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又一波，气功热和由它引起的争论举国关注。或许，这是中国20世纪最有趣的社会文化景观之一。
彻底治理污染，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呼吁和要求。我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然而治理污染的步履却迈得那么艰难。
潮起潮落看气功
几乎是一夜之间，气功热起来了。
曾几何时，街头巷尾，公园路边，到处可见聚集成群的男男女女，或安然作势，或东游西走，或大声呼喝，或对树默诵……书店里、书摊上，传播种种功法的创始者或几十代传人纷纷出山的报刊书籍比比皆是，颇为抢手；大小气功师们创门立派，信徒众多，成了当代超人，其功力奇闻不胫而走。据说气功师曾发功改变了导弹的发射方向，气功师降雨浇灭了特大山火……
与此同时，揭露伪气功的文章言论也时而见诸报端。近日，则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一位军报的女记者专门撰写了洋洋数万言的《女记者江湖追踪“佛子”张小平》，揭露曾以《佛子张小平出山记》而先声夺人的张小平，虽然这位“佛子”气势汹汹，带领门徒威胁作者和出版单位，但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北京的一家报纸则接连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中国气功界的奇人司马南几年前有关伪气功的谈话；5位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学者在报上公开呼吁：“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工人日报》也刊出专文，对中国“特异功能第一人”败走麦城的经过详加披露……回顾一下中国气功界的几次大的争论，应当相当有意思。
气从何来——第一次争论不了了之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出现了一本假托老祖宗黄帝之名的医书《黄帝内经》，书中介绍了一种奇特的养生方法：“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这种方法传至后世，被道、医、儒、武以及后来流入中国的佛教等所吸纳，变化出导引、吐纳、行气、服气、坐忘、守神、炼丹、坐禅等诸多养生功夫，在近代道、佛、儒、武及中医等衰微之后，这类养生功夫多流传在民间，并产生了不同的名称和练功方法。
话说到了本世纪50年代，河北出了个“奇人”刘贵珍，掀起了建国后第一个气功热潮。
刘贵珍原是河北威县大寺庄人，1945年参加革命。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随之又引起了失眠症。因为解放区的医疗条件简陋，他只好回到故乡调养。在家乡，他经人介绍，向一位叫刘渡舟的农民学习一种名为“内养功”的功夫。据说这种功夫源于佛家，长期流传于民间，师徒间口授单传。这种功夫强调呼吸，以“吸、停、呼”的运息方法练功，并有与外界严格隔离等练功要求。
刘贵珍诚心诚意地练了120天，胃溃疡病竟奇迹般地好了，其他病症也大为减轻。他重返工作岗位后，把这种功法又传给有病的同事，居然都有一定的效果。1950年到1952年期间，刘贵珍在河北邢台地区任秘书，他利用气功治疗疾病，办了3期治疗班，效果显著，爱到了当时区委书记程玉琳的重视。1953年，河北卫生厅将刘贵珍调到第二干部疗养院成立气功科，后程玉琳到唐山市任市委副书记，1954年3月中旬将刘贵珍等调到唐山，成立了唐山市气功研究所，办班治病。1954年7月和11月，刘贵珍等两次进京，向卫生部中医司汇报了气功治病的情况，卫生部对此给以鼓励。中华医学会为了了解气功治病所情况，于1955年6月邀请刘贵珍等人到北京向100多人做了气功疗法的学术报告。他成为了当时中国气功界的绝对权威。
1956年，国家投资在北戴河创建了第一个气功疗养院，刘贵珍出任院长。中央领导人也常请他去教气功。陈毅学会气功以后，高血压病明显见轻；林伯渠学会练功以后，大加夸赞；谢觉哉则为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一书欣然题词。此书先后印刷11次，发行上百万册。刘贵珍的著作还被译成日、英、印尼等文字，发行于国外。
就在《气功疗法实践》这本书中，刘贵珍把自古以来的这类功法统一称作“气功”，并下了明确的定义。实际上早在50年代初期，刘贵珍就已采用了“气功”这一名称，他写道：“气’这个字在这里是代表呼吸的意思；‘功’字就是不断调整呼吸和姿势的学习，也是俗语说的是练得‘有功夫’。”
“气功”一词由此产生。
刘贵珍对“气功”的定义因此引发了第一场争论。1956年，养生学家蒋维乔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作气功学术报告时。就曾提出：“现在大家都称‘气功’，其实这个名称，并不妥当，不过已经通行，我也只有从俗了。”
