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有花接到任务后，先到市政府门口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五六天后，她基本上掌握了陈毅进出市政府的规律：早上陈毅坐吉普车上班时不从市政府大门口进，而是从福州路的边门进。这个边门一般情况下是关着的，只有首长的专车来了，凭着特别通行证才打开。市政府的大门口有五六个解放军站岗警卫，进进出出的大都是军管会的干部，持有市政府颁发的工作证。劳有花想从大门进去是办不到的，但边门她更无法进去。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她还没想好如何动手，第三个月又到了。5日这天，她如往常一样到南京路9号去接头，谁知过了时间还没见接头人来，她的心里打起了小鼓，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此人凶多吉少，极可能被解放军抓走了。作为一名特务，她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这段日子，她有时会看见一些穿着便装的人，他们穿行于大街小巷，跟踪可疑人员，寻机将可疑人员抓上停靠在路边的吉普车带走。她知道这些人是解放军的便衣。这种情景她见过几次。
劳有花并不是神经过敏。的确，上海解放后，为了肃清蒋介石留下的大批特务分子，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让投诚或愿意为人民政府做事的军统人员及旧警察跟着便衣公安，在大街小巷寻找、指认遗留下的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立即逮捕。负责与劳有花接头的特务的确被解放军抓走了。
一个月后，劳有花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是一张白纸。她曾经受过特务训练，便将这张白纸放进一种特制的水中浸泡。不一会儿，白纸上显示出十二组密码。劳有花明白，这封挂号信是从台湾发来的密令。经过与密码本对照，这是毛人凤直接下达的指令，内容是：“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必配合。”
劳有花便耐心地等待着境外来客。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来接头，她开始焦急不安，常常在市政府不远处闲逛。一天，她看到有一堆人在街头报栏下议论，只听有人说，这家伙肯定要被杀头了，真是罪该万死。劳有花心里一咯噔，凑上前去一看，原来报上刊登了一则台湾特务刘全德在上海落网的消息。劳有花吓出一身冷汗，她分析这刘全德可能就是从台湾来与自己联络的人。此人落网，预示着自己大难临头。为了确保安全，她连家也不敢回，连夜坐上了开往济南的列车。
劳有花的父母在抗日战争时期病故了，济南有她的一个表妹。1944年8月，表妹曾到重庆找过她，俩人一直有通信联系。济南解放后，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干部，并且在区政府当了一名办事员。劳有花曾学过战地救护，懂一些医学知识。她到济南后，经表妹介绍，在一个工厂的医务室里工作。这个工厂不大，医务室也小，加上劳有花也只有两个人。那时医生奇缺，劳有花便滥竽充数当了医生，为工人看看小病，大病就转到大医院去。由于有表妹的照应，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她都蒙混过关。表妹还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那时谈对象、结婚要政审，而且十分严格，不但要查祖宗三代，连亲戚朋友都要查，她怕露馅，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
时光到了1958年，厂领导见劳有花吃住在厂里，一心埋头苦干，是个以厂为家的好医生，就提醒她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领导的这个建议，在劳有花的脑子里盘旋了几天，她思前想后，突然灵机一动，如果有共产党员这个头衔，今后就不怕政治运动了。因此，她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填写申请书时，她又足足考虑了三天三夜，最后将1937年在重庆参加戴笠领导的军统局、1948年加入毛人凤的保密局这些经历，改成1937年在南京考入护士学校，1940年在重庆、南京、上海私人诊所当护士。证明人一律写自己的表妹。工厂为查清她的历史，先后向南京、重庆、上海的有关单位发了外调公函。这时，上海已经对许多私营企业和小诊所进行了公私合营，外调公函所提到的几个私营诊所都不存在了。上海卫生局收到这份公函后，认为劳有花的履历无法核实，就推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军统人员和保密局人员的名单，局长黄赤波有条规定，凡是外调要查找的人，都要经公安局熟悉军统、保密局的专家们过目。这份公函送到了专家们手中，专家们一看到劳有花的名字，便异常兴奋。原来，那些个军统、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基本落网了，目前就只剩下劳有花一人潜逃在外。公安局领导黄赤波听到汇报，立即签署了逮捕令。当五个警察突然出现在劳有花的面前时，劳有花显得十分平静，她淡淡地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
