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的攻坚阶段，一些重大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有企业大量的不良债务就是一个必须攻克的堡垒；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8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化进入旺盛期，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近年来，出现在青少年身上的一些问题让人越来越对今天“八九点钟的太阳”感到不安……
国有企业债务
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已成为改革不可逾越的现实障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国有企业一年支付的利息已超过实现利润的现实面前，在企业大面积亏损的现实面前，尽快采取多种办法解决企业的不良债务，已显得十分迫切。如何防止新的不良债务的形成，如何改变企业的预算，如何硬化财务约束？这些，都迫使人们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继去年成功地举办“中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以及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之后，于今年9月18日至20日，与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联合召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国际研讨会”。
绕不过去的障碍
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障碍。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即过度负债；二是存在大量不良债务。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对30.2万户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1980年，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38.7%，1995年上升为69.3%，资产总额为74721亿元，负债总额为51762亿元，若扣除资产损失和潜亏挂帐6696.7亿元，则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1%。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只有少量甚至没有国有资本投入。由于负债率不断上升，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快速增加。
事实表明，国有企业沉重的债务问题，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作和经济转轨的重大现实障碍，不在这个难点上取得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商业化都难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就无法真正进行。解决债务问题已成为关系改革全局及成败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是拖不过去，绕不过去的。
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我国目前主要是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实行增资减债和兼并破产，采取了补充企业自有生产经营资金，将“拨改贷”债务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等办法，解决企业的过度负债，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并加大了力度，已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由1994年的18个扩大到58个，明年还将扩大到100个城市。但其适应范围毕竟有限，其力度也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求新的解决方法。
国有企业仍是我国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支撑者，为经济改革支付了主要的成本，但国有经济的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不仅有相当部分亏损，还出现了整体净亏损，但这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国有企业18年改革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是传统体制留下来和积累起来的矛盾深层次的大爆炸，危及到财政、银行、企业、职工、社会、国有资产安全，危及到改革和发展。对于深层次的矛盾，已没有任何再拖下去的理由。而解决这些矛盾的突破口就在债务问题上，这实质上也就是从产权入手解决问题。这也是人们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称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的晚餐”的原因所在。
有关人士指出，当前企业的沉重负债已令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困境之中，也使得国有银行商业化难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现实也迫使人们必须认真着手这顿“最后的晚餐”。而且，我国宏观经济已经软着陆并向好的方向发展，结构调整也已取得一定成效，值“九五”期间进行国民经济战略性改组之际，解决“最后的晚餐”正当其时。
掀起盖头看究竟
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高、负债总额大、不良债务多，而且新的不良债务还在增加，这在贷款的平均利息率为12%而企业一般的资产盈利率只有6～7%的现实面前，尤为让人忧心忡忡。