到了十年动乱，“气功”作为“保命哲学”的一种，被推下了社会舞台，所有的争论都不了了之。
外气的出现——第二次争论引进了科学气功被禁锢了10年之后，于1977年复出。这一次，面对“气功”二字，几乎所有练功的人都顾名思义，将“气功”之“气”理解成了元气、内气。对此，刘贵珍在重版《气功疗法实践》时，也不得不作了如下修改：“依据古典理论，将这种以培育正气为主的自我锻炼方法命名为‘气功’，我们认为，气功的气不仅包括呼吸之气，也包括人体内的正气。”
这“人体内的正气”为何物？竟然有人为此做了“科学”的解答！并称“内气”还可外放，可以用仪器进行测量。
1979年前后，《自然杂志》连篇报道上海从事原子能研究的顾涵森，利用科学仪器测出了“外气”的存在。她发现“外气”的物质基础是微粒流，从而“内气”外放，发“外气”治病就有了依据。顾涵森的这一结论被人们在报刊中反复引用，在气功爱好者中广泛流传，随之能发外气的大师不断涌现，掀起了新中国气功热的第二次浪潮。
此后，海军总医院的部分人在副院长冯理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外气杀灭细菌及肿瘤细胞的试验，并向社会公布了多项成果。例如他们发现：气功师发气时的意念如果是想杀灭细菌，那么细菌就大量死亡；如果气功师发气时的意念是让细菌生长，那么实验的结果就表明为细菌大量繁殖。
最有影响的外气试验来自清华大学。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为气功师严新做的外气试验。声称，当严新近距离和远距离遥控发功时，观察到自来水的激光拉曼谱图的水的特征峰之间，出现了变化，说明外气改变了分子结构。不少新闻媒介也进行了报告，一时震动了国内外。参加试验的李升平后来还发表了外气在1000公里之外对分子产生作用的文章，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全国的气功热迅速升温。
气功大师严新因求医者门庭若市，难以应付，创造了带功报告这一奇特的治病形式，一次给成百上千人发气治病。其他大小气功师纷纷仿效。随后，又出现了遥控发功、信息水治病、信息磁带等气功治病的新招，其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内气可以外放，而且可以远距离外放。
这一次由外气引发的气功热潮，其引起的争论也是非同寻常的。首先，顾涵森的实验被物理学界和生物医学界两方面斥为不经之谈。物理学界认为顾用自己改装的仪器测定出的数据，不合物理学常规，说明不了问题；生物医学界则认为，人体的生物物理效应如红外辐射、电磁波等等，人人都有，有的比气功师的还要强，属正常现象，不是什么外气引起的。
在反对外气的群体中，表现最力的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的负责人张洪林。他探讨外气存在依据的工具仍是科学。对几次著名的证明外气存在的实验，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进行科学检验。
对外气杀灭细菌的实验，他和同事请来了在海军总医院作杀菌试验的同一个气功师，用同样的细菌3管，分别让气功师作杀菌、增殖的意念发功，另一管不了功。结果几次试验都证明发气与否，对细菌毫无影响。
张洪林为了证实清华的外气改变水分子结构试验，3次同《健康报》记者一起走访清华大学，查清原来清华大学并不存在所谓的由7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协作组，这个所谓协作组本是校工会所属的群众进行气功锻炼的组织，其试验的成果既无专家评定，也没有经过成果登记，不能作为成果来看。清华大学生物系也证实，这个试验是在非常粗糙的程序指导下做的，重复性也不合要求，因此不应当作为成果公开发表。试验结果见报后，生物系曾几次写报告澄清此事，但有关当事人并未引以为戒。
张洪林等披露此次“试验”真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出，把有关外气的争论推向高潮。起码在气功理论界，外气是否存在，已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争论并未结束。
耳朵识字与“特异功能”——第三次争论亦近玄虚1979年春天，《四川日报》报道了一件新奇事儿：四川大足县一名叫唐雨的男童，声称自己能用耳朵识字。这个消息经新闻媒介报道和人们的口口相传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一时出现了许多声称能用耳朵听字、腋下识字和具有透视、预测、搬运功能的儿童，报刊上一时新奇事不断——人体特异功能成了气功热衷的新话题。
