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人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星移斗转，百年的殖民史终于随着米字旗的降落在7月1日成为了历史，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香港居民的期盼，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期盼。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76年的风雨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香港，百年回归梦方圆
公元1997年7月1日，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记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被英国人殖民统治长达100年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五星红旗的辉映下，紫荆花图案的特区区旗熠熠生辉。
英国凭借武力抢占了香港，但香港人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香港百年，与殖民历史紧密相连，但却不能因此说没有殖民就没有香港。香港作为移民地区的历史，不仅可以从1997年回归直推1841年开埠，甚至可回溯更加久远的历史。华人远古祖先的足迹，早已踏上了香港岛，香港在古代已是南中国海的交通要道。
南宋末年，宋丞相文天祥率军抗原，寡不敌众，仍死战不降。被捕之后，元帝百般诱惑，文天祥始终坚贞不屈。他的事迹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篇，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典范。
全世界的华人都知道文天祥，但是，许多人可能忽略，文天祥《过零丁洋》这首诗是在香港附近作出的。
南宋末年，元军攻占宋都临安，恭宗皇帝投降。不甘心亡国的大臣们，护卫恭宗之弟出逃，从温州乘海船到福州。为了光复大宋朝，众大臣拥立恭宗之弟、9岁的端宗。不久，右丞相文天祥也逃到福州，组织抗原。元军穷追猛打，直扑福州。端宗赵昰的临时朝廷无法立足，从泉州经厦门逃到广东，进入香港的大屿山地区。后来，香港的九龙官富场、南佛堂东龙岛、荃湾一带，就成了宋帝的根据地。元军继续南下，小皇帝病死在大屿山。宋军又拥立其弟，在崖山抵抗，元朝派大军数十万，海陆夹攻，击败并俘获文天祥。宋军大将军张世杰海战捐躯，护卫小皇帝的丞相陆秀夫誓死不降，背着小皇帝蹈海殉国。
历史上，南宋末年的两个皇帝到香港避难10个月，留下了宋皇台、侯王庙、二王殿村、金夫人墓、梳妆石、落马洲、宋少帝陵等传说遗址。至今，香港九龙启德机场附近，两条街道之间有个不大的“宋皇台”公园，园中一块大石上雕刻“宋王台”3字，成为香港的历史胜地。
文天祥被元军俘虏之后，押往北方大都，途经香港附近的零丁洋。海天茫茫，故国何在？零丁洋，这凄凉的地名引起通感。文天祥写下了千古绝唱《过零丁洋》。
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从那时起定居香港。如今香港的本地文姓，都是他的后代。文天祥家庭，怕是最著名的香港移民了。
香港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2处，公元前4000多年，这里已有居民，估计是中国南方百越族出海的驻足地。一些考古发现，又显露华北龙山文化的特征，证明这里很早就与中原文化相通。华人远古祖先的足迹，早已踏上了香港岛。秦始皇统一中国，香港属番禺县管辖。秦朝从中原移民50万到岭南，使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海隅。以后历代王朝，都管辖着香港地区。香港至今有多处“天后庙”，就是“妈祖庙”。妈祖，是中国渔民的航海保护神，因而也是广大海外华人共同信奉的神灵。妈祖原籍中国福建，唐宋年间，福建沿海的船民，经常迁居香港，捕鱼捞虾。
陆地的北方移民，海路的南方移民，在香港和睦相处，香港逐渐热闹起来。
比起香港岛来，新界的居民更多。英国人占据香港时，新界已有村庄423个，居民36000人，五大姓更是历史绵长。至今，新界锦田有一处围墙高耸的“吉庆围”，就是邓家老屋。“吉庆围”的大铁门，铸造坚固，雕刻精美，已有300多年历史。北宋徽宗年间，江西吉水人邓符协考中进士，奉调到广东阳春任县令，看上了新界屯门这块宝地，卸任后，就举家迁到这里定居，逐步发展为新界大姓。
北宋年间，香港已有书院20多所。
明朝初年，香港已有大小村庄60多个，明政府在此设置官府巡检司，驻有官兵数十。
锦田邓族、新田文族、上水廖族、河上乡侯族、粉岭彭族，组成了新界历史悠久的五大姓，还有大屿山白沙澳的翁氏、长洲的东黄氏、元朗屯子围的陶氏、沙田大围的韦氏等旧族大姓，香港的土著居民，大多在新界。新界旧族，又都是有据可考的移民后裔。
禁海令不能使香港成为无人区
香港位居珠江入海处，在古代已是南中国海的交通要道。避风良港青山湾古称屯门湾，是外来船只等候进广州的驻泊地。南朝刘宋年间，印度高僧杯渡来中国传经，回国途中留居此地。相传，有人见他乘一木杯横渡大海。因此，屯门山亦名杯渡山，只因这里屯兵护卫海门，方改名屯门。唐代，在屯门湾旁的屯门山设置屯门镇，建立海防要塞。大诗人韩愈有诗叹曰：“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
五代十国的南汉，在屯门设立海关，收取外国商船的关税。
明代，这里更成为军事重镇。屯门，真是香港的出入境要地。《新唐书》已有这个地名。
清代顺治年间，为了防止沿海民众支持台湾的郑成功，政府颁布“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80里，香港就成了无人区。当地百姓强烈反对，两广总督周有德和广东巡抚王来任上书皇帝请求复界，才得康熙帝准许。人口内迁20多年，房屋倒塌，土地荒芜。政府采取鼓励政策，内地客家人纷纷迁居，香港又有了127个村落。为了纪念这次大迁移，新界锦田建有“周王二公书院”。到了嘉庆年间，香港已有村庄270个，成为近似内地农村的地区了。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进行人口普查，那时香港的人口为5650人。
1851年，香港人口就达到32983人，是上次统计的5.84倍。不过10年，人口增长如此迅速，最高的出生率也达不到。这是因为，香港成了鸦片贸易的转口港，大批外国商人涌入，又吸收了更多的中国劳工。
1861年，英军占领九龙，扩展了香港人口，加之国内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先是官员、商民逃港，后来失败的起义军民避难香港或通过香港移居海外。这个阶段，香港人口迅猛增长。
1911年，香港人口456739人，是30年前的2.85倍。这里，包括1898年英国展拓新界得到的近10万人。
1945年8月，由于日军的迫害，香港人口急剧下降，只有60万人了。战后恢复，不过两年，1947年时，香港人口已经超过1941年，达到180万人。
1950年，香港人口突破200万大关。
有关资料表明，香港人口每10年翻一番还多，真是少有的人口增长速度。