那么，这沉重的债务是怎样形成的呢？
中国证券业培训中心主任许美征等人认为，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引起的，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企业的收入包括大部分折旧都上缴财政，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也都由财政拨给，固定资产投资全都由财政拨款，流动资金也主要来自财政，只有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才从银行贷款。
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23.5%下降为1995年的12%，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由1979年的64.4%上升为1995年的78%。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储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1979年，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占国内总额的70%以上，而到了1995年，个人储蓄已取代政府和企业而成为国内储蓄的主要构成，占总额的70%，政府和企业仅占30%，其中政府储蓄仅占5%，而1979年则为42.8%。显然，要政府像改革前那样继续支持企业的资金需求，已根本不可能了。银行贷款取代财政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
从1979年起，我国就开始试行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1985年全面实行拨改贷，贷款专款专用，限期偿还，并需付一定额度的利息。这本来既有利于控制基建过热的倾向，又能促使贷款单位注重经济效益。但事与愿违，在企业融资机制并没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向国家银行借到钱，与向国家获得财政拨款，虽然前者是有偿的，后者是无偿的，但两者都是国家对国家，性质还是一样的，国有企业欠国家的钱还不了就还不了，银行还得向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发放救济性贷款，仍然是软约束。而且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项目往往都是国家计划安排的，投资决策者有误，投资效益不好，贷款收不回，企业没有责任，银行也没有责任。
传统体制下的低效益的投资机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正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高的历史的和体制上的原因。因为尽管企业的融资渠道发生了变化，但按计划分配资金的体制、国有企业体制、银行体制、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等都未进行根本性的变化。
北京大学年轻的教授张维迎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的债务关系，大多是事后债务，是银行在为财政拨款，算不得是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而是兄弟分家形成的财政性债务。一方面，企业不是真正的债务人，“股东”并不为企业的负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是真正的投资者，而是政府决定投资的执行者。从这个意义讲，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的股权。不同的是，当政府以贷款的形式而不是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向企业投资时，企业原来的自有资本变成了“借入资本”，利润变成了“财务资本”，才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拨改贷后企业形成的资本也是国有的，因此，国家财政应是债务的股东和主人。
认识债务的性质是为了解决债务，是为了帮助企业走出债务的困境。至于如何判断一个企业的现状及将来，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特别推荐了“当期效益”的标准。“当期效益”的提出者北京制呢厂厂长陆昊在会上对其标准进行了具体阐述。
作为来自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年轻厂长，陆昊举例说，假定一个国有企业由于利润总额持续小于零，进而符合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3个条件，那么它一定就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而应破产的企业吗？他认为不一定，仅靠“盈利”或“亏损”去评价一个企业的年度经营状况是不准确的，企业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总额指标不能准确用来反映国有企业当年真实的盈利能力，因为利润总额指标与人们经常提到的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导致的不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沉重的历史与社会负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有企业好与坏的标准，而不能作为评价企业活与死的标准。评判其活与死的标准应以“当期效益”为准。所谓“当期效益”，就是企业当年生产经营形成的主业和副业收益是否足以抵销与当年生产经营有关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之和。而企业的“当期效益”显然与历史不良债务、企业在行使职工养老等社会职能所支付的成本等均无关系。他认为，根据“当期效益”，可以更好地通过对企业年度盈利能力的判断，有针对性地采取恢复和发挥部分国有大型困难企业的生产能力。
