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开始行动，否则再高明的点子也没有意义。从来没有完美时机，你若要等待这样的时刻，就会永远地蹉跎年华。动起来！踏出第一步，你的人生就进入由动态势能主宰的新轨道，它推动你走出令人疲惫的困境，促使你不断向前，保有气势，充满力量感和高效率。
可以参与其中的时候，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它
扎克伯格曾说，“当你可以参与其中的时候，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它。”大脑有一个爱好，喜欢沉溺于分析，似乎单单分析本身就让我们获得一种对世界的掌控感，当然这只是一个幻觉，对世界的把握在踏踏实实的行动而非臆想中，再好的想法不经实践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很多人却让无止境的分析缠住了双足，迈不出行动这一步。
这一步是如此的关键，因为正是这一步分出了平庸和卓越，成千上万的人在分析的泥潭中无望地打转，少数的人却已经决然上路，打转的人永远无法邂逅丰富的机遇，上路的人在清明天地中展开远大前程。
真理都很朴素，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每每感慨，圣贤们讲的道理原来如此简单，简单的是道理，不简单的是实践，圣贤和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把简单的道理付诸于行动之中，并且贯彻到底。
行动造就的神奇效果常常被人们低估，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凯文·凯利讲的故事，把平淡表象背后的神奇世界展示给我们看。
凯文·凯利曾准确预言了云计算、物联网和网络社区将成为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被称为是一个“技术哲学”的大师。凯利曾经养过一群蜜蜂。对蜂群的观察唤起了他内心的一种敬畏，事情要从一次蜜蜂分群说起。即将离巢的蜂群先是表现得躁动不安，喧闹的嗡嗡声吵扰邻里，但是不久，这群小精灵就克服了对蜂巢的不舍，出发去寻找新家。
它们就像一团有目的、有生命的黑色小云朵，飘出花园，越过公路，继续向前。不错，此刻它们是一个有目的、有生命的整体，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误打冒撞、盲目飞行。统治者是蜂后的女儿，她负责最后决定蜂群应该在哪里安顿下来，而打前站的是几只工蜂。它们先行侦查，发现合适的树洞或墙洞之后，就飞回来用约定的舞蹈向等候消息的蜂群报告。舞蹈越夸张，表示着她们发现的地方越合适。然后，一些头目会跟随她们前去核查备选地点，回来后同样以舞蹈的方式表达意见。接着更多的跟风者前去侦查，回来后再以舞蹈来表示同意与否。
一般来说，除了侦查员，其他蜜蜂很少会去多个地点探查，她们只要发现第一个地方合适，就会表示同意，越来越多的蜜蜂表示同意，新的蜂后于是决定下来新的安居地。
对这群蜜蜂来说，蜂后是谁选出来的？侦查员又是谁选出来的呢？凯文·凯利赞同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的看法，“是由蜂群选择的。”惠勒认为，无论从哪个科学层面来看，昆虫群体都不仅仅是类似于有机体，它就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细胞或者一个人，它表现为一个一元整体，在空间中保持自己的特性以抗拒解体……既不是一种物事，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持续的波涌或进程。”
群体经由行动的过程，会变成一个一元体，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动物之间，还发生在人群中。
拉斯维加斯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在一间漆黑的会议室里，一群观众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上的纸棒。纸棒一端是红色，一端是绿色，纸棒上的彩色点阵由会议室后面的一架摄像机与一个计算机软件连接起来。这个软件是由制图奇才罗伦·卡朋特设计的，它对会议室里的每个纸棒进行定位，而后显示在一副巨大而详细的视频地图上。当五千观众挥舞纸棒的时候，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红绿光交相辉映的光之海洋。
卡朋特启动了视频游戏“乒乓”--白色的圆点在方框里跳来跳去，指挥圆点动作的是分别置于方框两边的长方形，长方形可以移动，起着球拍的作用。观众举起纸棒红色的一端，球拍就会上移，举起绿色的一端，球拍就会下移。确切地说，当会场中红色纸棒增多的时候，球拍就会上移，每个人的纸棒只是总体决定中的一票。
卡朋特宣布：好了，伙计们，会场左边的人控制左球拍，右边的人控制右球拍。观众们欢呼起来，立马玩起了乒乓大家乐，球拍的每次移动都反应了数千玩家意象的平均值，这意味着有时候球拍会按照你的意愿移动，有时候则不是。你如果以为这是一场混乱的球赛就错了，人们几乎只是凭着一种感觉，就知道如何移动手中的纸棒，白色的圆点来回跳跃，保持平衡。
卡朋特加大游戏难度，人们也跟着加快速度。卡朋特换了一个游戏，他在屏幕的中央画了一个大圈，要求人们在圈里摆个绿色的5，这个游戏就像让游行队伍摆出字样，只是没有经过事先预演。人们开始还比较困惑，屏幕中出现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绿色像素，那些认为自己在5的路径上的人把纸棒翻成了绿色。但是不久，图形越来越清晰，一个绿色的5脱颖而出。
卡朋特启动了一个更难的游戏，一个飞机飞行模拟器。左边的人控制翻滚，右边的人控制机头倾角，由五千个新手组成的飞行员，将控制飞机朝着粉红小山之间的窄路小跑到降落。