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灾荒连连，革命不断，中国近代政治动荡、战争频繁，使香港这个避难地吸收了巨大的内地人口。经过近代百年，香港已经从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渔村变成人口繁茂之地了。
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
大英帝国割占香港，强租九龙、新界，并不是为了造福这里的土著居民，也不是为了给内地移民提供就业机会。19世纪的英国，是全球霸主。凭借强大的海军，英国的商船垄断了世界海上贸易。为了建立军事基地和通商据点，除了到处抢占殖民地外，英国人特别热衷于作“海岛和半岛收藏家”（米尔斯著《英国在东亚的统治》）。香港地区，正是令人垂涎的海岛加半岛。从英伦三岛远航中国，要行驶半年之久。英国人早已想在香港建立“桥头堡”。
1899年3月27日，新界租借地尚未交接，未事先通知中国政府，港督就派警察司到新界搭设警棚了。当地中国人“一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英管”。中国政府也反对英国违约强行取消中国新界税关和九龙管辖权。
3月28日，警察司梅轩利在大浦一个山丘强行动工。3月29日，新界乡绅集会共商抗英。4月2日，英国派军舰到广州施压。4月3日，梅轩利带兵到大浦，与当地乡绅争执。附近村民群情激愤，烧毁警棚，追捕梅轩利。第二天，大批英军开往新界，一场新界争夺战爆发了。仅有数万人的新界动员了数千当地民众，与装备先进的英军激战。最后，英军用大炮轰开吉庆围的坚固围墙，把邓氏的大铁门拆走，送到伦敦展览。
英国凭借武力抢占了香港，也种下了种族冲突的种子。
1856年，香港出现了全体英国人中毒的“毒面包案”。为了抗议英国人侵入广州，香港的中国人纷纷离港，在港的也不与英国人交往，唯有一家“裕盛饭馆”，乘机包办了全港英国人的伙食。1857年1月15日，400多英国人吃了这家饭馆的面包，连港督夫人在内，全体中毒。经查，面包中有大量毒药砒霜，当局将“裕盛饭馆”的51名中国工人全体逮捕。但是，始终无法查明真相。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巴麦尊在议会发表长篇激烈演说，攻击中国人“毒杀可敬的英国商人”。而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评论“毒面包案”：“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的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此案审讯结束后，3月6日晚，供应大部分英军食品的都爹利商店被中国居民焚毁。
1859年，3个英国水手偷盗船主财物，为了嫁祸于人，谋杀了船主的中国仆人。船主四处通缉中国仆人，一个星期后，这个中国仆人被反绑的尸体却紧贴船舷漂浮起来。事如天意，吓得3个英籍罪犯供认了犯罪事实，两人被判处死刑。中国人对这一公正判决表示满意，但是，一些外国人却认为这是“讨好中国人”，纷纷不满。其实，此前，1845年香港也出现过判外国人死刑的谋杀案，只是那次的受害者是一个外籍面包师，所以没有外国人认为不公。1856年，一个英籍马来人在汕头谋杀了一名中国妇女，被送香港审判，执行死刑。
香港的中国人，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同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列强侵华。
九龙城寨，依约由中国政府管辖，这里就成了英国人统治中的中国飞地，当地的中国居民始终不听英国号令。
1884年法国侵华，香港的华人“艇户”拒绝为法国船只卸货。香港法庭判处14名华工罚款。全体华人卸货工人举行总罢工，香港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罢工工人，颁布《维持治安条例》，严禁华人携带武器，不准华人发布公告。然而，华工罢工坚持不懈，两个月后，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工人，承认不再干涉华人拒绝为法国人卸货。
1906年，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到广州被扣留，日本当局竟要求中国道歉赔偿。香港中文报纸发文声讨，愤怒的群众捣毁西环海边贮存的日货。
1912年，香港还出过刺杀港督梅含理事件。梅含理任香港警司期间，曾率军警强行接管新界，攻打吉庆围就是他的“杰作”。当地百姓对梅含理恨之入骨，在他被任命为新港督，赴就职典礼时，行刺未果。
新界居民的强烈民族意识，使港英政府始终对新界另眼相看，很少关注新界的社会结构和功能。
1916年，英国政府为了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财政亏空，要求香港加税。香港市民联合反对，认为香港人绝无理由支持英国参战。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人要求英国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遭到无理拒绝，在苏兆征、林伟民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所有从香港开往内地的轮船和抵港的英、荷、法、日、美等国轮船上的华工，一致罢工。香港当局宣布戒严，但罢工继续扩大到其他行业。广东和内地工人也支持香港罢工。英国军警开枪镇压，工人死6人伤数百人，造成著名的“沙田惨案”。这反而激起工人更大愤慨，坚持罢工56天。在中国广东省长的调停下，香港当局被迫取消封闭工会的命令，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人工资。
1925年，“五卅惨案”后，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又成了支持国内抗战的阵地，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海员工人在远洋轮上宣传抗战，募集捐款。“民族解放大同盟”、“香港救国会”等团体宣传抗战。香港青年还组织“回乡工作团”，到广东内地组织抗日活动。香港海员工会号召拒绝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产原料。“八一三”抗日救国献金运动，香港人民捐献百万巨款。
英国侵占香港，本来想使这里成为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然而，香港的中国人，却使这里成为支援内地爱国斗争的重要阵地。
百年回归梦方圆
英国人在香港建立了充满英国人与欧美白种人特权的“欧人社会”。欧美白人，在香港有自己的居住区，华人不得入住。欧人住在“半山区”，华人住在低洼之地。1901年，华人人口增长迅速，开始渗入半山区，欧人就退居“山顶区”。还借口公共卫生，由立法局通过《山顶区保护条例》，将山顶区划为清一色欧人住宅区，华人不得入住。九龙半岛本是华人活动区域，1906年，当局借口预防疟疾，划出两万英亩欧人居住区。那时，山顶没有公路，每天，欧人官员、大班坐着华人抬的桥子上下山。后来，还专为山顶欧人修建山顶缆车。有个美国人还投书英文《南华早报》，提议在电车和公园上划出欧人专用座位，不许华人混入！
到处划分的“中西界限”，激起全港华人愤怒。华商李惠霖等投书《南华早报》批驳。英国人办的学校，不准华人儿童入学。1902年，华商何东在九龙尖沙咀建造一座小学，声明招生不分种族。香港当局却强迫将该校址让给英国小学，另划一处地方建中国小学。