劳有花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指望入党后有把红色保护伞罩着，谁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特务身份。
劳有花被押解到上海，她坦白说：“毛人凤要我暗杀陈市长，我忙了十几天，连他的面都没见着。有一次，我在市政府边门看到他的车子，他坐在后排，我离他较远，无声手枪的射程不够，无法下手。”
不久，劳有花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毛人凤派出的“来客”刘全德是如何落网的呢？其实，在刘全德之前，已有两批特务先后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的任务。第一批以保密局的封企曾为首。他带领着二十八名特务，以“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的名义，从台湾经金门、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带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还配有全套电台。他们坐的船刚靠上上海十六铺码头，就被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第二批是保密局的特务朱山猿带领的十几个刺客。他们除了携带枪支、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剧毒氰化物，准备大干一场，同样连陈毅的面都没见着，就被押上了警车，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公安部电报，说台湾保密局上校刘全德带着两名杀手，携带电台和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注意提防。两天后，公安部又来电，说刘匪于10月底抵沪，希即布置侦捕。
刘全德临行时，曾向毛人凤发过誓，说暗杀行动一定会成功。毛人凤问他有多大把握，他拍拍自己的胸口，信誓旦旦地表示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见毛人凤面露疑色，刘全德说，他十几年前就认识陈毅，摸清了他的生活规律。还说他了解共产党的保卫工作。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经过吉安。那年刘全德十四岁，他参加了红军，年纪虽小却很机灵的他当了一名传令兵。他所在的十一师常常随红军总部行动。刘全德因时常送信和文件去总部，所以常能见到陈毅。他还和陈毅在一起吃过饭，在一个房间里睡过觉。1933年，刘全德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他经不起酷刑，出卖了党的机密，还成了军统成员。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伏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因他能说会道，编了许多谎言，加上当时解放军还没掌握他的罪行，把他关押了一周就放了。他逃到台湾，毛人凤认为他有本事，于是就让他进了特别训练班，经美军顾问团强化训练后，他成了一名高级特务，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特工器材，会模仿陈毅的口音讲话作报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毛人凤决定起用刘全德这颗棋子。他向刘全德下达了死命令：限期六个月杀掉陈毅，震惊中外，搅乱大上海。
毛人凤还向刘全德许诺说，事成之后，给他一笔巨额奖金，并送他到美国，给他买幢别墅安度晚年。毛人凤任命他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临走当晚，毛人凤为他设宴送行。
刘全德信心百倍地出发之际，我方的卧底将他的行动计划电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和上海公安局作好了抓捕他的一切准备。
