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不慌不忙地说：“这位老总，我只知道古代有个项羽，他是刘邦的死对头，真不知道有个项英，他俩祖上可能是一家吧？”
“你别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要你带路，别说废话了。”
另一个士兵嘀咕着埋怨说：“这个陈海真是害死人了，他动动嘴，我们跑断了腿。真不是个东西。”
听到陈海两个字，陈毅着实有些担心，如果碰上陈海就糟糕了！不行，一定要想办法逃走！陈毅边走边考虑如何脱身。走了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走到了一片草丛边，陈毅灵机一动，对身边那个用枪指着他的士兵说自己肚子痛，要到路边解大便。没等那个士兵回话，他一头钻进草丛，从草丛边的一条小水塘游到了对岸。这时，天下雨了，那群士兵忙着找地方躲雨，顾不得找陈毅，黄占龙也借机逃了出来。
陈毅跑了一阵，就要到项英的住处斋坑时，见斋坑四周全是国民党兵，心里想，敌人是不是将项英抓走了？
事后得知，陈海叛变后，为讨好国民党军，说自己认识项英和陈毅，认识交通员黄亚光，与国民党军精心布置了多路抓捕行动。一是亲笔写了那封信让黄亚光送上山，诱陈毅和项英下山；二是黄亚光一回去就将他抓捕了；三是派人埋伏在大余城南饭馆里，单等陈毅、项英上钩，对他俩实施抓捕；四是派人前往斋坑，围捕红军游击队。
担任观察哨的侦察员曾忠山只顾观察大路上的情况，对左右两边的情况注意得少，陈海派来一个营的人马从左边绕到斋坑。当曾忠山发现一大群敌人时，已经来不及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陈丕显、杨尚奎听到枪声，什么也没带，迅速逃走，他们翻过一座山，仍觉得不放心，又翻过了一座山。
再说陈毅发现斋坑有国民党兵，便远远地隐藏起来，注视着斋坑的动静。半夜，他发现国民党军撤走了，便悄悄地来到斋坑。他知道项英一定还会回到这里的，便耐心地在这里等。不出所料，天快亮时，项英回来了。俩人见面时，一向严肃有余的项英也开起了玩笑：“你啊，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怎么样？上当了吧，还差点丢了小命，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陈毅哈哈一笑说：“有命干革命，没命不遗憾。吃点苦不要紧，只要命保住能继续干革命就行了。”
险被当做叛徒杀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双方谈判后，决定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将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同国民党政府几经交涉，确定了四个支队的编制以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案。1937年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国共双方打了十年内战，现在成了友军，要共赴国难，这个转变，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也是感情上的。这个转变意味着红军游击队要摒弃原来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但是，要南方红军游击队马上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为了尽快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军部作出决定：军部领导和各支队负责人要上山说服那些“山大王”，尽快下山改编。
陈毅和项英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较早地完成了战略转变，主动与驻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谈判，积累了经验。陈毅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和促进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改编。所以，当他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莲花县九陇山一带有红军游击队活动时，就立即动身去了九陇山。
那天，陈毅由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兵护送上山。坐在轿子上的陈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双膝之间夹着手杖，不时地对轿夫东指指西点点。他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竹轿子停下了，又折入小路，上了山。
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警惕地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同时发出了规定的信号。
游击队事务长刘别生闻警，急忙赶来。这时，哨兵已经下了树，抱着步枪，手指放在扳机上，瞪着两只大眼睛，喝问道：“打哪里来的？”
“从吉安来。”坐在竹轿上的陈毅回答说。
“到哪里去？”
陈毅下了轿，把哨兵和刘别生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我找你们的首长。”
“有介绍信没有？”刘别生问。
陈毅拿出一封信来。但是，刘别生认不了几个字，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也看不出名堂。他看来人说话温和，不像是坏人，但再看陈毅的打扮，坐着轿子，满口的四川话，又不能不起疑心。刘别生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想了好一会儿，他决定先打发轿夫回去，然后带着陈毅上了山。
到了山上，湘赣游击支队领导人刘培善、肖国生、段焕竞接见了陈毅。
一封由项英具名的介绍信摊在桌子上，信上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刘培善等同志都不认识陈毅，陈毅为了出入国民党统治区方便，打扮成绅士模样，这让他们不敢轻易相信。而且，这里不久前曾发生过一件事：有个自称由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人和游击队联系，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了。这件事不能不使刘培善、肖国生、段焕竞加倍警惕。尽管陈毅耐心地反复说明来意，他们对他的怀疑还是无法消除。刘培善、段焕竞一直寸步不离地陪着陈毅，偷偷地监视他。
吃过晚饭，木棚里只剩下陈毅和刘培善、肖国生、段焕竞四人。陈毅逐条逐句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他们聊天，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样样都谈。
陈毅说来说去，主要强调一点：中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矛盾已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改编整训，开赴抗日前线。