早期的港英当局处处维护欧人利益，只重视香港经济和欧人生活，对全港的社会福利毫无概念。香港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区域，各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活方式。
落后、混乱的街道以内地地名命名。中环、上环的心脏地带，以英国著名人士命名。香港有以女皇命名的维多利亚港，有以英国王子干诺命名的街道。从第一届港督甸乍到第二十任港督罗富国，都有至少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道。
坐轿子、乘缆车，欧人高高在上，到跑马地打猎、郊游、赛马，在亚洲过欧式生活。海滨大道有长廊式建筑，使这个远东港口充满了欧人习惯的地中海气息。可是，华人居住区却毫无规划和管理。临时建筑挨挨挤挤，到处是垃圾、鼠疫等传染病流行。帮会、堂口横行，多次发生大规模械斗。
一切都在改变，如今香港人的地位经过奋斗得到了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今年7月1日，便彻底改变了。150年的耻辱，150年的期待与企盼，中国人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终于好梦成真。
郝在今
中国走出所有制困惑
19世纪，随着《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问世，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到了科学；20世纪，随着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宣告成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经历了巨大成功和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又迎来历史性飞跃。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开拓进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充分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信心和魄力，它向世界昭示：中国已经走出所有制的困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升华。
小平旗帜树起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邓小平逝世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问题，再次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焦点。
在中国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三个有利于”替代“姓社还是姓资”之争以后的今天，这些争论造成了理论上混乱和实践上的困惑迷茫。
在社会巨大变革中出现争论是难免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已容不得我们坐而论道、从从容容来进行论争的时代，也是一个不需要从理论再到理论、从意识形态再到意识形态的清谈时代。5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水落石出，石破天惊。江泽民同志的一番话，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使全党的思想取得了高度的共识。改革开放的中国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而且也只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旗帜。邓小平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列主义。这为胜利召开党的十五大作好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江泽民同志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他特别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100多年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实事求是地对近100多年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占有充分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给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更是说得十分清楚：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是产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产生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邓小平理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有权威人士在回顾历史时说，每一代领导人都需要一次思想的解放。毛泽东在延安反对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开展真正标准大讨论，再次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党的十五大实际上又是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动员，必将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新世纪。
中国越来越清醒，跨世纪不能跨阶段
新世纪的曙色已越来越近。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新世纪，这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至为关注的。党的十五大明确表示，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似乎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但在我们跨世纪之际，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之前，我们也仍有必要重新认识“初级阶段”这个伟大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华所在，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所在，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理论。