“人体特异功能”一词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人体是否存在“超感观知觉心灵运动”和“意念致动”问题，在国外很早已被提出来，称为ESP和PK，并已研究多年，不算新鲜之物。但是人体特异功能却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就和神秘的气功联系在一起。
以唐雨为代表的特异功能者出现的消息，终于使有关气功的辩论由气功界本身，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少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说：在党报上发表这种伪科学的东西，是唯心史观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十足的封建迷信。
那时中国尚处于思想解放的前夕，对待难以解释的现象，是靠权力大小来决定其结论的。据说发表唐雨这一惊人消息的《四川日报》记者，顶不住各界舆论的压力，又拒不认错，最后郁郁而死。唐雨则因有各界人士的参观、访问，被学校以扰乱学校正常秩序的名义除名。
但是时代不同了，舆论并没有一边倒。部分名人、科学家也通过各种途径分别对外气和特异功能表态，观点针锋相对。支持和反对外气及特异功能的两大阵营中，各有一言九鼎的高层人士坐镇，各有一批科学家为其提供依据，两大阵容兵强马壮，泾渭分明，一时难决雌雄。
1982年6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位领导人终于发话：“准许少数人研究，但不宜在报纸上公开争论，少数人可以成立民间团体。”
报纸公开论战暂时偃旗息鼓，但这场争论却愈演愈烈。此后，支持特异功能者一时似乎占了上风。原先被科学检验逼问得岌岌可危的外气论者，又找到了特异功能这一方便的遁途。而起先必须过试验这一关的“大师”，却可以凭一念之动，自行宣布得道成师。例如名震一时的大自然中心功创立者张香玉，就是一夜之间神灵附体而一举成名的。
直到1990年前后，外气和特异功能造成的危害日益明显，报纸上才重新出现了对外气和特异功能的质疑，反对外气和特异功能的人又逐渐活跃起来。
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比外气还要神秘。因为气功有中国几千年的中医典籍为依据，辩论双方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决斗”，有争议的部分尚有望一一澄清。但是特异功能，在西方已经辩论了几百年，中国的特异功能者更可把气功与特异功能合为一体，抵挡的“功力”自然就增加了几分，令反对特异功能者不知从何下手。
目前反对特异功能的人，极力主张在严格的试验条件下，由相信和不相信特异功能的人一起，对一些特异功能如“甩药片”、“意念移物”等进行鉴别——因为不少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往往由其信徒或没有经验的旁观者观察其试验过程，试验据说都极为成功；而部分接受了反对特异功能者检验的人，则坚持甚至像“中国特异功能第一人”这样的人物，都会出现手识不出字、药片甩不出来的事。但是有的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也振振有词，特异功能本就不可理解，或许有不相信者在场，就会影响功能的发挥；而且，即使有人被测时失败或作假，怎么就可以推断出所有的都是假的呢？——的确，对于本来就超科学常理的特异功能来说，要去检验它，没有穷尽一切个例，是无法推断出结论的。
至此，有关特异功能的争论只是打了个平手。
两个互不相干的擂台
在气功和特异功能这几次大辩论中，最富戏剧性的场面，应该是辩论双方的直接交锋。然而，由于没有一个超脱的裁判，双方只能各自站在自家的擂台上，向着对方遥相叫阵。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张洪林就设了一个擂台。他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声明，如果谁能证实外气的存在，可以到设备先进的中医研究院来做实验，他也愿意登门求教。但是靠外气立身的大师们或许的确太忙，没有一个接受挑战。
中国气功界近两年还有一位风云人物，他就是曾被冠以“气功大师”的司马南。他有“硬气功”的几乎全套功夫，但后来又向其他外气大师或特异功能者叫阵。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所谓外气功，经他一说，变成了人们的笑料。没有人来向他迎战，使这场争论变得不很精彩。
但是且慢，主张外气和特异功能的人，也有一个反攻不下来的更大的擂台，那就是社会上信奉气功的人群。反外气和特异功能者尽管反对，但社会上仍有大大小小气功师的广阔市场。
据估计，各地“带功报告”几乎每天都有，全国练功者已有6000万，关心气功和间接与气功有关者，数以亿计，其中大部分人接受外气或特异功能存在的观点，起码也不是坚持反对。从这点来看，真正的失败者却是反对外气和特异功能的人。