对债务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和对企业年度盈利能力的评判标准的提出，无疑为我们解决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提供了积极的思路。
如何化解历史的包袱
如何化解企业的不良债务，有的学者提出债务托管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有的提出增设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性投资机构的设想，有的甚至提出通过债权人债务人举行“市场化谈判”个案解决的方案……这些都可以说是具有操作性的，但议得最多的还是债务托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迟福林，继去年中改院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用托管的办法一揽子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建议之后，再一次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
迟福林指出，过去传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国有企业大量债务，必须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加以解决。应当通过债务重组推动企业重组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使现存国有资产能够真正发挥效益。他认为，目前不宜大规模或普遍地实施企业破产和清算，而应把债务重组的重点放到债权和股权的转化方面，并由此提出实行债务托管、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政府组织建立债务托管机构，把银行的不良债权接过来，将债权转为股权进行出售，并进而推动国有企业的重组，同时也推动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能真正迈开步子。政府、银行、企业都要作出一定的牺牲，共同解决债务问题。
通过托管解决债务问题最成功的典范当首推德国的经验。德国财政部官员戈尔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驻中改院专家施莱辛格等，在会上介绍了德国托管局的经验。
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于1991年3月成立了托管局，代表政府全面托管了原东德7万多家企业的债务，由德国政府注入大量资金，在免除了部分企业不良债务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手段，对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和企业重组。到1995年底，德国已对原东德6万多家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再私有化等方式的重组。
德国托管解决债务的方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原东德的债务重组有原西德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德国西部每年可以向东部投入1000亿至1400亿美元不等的巨资，中国则办不到。从而提出托管之后有谁来购买的问题：有谁买得起，又有谁愿意买？
就此问题，不少代表认为应该以改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认为债务重组必须与企业的重组结合起来，必须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高尚全特别强调，要对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定位。他认为，目前国有经济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战线太长，资源浪费太大，应当从一些领域里退出来，从而集中有限的国有资金，进入那些事关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使国有经济在质量而不是在数量上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可有效地降低高负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肖灼基也谈到了类似意见，认为国有企业不能与民争利，更不能与民争亏。应当卖掉一部分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集中在应该集中的领域上。不要害怕产权流动，流动并不等于流失，而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化，是由物质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只要是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流动就没有流失，不流动反倒流失更大。同时，价格并不等于价值，净资产是价值，转化的是价格，二者不完全相等，转化的价格既可以高于价值，也可以低于价值，不能过分强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净资产。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也认为，在债务转为股本的过程中，必要的时候要允许打一个折扣，因为这是不良债务，否则没人购买。
至于在重组中需要出售的企业有没有人买的问题，有专家认为，亏损本身并不一定导致没有人买的问题，关键是价恪。有人生动地以卖西红柿作了比喻。新鲜的西红柿当然可以多卖点钱，烂了的西红柿，买回去将烂的一块削掉还可以吃，彻底烂了的还可以喂猪。从这个角度讲，没有东西没人要，关键是一个价格和对利用价值的认识问题。
至于由谁购买谁能买得起的问题，有关专家认为，可以优先考虑由经理人员集资或贷款购买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国外企业重组中很流行，可以保持企业经营的延续性，也可以激发因抵押贷款而有利可图的银行对债务重组中的积极性。银行参与企业债务重组的主动性至关重要。