陈毅说的一番话，他们觉得有道理，但仍不敢轻信，在他们看来，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共产党合作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怎么能轻易下山呢？
刘培善与段焕竞对陈毅的来历还是弄不明白，怕处理错了，于是派两人带着刘培善给省委书记谭余保的信，把陈毅双眼蒙上，押着他从九陇山前往湘赣省委驻地甘子山。
谭余保看了介绍信，不分青红皂白对陈毅说：“你就是大叛徒，你为什么当叛徒？”
当时的场面很乱。有人说：“既然他是叛徒，就赶快杀了他！”
“对，叛徒是最可恨的人，杀了他，杀了他！”
谭余保说：“大家别急，我马上进行审问，然后再杀他不迟！”
陈毅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竭尽全力向谭余保解释，还是无法获得谭余保的信任，一连被审了四天。第五天，谭余保又开始审问，陈毅再次向他解释，自己是党中央的代表，是专程来找他们下山改编，尽快开赴抗日前线的。他说：“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问一问。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去了，叶剑英在武汉……”
“朱德、叶剑英我不管，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人来叫我下山合作，我也要抓起来！”谭余保的情绪相当激动，开始胡言乱语。
“你这个混蛋！”陈毅被他激怒了，像一头猛狮般咆哮起来，“我忍耐了好几天。以为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干部，想不到你变成这样！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人你也要抓？！好啊，这只能说明你已经背离了党的立场，成为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了！”陈毅转过身，面向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非常佩服。你们的主席骂我是叛徒，我不怪他。你们对国共合作有抵触情绪，很难立即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他说，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人也要抓，你们说他说得对吗？他已经背离了党的原则立场！大家坚持游击战争是对的，可当土匪是不允许的！”说罢，陈毅严厉地对谭余保说，“谭余保，你如果还是个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如果是土匪，就枪毙我！”
“好家伙，这个叛徒还满硬的呢！”谭余保根本不理会陈毅说的这番话，他命令马上把陈毅押走，说什么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
陈毅咬着牙对谭余保说：“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是铁的事实，你不信可以派人到吉安去了解一下，免得我们天天打嘴仗。”
谭余保也有点担心，怕处理错了，就接受了陈毅的建议，派交通员刘全到吉安去找中共吉安中心县委负责人韦瑞珍。韦瑞珍知道谭余保误会了陈毅，要刘全火速返回，迅速释放陈毅。韦瑞珍还将中央文件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带给了谭余保。
谭余保听了刘全的汇报，看了党中央的文件，知道自己犯了错，后悔不迭，连声说：“我太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了绑，抱歉地说：“你来这里五天五夜了，真对不起！”他拉着陈毅的手，涕泪并流，“自从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区长征以后，陈洪时叛变了，彭辉明同志牺牲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撑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几天后，谭余保率领湘赣红军游击队下山了。
全国解放后，艺术家们将这个故事拍摄成电影《陈毅出山》，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大城市影院放映，十分红火。
陈毅职务高，名气大，加上能言善辩，这才躲过一劫。其实在陈毅之前，中共中央分局已向那里派过一位信使。1937年10月，湘粤赣边红军游击大队支队长赵书良奉命去湘赣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竟被当做国民党的说客枪决了。当时，由于红军游击队领导思想僵化，鲁莽无知，类似赵书良这样的悲剧曾发生过好几起，陈毅是幸免者。
特务暗杀落空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枪声停止。28日下午，新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坐车从瑞金二路的华东局机关来到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市政府大楼。在二楼办公室，他从旧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过大权，开始履行新市长职责。
一天上午，秘书抱来一堆文件让他批阅。临近下班时，秘书进来催他吃午饭，陈毅说：“马上就好，只剩一封信了，我看了就走。”说着，拆开了信封。“咣当”一声，从信封里滑出一颗子弹，落在桌子上。秘书大惊失色，陈毅却从容不迫，笑着说：“这是特务给我送来的礼物，这礼物可不轻啊。”
国民党特务不但送来恐吓信，还曾多次策划暗杀陈毅的行动。寄这颗子弹的人正是国民党军统女特务劳有花。
上海解放前夕，军统留下大批特务，他们各有分工，有爆破、有暗杀、有投毒……劳有花的任务是暗杀陈毅。军统头目毛人凤离开上海前几天，亲自找劳有花谈话，让她潜伏在上海，伺机暗杀陈毅。谈话结束后，毛人凤还将劳有花领到蒋介石的半身像前宣誓：“我是党国军统留下的精英，任务是暗杀陈毅，不达目的，杀身成仁！”毛人凤向她交代了有关联络方式及暗语、密码，最后告诉她，每月的5日上午10时整，有一个拾垃圾的老头在南京路9号门口向她传达任务。
上海原是国民党军的天下，解放军进城后，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安排巡逻队在街上巡逻，紧张的气氛让劳有花思想上的压力很重，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她担心总有一天会被解放军抓走。但是，自己举着拳头在蒋介石像前许下的誓言不断地在她的耳边响起，又鼓励着她，支撑着她坚持下去。第一个月的5日，她在接头时，对方交给她一封信，令她送到市政府，这便是陈毅收到的装有子弹的那封信。第二天，劳有花趁市政府传达室收发员上厕所之际，将信插进一堆信中，送到了陈毅手上。
第二个月的5日，接头人交给她一个小黑包。包内装有一把无声小手枪、五十发子弹和一张陈毅的照片。要求在一个月内暗杀陈毅。任务完成后，有人护送她去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