气功和特异功能的争议，看似一场气功界的是是非非，实际上折射了今天中国人的一种微妙的心态，同时又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影响。尽管直接参加争论的人并不多，但是实际上它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气功重新流行之初，正值一场大的政治动乱过后，各种新思潮的兴起，使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存在问题。随后，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把人的存在变得更加脆弱。于是，能够让人们重新找回自己、强壮自身的气功冲进了人们的生活，并令人难以置信地风靡一时。撇开气功治病健身的原有功能不谈，人们印象中的气功，和风行一时的武侠小说一样，同是现代成年人的童话，而气功，更是满足了人们追求精神安慰和机体健康甚至具有超人力量的双重欲望。
回顾气功潮中的几次争议，不难看出，围绕气功和特异功能的争论，眼下谁输谁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双方找到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双方应有一个统一的检验标准，应有一个统一的检验机构，还需要一个双方统一的争议讲台。
外气和人体特异功能，都属于尚未为科学所界定的异常现象。它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现有科学方法可以进行检验，一种是它推翻了现有的一系列科学基本原理，甚至更进一步，突破了人类长期的自身实践经验。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必须从现象出发，没有已知的现象，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分析的。而现象是否存在，必须检测其真实性和可重复性，这是争论的基础。
士心
中国城市污染严重
几年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电影：若干个世纪后的世界，摩天大楼到处耸立，车流滚滚，彩光流溢，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每个人都戴着氧气面罩，因为人已经无法呼吸被污染的空气了。
1995年，北京真的出现了“氧吧”——一种专门供人吸氧，以解除身心郁闷的特殊场所。昨天的科幻电影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城市正被污染吞噬
中国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是参加全球的大气监测网的5座城市，监测结果是令人沮丧的：5座城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日均浓度分别在200～550微克/立方米内，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3～9倍。这5座城市，统统被打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名册之中。北京，成为世界上环境质量最糟糕的首都之一。
北京的春天在灰色的风尘中年复一年地羁绊着，明亮的天空似乎只是一种遥远的幻想。秋天来了，萧萧的落叶裹挟着满天飞扬的粉尘，那是令人窒息的压抑。那么冬天呢？最新的调查说：北京市区冬季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已经连续5年严重超标。
上海，吴淞、闵行等工业区上空永远散不尽的浓厚黑雾，狭窄弄堂中燃煤炉袅袅升起呛人的煤烟。
沈阳呢？4年前春天的4月，沈阳却反常地下起了大雪。那洁白的雪花还没有落到地面就变成了灰黑色，抬头望去，落下的是一片“灰雪”。沈阳市里无数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正向天空，向飘荡而下的洁白雪花倾吐滚滚的黑烟和废气。沈阳人不会忘记1977年12月一段悲惨的岁月，12日到16日整整4天，急剧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将沈阳变成了一座黑雾笼罩的城市，2000多人先后急性中毒住进医院，45人活活窒息。从此，沈阳人一到冬季，就患上了“污染恐惧症”。
吉林、济南、太原、铜川……这些城市冬季的悬浮颗粒物日均浓度甚至超过了1000微克/立方米，成千上万吨的煤粉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及其他有毒气体成了城市上空永远摆不脱的幽灵。
兰州是个狭长的城市，一条同样狭长的灰色飘尘带隐隐闪现在离地面约50米的高空，兰州供暖的大烟囱大多在三四十米高，燃烧煤炭时产生的烟气上升和随风扩散，终于造成了50米高空的烟尘污染带“奇观”。