专家们更多地谈到资本市场在化解债务中的作用，认为应充分发育资本市场，通过进一步发育股票市场，更好地引入国外投资者，以及采用中小企业职工持股等重要方式，培育新的投资者，形成战略投资基金。这样，通过资本市场，转让部分国有企业产权或折价处理部分债务，不仅可以用有限的增量盘活存量，振兴产业，启动生产，增加效益，还可以促使企业明晰产权，实现机制的转换，也可以促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在目前国有银行的资产中银行自有资本（国有资本）不足3%，其余资产的60%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40%为不同所有制企业资金的聚集，这也充分体现了国民收入格局的根本变化，也表现了资本市场的潜力之所在。
在谈到企业重组该先卖谁的问题时，有的学者提出了“考试经验法”，即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最容易做的中小企业做起；有的学者提出“市场卖菜法”，即先卖好的换好价钱，再卖差的，最后集中处理坏的，一开始卖坏的不好卖，好的也容易变坏的，应以卖好的作为启动点……总之，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先易后难，逐步实施，从而从制度上使不良债务真正地成为“最后的晚餐”，不再产生新的不良债务。
依靠改革的思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将解决债务问题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结合起来，调动财政、银行、企业及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在本世纪末消除国有企业债务，成为了与会代表的共识。
严峻的现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都决定着这一切：必须尽快解决包括企业债务问题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企业高负债、不良债务问题，决不会拖到21世纪。尽管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还很难……
甘远志
中国城市化还有多远？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发表的一份公报指出，从1950年到1995年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83个发展到325个。其中，工业化国家从49个增加到112个，发展中国家从34个激增到213个。城市人口1950年只有7.3亿，目前已达到26亿，而且，每天仍以17万人的速度递增。预计，在本世纪末，世界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近年来，城市化在中国也成了热门话题，城市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城市化还有多远？我们将如何迎接城市化的挑战？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公民来说，新鲜而且富有刺激。
城市化已显端倪
199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宣布实行人口城市化，原特区4万多已洗脚离田的农民，当年一次性转为城镇居民。
在全国，最近10年以平均每年增加37座城市的高速度向城市化迈进。在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和胶东半岛，村庄日渐稀少，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新型的城镇，新城密集，城乡一体，分不清哪是城镇，哪是村庄。北京、天津、大连等大中城市周围，星罗棋布的卫星城呈放射状散开。
目前，我国设市城市已达640个，其中，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32个，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43个，人口20万以上的中等城市192个，人口20万以下的小城市373个。城市总人口达3.5亿，城市化水平将近17%，比1990年高出4个百分点，比1985年高出6个百分点。据统计，广东省目前有地级市21个，县级市30个，而在1985年，全省的城市总数只有17个，10年里整整增加了3倍。这个速度在世界也属罕见。
在城市总数增长的同时，原有城市的面积也在急剧扩大。开发浦东，使上海市的城区几乎扩大了一倍。北京市的城区面积也扩大了一倍，面积由400平方公里扩大到800平方公里。就连北京的卫星城河北省廊坊市，城区面积在10年之间竟然也扩大了5倍多。六朝古都南京即将冲破“石头城”的重围，调整后的城区面积从原来的76.34平方公里扩大到186.73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整整扩大了一倍半。综观全国各省会城市及开放城市，城区面积都以一倍甚至几倍的速度扩展。
城市化带动了小城镇的建设，10多年来，小城镇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活跃的一个方面，我国现有服务功能比较齐全的建制镇1.2万个左右，这还不包括2000多个县的城关镇，它们既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前沿阵地，又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重要依托。
据国家民政部《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报告透露，我国2000年和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分别达到34%左右和42%至45%，其中城市人口比重分别达到24.48%和31.50%。到本世纪末，需增设102个市，平均每年17个，2001年至2010年规划设市279个，平均每年28个。届时，我国城市总数将突破1000大关。
世界经济发展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可以说，城市化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城市规划切莫刮风