1979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中首次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依据。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同时还指出，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的历史，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
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国家整体实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万多亿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威胁论”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沉渣泛起，而国内的一些人也在我们辉煌的成就面前陶陶然，社会上、党内的许多争论，也正是源于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偏差。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初级阶段了，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殿堂里踱着方步谈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问题，谈论多种经济成分以什么形式并存的问题，谈论股份制与私有化的问题……而以一览众山小的眼光俯瞰一切，对现阶段的改革加以责难？显然，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且不说把我们巨大的经济总量放在同样巨大的人口分母上的情形，也不说我们社会经济整体的重大发展的同时还有5000万的贫困人口，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一项，就不应该让人过分乐观。
稍为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从总体来看，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也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明显的表征。
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历史和现实的“左”的失误根源正是忽视现实，超越阶段。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今天所以有必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应该说，这是我们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关键所在。所以，有人说，江泽民同志强调“初级阶段”主要是为了反“左”。
公有制形式多样化，社会主义不再肤浅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48年了，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除了从马克思经典那里得到的答案之外，则不甚了了，更是鲜有人能解其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我们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体制划了等号，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相当长时间“左”的影响，“一大二公”成为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幼稚而冒进的“穷过渡”成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在农村急于将互助合作性质的高级社拔高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城镇急于将集体经济提升为国有经济或者成为事实上的“二全民”，排斥和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占据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全部内涵，除此之外，便是资本主义，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革命口号。这种忽视国情国力而采取的揠苗助长的做法并没有给那时的“社会主义”带来什么好处，它排斥和遏制了市场竞争，经济活动被捆得死死的，本来就稀缺的经济资源不能及时有效地配置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生产也适应不了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短缺经济成为了时代的特征，有限的物资大多凭票供应，食不果腹更是成为拼命挣全一天工分也只抵一包低级香烟的广大农民的常事。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才与社会基本制度脱了钩。在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神圣的殿堂。
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项改革举措的实施都来之不易，来得艰辛。就是在中央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仍有许多帽子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1993年，年轻的改革理论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迟福林提出，以职工持股方式实现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从而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便有人点名批判，认为这是私有化。因为，涉及“产权”、“公有制”等问题，都可能是雷区。
然而，中国改革的实践者永远是值得敬佩的，几经责难，几经奋争，公有制已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说，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尊重实践，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还将越来越宽广。
甘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