大厅第一次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集中注意控制飞机，但是在飞机着陆的时候，众人的意志第一次出现了失误，飞机歪歪斜斜地向左倾斜，显然是机翼先着地了，惊叫声脱口而出。飞行模拟器不像乒乓游戏，它从液压杆动作到机身反应，从轻推副翼杆到机身侧转，设定了一段时间的延迟反应，这种延迟反应扰乱了群体的思维，使人们在操作的时候矫枉过正，飞机前俯后仰东倒西歪。但是，人们不知怎么就万众一心，中断着陆程序，拉起机头，让飞机转向，重新试着着陆。
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飞机是向左还是向右，但是人们的意识瞬间统一，使飞机脱离险境。再次着陆，再次摇摆不定，又再次共同拉起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飞机稍稍摇摆了一下，这时，5000个人不可思议地共同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让飞机翻转360度看看？没有人开口，飞机在空中打了一个漂亮的滚，所有人都起立为自己长时间地喝彩。
五千个参与者像寻找新家的蜜蜂一样，像迁徙的鸟儿一样，成功地结成了一群。不同的是，他们的结群行为是出于自觉。
计算机科学家克雷格·雷诺兹发现，群体有一种自我适应技巧，无论是有机的还是人造的。惠勒认为，动物的群体会表现出超出个体的特征，这种特征从群体中“涌现”而出，涌现是一种科学，一种技术的、理性的解释，而不是什么神秘主义或炼金术。涌现不像普通的因果关系，2+2=4，在涌现的逻辑里，2+2=苹果。换一种方式解释，就是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一个斑点大的蜜蜂大脑，只有6天的记忆，而整体的蜂巢，却拥有3个月的记忆时间。
凯利认为，“蜂群思维”的神奇之处是，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蜂群，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蜜蜂的固有属性蕴含了集群，蕴含了这种神奇，但是你使用X光机来探查一只蜜蜂，也找不到这种特性。
神奇的涌现，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理论家的回答是：运行。要激发一个系统所蕴藏的涌现结构，最快捷最直接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运行。
稻盛和夫屡次提到“现场有神灵”，每次走出办公室，进入工作现场，他总能获得令他惊喜的意外收获。人们在解读“现场有神灵”这句话的时候，多把它仅仅视为一种夸张修辞，但是凯利的研究却说明，只要行动起来，确实会有一些超出人们理解的神奇遭遇会发生，因为一旦行动，一旦进入某种状态，融入某种集群，主宰这种变化的将不止是你，另有衍生于集体中的神奇涌现。
这种涌现是否总是会给人带来好的东西呢？凯利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发现，在进化的过程中，生物的社会性与日俱增，生物的社会行为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和物质的世界。
如果你坐而不动，你将只能经受被隔离的个体的日渐萎缩，但是只要你行动起来，只要你走出外在的世界，你一定会看到，各种机遇将在你面前展开。行动的效力超过我们的想象，正如世界的神奇远在我们的理解之外。这个道理向我们解释了，为何扎克伯格能够赢得一个又一个契机，他的行动力之强让人难以想象。有一次，他和工程师打赌称一周可以完成5000个俯卧撑，几乎所有人都怀疑扎克伯格是否能完成，唯有扎克伯格坚信自己能够做到，30比1的比率很能说明大家的态度。扎克伯格坚持认为这是很容易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他真的实现了，他每天定时休息去做10-15个俯卧撑，有一次有来访者开会，到了做俯卧撑的时间，扎克居然撇开谈话，径自做起俯卧撑来。如此强大的行动力就像动力十足勇往直前的火车头一样，还有什么事情无法执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抵达呢？
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多的事情，不论用什么办法
扎克伯格崇尚黑客精神，他是这样解释黑客精神的：“我们并不是从宏大的理论开始的，我们最初的工作是在几周内完成的。我们的文化是尽快将创新投入应用。”每隔一段时间，Facebook就会举办“黑客马拉松”，让员工在一夜之间想出好的观点，并完成一个项目。扎克伯格说：“我十分重视速度，这是我的个性的一部分。”
扎克伯格把黑客马拉松变成常规，其中的一个出发点是培养员工快速行动、重应用胜过重理论的习惯。可以说，Facebook的迅速攀升，就有赖于行动力强大的团队。
行动力的反面是拖延症。如果你问一个人行动力为何不强，他会回答是自己的拖延症将自己陷在停滞的淤泥里。扎克伯格的强大行动力令人艳羡，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克服拖延症，艳羡将永远止于艳羡，在丢开这本书之后，受到的激励逐渐褪色，我们又将无助地守着固执的惰性习惯。行的前提永远是知而非激励，唯有全面洞悉拖延症的真相，我们才能够走出拖延，身轻如燕，快速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节里，您将要了解的是如何剔除拖延症这个障碍，像扎克伯格靠拢。
心里也希望赶紧着手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却让自己的行为粘滞在逛论坛、看电影、发微薄等事情上，一边逃避干正事，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承受自我厌恶、焦虑等心理压力，眼看最后期限到了，才急急忙忙赶通宵完成工作。这种情况被称为拖延症。