在城市化进程中，建设国际大都市无疑是一个方向，但大约是从1992年始，我国许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出现了贪大求洋的苗头，一些大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并且付诸实践，不断扩展自己的规模。这种城镇国际化的苗头很快形成一股风，从南国吹向北国，从沿海刮到内陆。
在珠江三角洲，与建设“国际性大都会”相适应，这里已经建成或准备建设的国际机场有六七个之多。人们不免怀疑，国土面积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能容纳六七个“国际大都市”吗？
在京津附近的华北地区，城市规划求“大”争“霸”之风吹得也很起劲。“国际化”、“远东第一”、“30年不落后”等口号，已经成为决策者指导城市规划的硬指标。
在京九铁路沿线，各地争相发展城市规模，沿线的13个中小城市均不遗余力地上档次。某市现有人口不足30万，却在城市规划中要在本世纪末建成百万人口的“淮北平原中心城市”、“新兴的国际大都市”。广东省河源市下属龙川县也提出，要借京九东风，建“国际大都市”，就连市里负责同志都认为“不可思议”。
浙江台州地区在撤地建市之际，决定易地重建一座新城，打算把淑江、黄岩、路桥三地连成一片，新建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国际大城市，这里的决策者胆略可谓惊人。
城市规划上的这种浮夸风并不是规划部门吹出来的，而是当地高层领导显示“政绩”的产物，决策者定下了调子，规划部门只能看眼色行事，于是，不顾当地具体条件、缺乏必要分析论证的国际化都市的规划蓝图便诞生了。
还有一种倾向是相互攀比“县改市”。作为我国初级行政区划的县制，已沿袭两千多年，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结合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或许是由于历史太悠久和独具“中国特色”的乡土气，许许多多的“父母官”开始嫌弃古老而又土气的“县长”帽子，而觊觎现代色彩的“市长”桂冠。于是“县改市”就形成了一股风，来势迅猛，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
为了“县改市”，有的县盲目扩大城区面积，有的县弄虚作假，虚报统计数字，瞎编建市条件，有的县大量向农民出卖城市户口；为了“县改市”，县里成立专门班子，不仅拨出专款作为“公关”费用，而且赋予公关人员种种超出法律之外的“公关特权”。“县改市”标有限，求大于供，竞争相当激烈，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正之风，某省民政厅有3名干部发“县改市”财，利用职权向迫切要建立的县索贿受贿，一年时间就捞了20多万元的好处费（包括实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县改市”的不良状况。
没有好处，“父母官”们是不会劳民伤财地去要求撤县建市的。因为县改市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和城建经费，可以多设机构、多安置人员、多提干部、多加工资补贴。至于建市有利于争项目、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等好处，都只是虚的了。县改市表面上看是“城市化”了，有一个实质性问题却没有改变，这就是大部分“市民”仍然是农民，充其量不过是农民工。因此可以说，一窝蜂地把县改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城市化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所产生的后遗症，都造成了长久无法消除的危害。
实现城市化，首当其冲的是耕地的锐减。城市化必然要扩大城区面积，加上这几年的开发区热、别墅热，我国耕地平均每年要消失一个县的面积。以浙江省为例，近10年减少耕地255万亩，90年代以后减幅更大，平均每年高达41万亩。
就市民生活而言，最大的问题恐怕莫过于饮用水。我国大中城市缺水状况相当严重。首都水源不足，深圳供水告急，蚌埠市饮用水每吨200元，上海、苏州等城市因超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下沉，浙江嘉兴每年下沉30毫米，沉降面积已超过60平方公里。还有交通，北京市城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7000人，上海市城区是每平方公里40000人，堵车已成为全国各大城市的通病。如果“小轿车进入千家万户”变成现实，城市人将如何走路？实在不敢想象。还有住房、卫生健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相伴而来，“缺氧”也构成了都市的一个新问题，我国许多大中城市近年来均出现了氧吧。
因城市改造而毁坏名胜古迹的纠纷近来屡屡发生，一些古城的原有风貌失去了迷人的风采。
建筑上盲目追求豪华也存在着潜伏性危害。建筑上一味地强求“高标准”，盲目追求豪华，已成城市建设的时弊，造楼房动不动就是几十层甚至百余层。专家分析说，摩天大楼造成的“峡谷效应”，使得街道上的风速特别大，玻璃幕墙一旦承受不住，必然出现雪崩样损坏。据统计，浦东陆家嘴区域内，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地段内将耸立起100多幢超高层建筑物，专家们预计这些大楼将形成“峡谷效应”，带来种种后患。
科学规划功在千秋
有关部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城市化面临5大问题：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增长与城镇有限容纳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政府对城市发展缺乏有效控制，许多中小城市盲目扩大城市规模；三是城市发展重数量，轻质量；四是城市分布、规模等级不协调；五是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小城镇发展无序。一言以蔽之，关键在于缺乏科学规划。