狡猾的刘全德果然与众不同，他为了逃避抓捕，不按常规路线走，而是绕了个大圈子，从定海坐船到宁波，又坐汽车到金华、南昌，再坐火车到杭州，经苏州坐汽车从北面进了上海，然后装扮成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进了市政府大楼。他上上下下转了几趟，将会议室、市长办公室、警卫室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用脚步丈量了从大门到市长办公室的长度，估计所需时间。然后轻轻松松地回到落脚处，画了一张草图，订了行动计划，还对参与暗杀行动的人员进行了简单分工。一切就绪后，刘全德想到城隍庙去抽个签，选个黄道吉日实施暗杀计划。
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电报后，紧张地忙碌起来。他们布置人到车站码头守候，派人带着认识刘全德的留用军统人员和旧警察上街巡查。市公安局还有一招：事先和刘全德的亲戚朋友打招呼，一旦发现刘全德的行踪，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这一招果真很灵。他们在车站、码头、街头没发现刘全德的踪影，竟然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逮住了他。
刘全德勘察好地形又画好了图，觉得万无一失，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想在行动前找个朋友过过酒瘾。这天黄昏时分，他叫了一辆黄包车，来到长乐路文元坊姜冠球的家中。姜冠球解放前在上海警察局任职，与刘全德既是老乡又是朋友，过去俩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十分融洽。见刘全德上门，姜冠球热情地招待他，俩人正喝得起劲，姜冠球的好朋友陆俊才来了。陆俊才也是老警察局的，解放后被公安局留用，早几天局领导向他布置寻找刘全德的任务时，他便思索开了，他分析，如果刘全德来上海，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姜冠球。
刘全德也认识陆俊才，不过他俩的关系一般。刘全德见陆俊才突然上门，不禁吓了一跳，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沉着地打量着窗外，观察动静，在断定外面没有异常情况后，便与陆俊才说：“陆兄啊，我在台湾混得不好，做生意亏大了，想回上海做点小买卖混口饭吃。”
陆俊才当然知道他是在说谎，但是为了稳住他，便笑着和他打招呼。刘全德告诉陆俊才：“我昨天刚从舟山来，准备明天找个熟人领路，到市公安局去自首呢！”
陆俊才怕刘全德生疑，便一脸不满地说：“唉，我被留用，却不被信任，老是派我做些打杂的活。我准备辞职不干，做个小生意。”他将目光投向姜冠球，“我今天来就是向老姜打个招呼，想请他帮忙呢。”
心中有鬼的刘全德对陆俊才在解放前后的情况不摸底，感到此处不宜久留，便借口说自己酒喝多了，有点头昏，起身告辞。陆俊才急了，他怕失去这绝好的机会，便立即跟了上去，说自己今天也不太舒服，和刘全德肩并肩地离开了姜冠球的家。俩人出门后，陆俊才怕刘全德身上带着家伙，自己孤身一人搞不过他，便决定离开刘全德，向公安局报告。于是，当他俩路过一个厕所时，陆俊才说自己要上厕所，就跑了进去。刘全德正在考虑如何摆脱陆俊才，见他上厕所去了，便头也不抬，拔腿就跑。
陆俊才出了厕所，在附近一个熟人家借了辆自行车，飞快地向公安局骑去。他一头大汗地到了公安局，向局长详细报告了见到刘全德的过程。局长经过综合分析，判断刘全德可能会找一个叫史晓峰的人，此人也是刘全德的好朋友。于是，他就物色曾在汪伪时期与史晓峰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的高香圃到史晓峰家守候。不出局长所料，刘全德离开陆俊才后，不敢回旧所，果真去了史晓峰家。史晓峰不知刘全德这几年的情况，刘全德对他说在青海做生意亏了本才回上海的。
高香圃来到山西南路史晓峰家，史晓峰正要出门买烟打酒，两人在门口碰上了。他们都是老朋友，老熟人，所以，史晓峰一见高香圃，便毫不隐瞒地说：“你来得正好，刘全德从青海回上海了，正在我家，你先进去和他聊聊，我去去就来。”
高香圃进去后，紧握着刘全德的手，热情地问这问那，一副好朋友见面分外亲热的样子。史晓峰回来后，三人喝酒叙旧。高香圃边喝边思考着如何离开史晓峰家，向公安局报告情况。喝着喝着，高香圃突然皱着眉头叫了起来：“不好了，我这几天拉肚子，本来是不能喝酒的，见了老朋友忘了，现在大便拉到裤子里了，我得赶快回家换裤子。”然后向二人抱拳说，“对不起，失陪了，我们改日再聚。”
刘全德和史晓峰挥挥手说：“你快回去吧。”
高香圃出了门，走在大街上迎面遇到一队巡逻的解放军，他急急忙忙地报告了情况，然后带着解放军巡逻人员来到史晓峰家。他让解放军留下隐蔽起来，自己上前敲门。史晓峰把门开了一条小缝，见他又回来了，满脸疑惑。没等他开口问，高香圃便解释说：“啊呀，我的裤子全拉湿了，无法走路，只好请你借条裤子给我换一换了。”
史晓峰将门打开的一刹那，解放军冲了进去。刘全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解放军擒获了。
刘全德落网后，经突击审讯，他交代了其他几个特务的住处，公安局立即出动，连夜将他们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