你有拖延症吗？为什么会有拖延症？人们脱口而出的理由是：“因为我的意志薄弱，我贪图安逸，我的意志力不够强。”这是表层上的解释，却不是根本原因，人与人在本性上没有区别，没有人生来意志坚定，也没有人原本就是意志薄弱的，所谓意志薄弱的人，其实内心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压力。
凡光照处，阴影不存。单单对困扰的真实情况进行透彻了解，就有可能让我们摆脱困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资深心理咨询师简·博克和莱诺拉·袁，从1979年开始致力于拖延症的研究，数十年来，她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本节将要介绍的内容，就源自她们的研究精髓。
在前面，我们曾介绍过，对事情的正确定性，有助于寻觅解决问题的出口。博克和袁认为，拖延从根本上来说，既不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是一个人如何与自身相处的问题。也就是说，拖延症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观有关，它涉及到我们如何接受我们的生理情况，接受我们的历史，接受我们的环境，接受我们身为人的诸多局限性。
深究拖延症的原因，她们提出4点：对成功信心不足，讨厌被委派任务，注意力分散和易冲动，目标和酬劳太过遥远。
先说第一点。拖延者担心自己眼下做的事情不能取得成功，这种事情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为了逃避这种结局，他们宁愿拖着不开始。拖延带来的自我批判虽然痛苦，却远甚于失败结局带来的自我否定的痛苦，他们是如此地害怕自己的不足被发现，害怕付出最大的努力依然无法成功。
在这里，拖延起着一层保护的作用，用来逃避令人不舒服的感受，但很多拖延者没有意识到拖延现象下面的情绪波动。
我们在前面章节介绍过，人分为定型心态和成长心态两种，拖延者多属于定型心态。他们以一种宽泛的方式来定义“失败”。当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失败的时候，他们不仅认为自己在那件事情上失败了，还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们在自我价值观以及能力和表现之间划上了等号，他们认为，我做的事情直接反映了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水平又决定了我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换言之，我做的事情反映了我的个人价值。基于这样的等式，我表现不好，意味着我没有能力，意味着我没有价值，表现好坏成为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价值的衡量标准。
当能力成为一个人自我价值感的单一决定因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个人的表现怎样，就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为了逃避表现糟糕带来的毁灭式的打击，他往往会选择拖延，选择不做表现。
和拖延者相反，那些获得较高成就的人士没有建立这样的等式，他们在为远大目标奋斗的时候，能够容忍一时的挫折和表现不佳，他们相信继续努力，就能改善自己的表现。
这些人拥有的是成长心态。它的核心信念是，能力是可以发展的，通过努力工作，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聪明、更优秀。以这样的心态来看，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暂时不擅长一件事情，事实上，做不擅长的事情反而更加充满趣味，因为这些事情意味着我们可以拓展自己。没错，失败也可能让他们伤心和失望，但成败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本身的好坏，表现不仅不能反映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不是他们关心的终点，重要的是学到了什么，提升了什么。能力既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可以变化发展，就不会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正如德维克提出的那个问题，“成功是为了学习和进步，还是为了证明你聪明？”
拖延者陷在个人价值观的误区中，在他们看来，无论大小，任何失败都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他们没有想到，一次两次失败哪怕一百次失败，都不会让人永久性地变成一个不好的、不值得爱的或者无能的人。如果因为失败，就否定了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感受挫败的应该是类似于爱迪生这样的人，他们比别人更多次地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马克·吐温曾说过，“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克服恐惧，战胜恐惧。”一个面对恐惧的好办法，是正视自己的恐惧。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如果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你会发现，即便面临了最坏的后果，你依然能够度过这种境况，且就一般而论，这种后果很可能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