城市化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国城市化刚刚起步，如果吸取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注重科学，尽量避免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隐患，国家和人民就会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5月21日，李鹏总理针对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对城市的规模应该有一个限制，城市大了不便于管理，必然要占用耕地，首先占的是菜园子，这将给农业和城市副食供应带来不利影响。所以，要对全国城市的发展规模重新加以核定。同时，城市建设不提倡豪华建筑，建筑风格应当多样化，各具特色。
由此可见，城市化不是多改几个县，多造几座大厦的简单工程，更不是多把农民转成市民就能如愿以偿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
国家主席江泽民最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努力造成一个秩序井然、市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应当被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基本指导思想。
阿祥
逼子成龙代价惨重
逼子成龙酿造了一出出悲剧
据《瞭望》周刊报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太喜欢养猫，连做作业间隙也不忘给猫添食，还在本子上勾画几笔吃食时的“猫态”。一心只想让女儿考重点中学的父亲，认为“有罪”的猫分散了女儿的学习精力，得制止。一天，他让女儿抱着猫随他到工厂去。突然，他猛地从女儿手中抢过猫扔进锅炉，让她亲眼目睹那可怜的小生命的下场。女儿还来不及判断父亲的用意，只听得小猫留给她最后那声凄厉的哭叫。她泪眼汪汪地看着自己所心爱的猫在通红的火中挣扎，瞬时化作轻烟和灰烬……
愚蠢而残忍的父亲以为从此为女儿扫清了进重点中学的障碍，根本不知道善良幼小的心灵随那小动物的被消灭已成碎片。此后，无数的夜梦里，她都惊叫着爬起来，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最终积郁成疾，不得不休学。
沈阳一位8岁的孩子，被父亲一记大耳光，猛踢两脚送上西天；武汉一个孩子被父亲连捆数道吊在梁上致死；贵阳一位7岁孩子死里逃生，身上有22道被父亲用火钩烙的红黑相间的伤痕，跟“烧焦的猪皮一般”的肚皮……3个惨案里3个孩子的“罪名”都差不多，是“逃学、贪玩”，而3个父亲对各自犯罪行为的口供都一致：都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的爱——“恨铁不成钢”！
一个个善良幼小的心灵，就这样被“爱”摧残了。
在我们的周围，类似的事件又有多少呢？
报载，一对身为工人的父母，因友人一句不经意的话，便倾其囊，负债为独生女购置钢琴。不料这女孩视学琴为苦役，而父亲则强行规定每天必须练4小时，不够时间不许吃饭、睡觉，并效法古人的“头悬梁、锥刺骨”，女儿疲倦得抬不起头就用绳子将头发吊起；双手累得抬不起，就将双手吊起，伴以经常的打骂。终于有一天，女儿抄起剪刀，铰断自己的手筋。抢救的大夫十分震惊：“你将手筋铰断，不怕疼？”女孩说：“绞断手筋只疼一时，不断手筋，我的痛苦却是一辈子也解除不了。”
有大学文化的父亲自儿子3岁起就逼儿子学艺，而且颇炫耀其教子经验：“我规定他每天必须干什么、不准干什么。不依，我就狠揍！”到10岁时，儿子不仅弹得一手好琴，书画亦略通一二，并有一画着许多自由飞翔的小鸟图在当地比赛获头奖。一时令这位曾怀一腔抱负而终不得志的父亲很是自得：我10年心血没白费！突然有一天，父亲看见儿子画的一幅画：一乖巧的小羊在弹琴，一大灰狼龇牙咧嘴站在琴旁，说：“你得一直弹我爱听的曲子，不然我就吃掉你！”聪明的父亲恍然大悟——乖巧的小羊，还有自由飞翔的小鸟，这是儿子在控诉啊……
在一幕幕悲剧中，一颗颗幼稚而纯洁的心灵在流血，在“爱”中倾斜，甚至萎缩……
谁在为“爱”付出代价？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们的父母常常是，要么不分场合，当面训斥，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致使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创造性受到抑制，变得忧郁、烦躁、孤僻、犹豫和退缩，甚至有些神经质；要么“爱”之太过，百依百顺，有求必应，生活上爱护较多，发现问题不及时批评教育，明知不对，有意护短，使孩子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成了家庭内外的“惹不起”；要么不分析主客观原因，方法简单粗暴，实施肉体惩罚，禁止一切合理要求，使孩子产生对立情绪和恐怖、离异心理，从而使孩子逃避现实、走出家门以至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某教授夫妇因儿子高考成绩欠佳只能在大学当旁听生而感到丢面子，成天在儿子面前唠唠叨叨：“这么不争气！我们出门都没脸见人。”孩子的精神在高度压力下终于彻底崩溃，竟残酷地用电线将生身父母双双勒死，“免得你们无脸见人！”
山城重庆。一败家子再次将家中电脑上的主机板拆下来卖了。母亲终于无法容忍，痛心疾首地数落儿子的种种劣迹。那儿子听着听着，心头恶火乱窜，刹那间，他举起一把铁锤向着亲生母亲狠命砸去。那颗曾经如何用爱浸泡过他的头颅顿时耷了下去。他又很快找来一根绳子套在与那颗头颅相连的脖子上，拼力紧勒。母亲用最后一点力气呼救，丧心病狂的儿子竟再紧缠三圈，并狠狠地打了一个死结。然后将尸体翻过去，使那不能再动弹的母亲脸贴地面：“我不愿再看见她了……”
湖北某中学一名叫李君艳的高一女生，因和同班同学李伟谈恋爱被老师发觉，被告知了其父母，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和毒打，结果该女生趁父母外出干农活的机会，偷偷喝下了父亲刚买回来准备治虫用的“敌敌畏”，并留下遗书，“到另一条路上去等李伟……”
惨案举不胜举。太沉重了，太沉重了！但悲剧并没有因为沉重而停止。相反，却在呈增加的趋势。
据一份来自公安机关的调查报告：1985年，我国青少年犯罪占犯罪总数的71.24%；1993年，我国青少年犯罪案突破161万起；1995年较1994年又增加了17.3%……
孩子在高期望值下挣扎
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家庭能比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成才要求得更为迫切的了。
