着英国要同意德国可以在澳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与英国在东方的海军基地比邻而居。一旦如此，英国也会允许德国在金斯敦和离利物浦80里远的爱尔兰建立海军基地。我很惊讶地听到有人说——像塔夫托法官这样的人，虽然他最先是反对侵占的——在我们迈出了毁灭性的一步之后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想出种种理由。但是，我们对外交关系知道的很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这种情况有一天改变了，那会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一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