据资料，本世纪50年代，美国曾盛行过所谓“纵容的民主主义”理论，把父母管教孩子的责任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任何形式的惩罚都被认为有害。这个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对孩子最纵容的10年，其结果是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群体。对于这个教训，我们无疑应该吸取。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父母似乎又走上了反面，很突出的做法便是逼子成龙。
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成“龙”，父母们不惜采取各种办法，对子女的要求严上加严。“你要是考不上重点，你就别回家。”“你要是能考100分，我就给你100块钱。”“这次拿第二名，下一次必须拿到第一名。”
第一名只有一个，重点学校招收的名额也毕竟有限。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学生将达不到父母制定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压、吓甚至打等一些逼子成龙的措施在一些家庭便出现了。一些原本性格开朗的学生，从此变得郁郁不乐，对学习也害怕甚至恐惧起来，身体、心理素质都明显下降，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减弱。这对于自小学就开始接受此项“训练”的小学生来说，心理上绝不亚于压上了一座大山。
日本的研究机构曾主持过一项调查，问卷对象选择了日本15所高中的1300多名学生、美国13所高中的1000多名学生和中国21所高中的1200多名学生。在回答“谁是你最尊敬的人”这一问题时，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列在前3位的是父亲、母亲和英雄人物。而中国的父母被自己孩子排列在第十、十一位。湖南新闻媒体在讨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时收到500封信，其中有90%的青少年对父母不满。
这一结果恐怕是令自以为给予孩子很多“爱”的父母们所始料不及的。对此，天下父母又该作何反思呢？我们无意将此都归罪于天下父母们，但父母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及行为方式都在直接影响自己的儿女，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据资料显示，79%的青少年的心理疾病都是因为父母的心理错位而引发的。
显然，对广大父母来说，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刻不容缓。
“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心愿。可事实上，因为众所周知的主客观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龙”成“凤”的。面对自己“不争气”的孩子，父母们，你们逼子成龙还要坚持多久？
心理健康能否做得更好
现代健康的概念已不仅仅是指生理上的健康。健康标准里，一个很重要的指数便是心理健康。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健康比生理健康显得更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学校只重视对学生的智育教育，甚至以学生的智育水平来评价学生的优劣，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心理教育。
1995年“六·一”期间，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校长向国家教委领导提出：“现在到了需要给学校配备心理教师的时候了！”
有资料表明，面对学业、家庭、人际等压力，青少年的心理往往不堪重负。有专家认为，以往那种单一说教、正面引导的教育方式，面对今天的孩子已显得简单苍白和作用不大。孩子们需要的是更切实具体的关怀和指导，青少年需要整个社会的留意和呵护。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是我们这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特征。中日青少年友好联合夏令营上，中国孩子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之差，曾一度引起国人的忧虑，甚至有人又大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这不是危言耸听！日本人、美国人就曾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中国的孩子将不是我们这一代的对手！”我们先且不谈他们这话的用意，但我国青少年心理素质之差也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最近在南京2300名大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调查结果，71%的学生缺乏毅力，67%的学生难以承受失败。199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4～16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表明，中国少年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13.9%。有关部门此后作的相关调查，发现小学生、中学生中不同程度心理障碍的比例分别达20～30%和40～50%。另据一项权威的调查，美国青少年心理素质合格率为44%，日本为65%，而我国仅为17%。
要强国，强人是前提。要强人，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个健康的心灵。给青少年创造一个适合心理健全的社会环境势在必行。
究竟如何才能让青少年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已成为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
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