丰富的煤矿是山西的骄傲，也是山西污染的源头，山西省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在全国名列前茅。10年时间，山西省的废气排放量竟然增加了72倍，与此对应的恶果是：山西主要城市的大气质量统统进入了全国最差城市之列，山西省的肺癌发病率，也夺了全国的榜首。
煤都大同，二氧化硫浓度和降尘量的年、日均值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三级标准，在全国排在“十差”城市之列。公路两边的煤堆，飞扬的煤尘使日月暗淡无光，就像一座黑乎乎的城市。据统计，大同空气中的强致癌物质三·四苯并芘含量比正常标准高出了整整20倍。于是，每1万名大同人就有18个被拖进了癌症的深渊。
老工业基地辽宁省是一片插满工业大烟囱的土地，中国3000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辽宁就有300多家，辽宁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夺了全国的冠军。
197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卫星到达了东北上空，可透视力极强的遥感设备却愣是找不到本溪，本溪难道从中国消失了？其实，本溪还在，只是，成千上万个烟囱喷出的颜色各异的浓浓烟雾，在本溪上空营造出一个谁也捅不破的黑色大雾盖，将方圆40多公里的本溪罩得纹丝不透。从此，“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成了本溪的外号。
据统计：本溪市每平方公里一个月内落下的尘土就有125吨。有人算过，把每年游荡在本溪上空的烟尘和粉尘制成标准砖，可以排1万公里，换句话说，每年有l万公里长的“灰尘砖”要砸向本溪人的胸腔。于是，十几年的光景，本溪死于肺癌的人翻了两番。
有人说，中国的城市正在变成一个个大煤气室，这话似乎有点夸张，可是，被污染的天空正在吞噬中国的城市，却是已经到来的事实。中国设市的城市已经有500多个，大气环境质量全面符合一级标准只有5个。
由大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发病率在中国已达30%以上。据2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每年因大气污染患上慢性气管炎的有150万人，有2.3万人死于呼吸道疾病，每年有17.7万人得了肺心病，死亡人数为1.3万人……
燃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占领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温室效应”开始煎熬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一座座城市变得越来越热，冬季没有了冰点，夏天热浪滚滚。据测算，到下世纪30年代，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将比工业革命前提高一倍，到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再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故事，洪水、干旱、种群灭绝……整个生态系统走进了紊乱的病态。而且，南北两极的冰雪融化，高涨的海水冲上了大陆，使一座座储蓄人类文明的城市沉没于汪洋之中，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天津、上海等一大批沿海城市……
酸雨危害整个地球
本世纪50年代，美国东北部和欧洲地区相继飘下酸雨。70年代，北美和欧洲已经造就了世界两大酸雨区。
70年代，中国人还不知酸雨为何物，仅仅20年后，酸雨就侵袭了中国大部分领土。上海、南京、广州、重庆、柳州、青岛、北京……从南方到北方，酸雨先是以城市为据点，接着又向辽阔的山川平原无限扩张，终于纵横交错，连成了一片又一片辽阔的酸雨区。
广东、广西、四川盆地和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中国西南、华南酸雨区，每下10场雨就有9场是酸的，成为与欧洲、北美并列的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还有，以长沙为中心的华中酸雨区，以厦门、上海为中心的华东沿海酸雨区，以青岛为中心的北方酸雨区……
广州，酸雨每个月都会前来“拜访”，每到春天和初夏，整个广州城仿佛都笼罩在酸雾中，空气都是酸的。广州市中心、海珠区、黄浦区和番禺县是酸雨最爱光顾的区域，几乎到了十雨九酸的地步。
再新的机器设备，油漆上得再光亮，只要放在露天，用不了几场雨，就会锈迹斑斑。就算放在室内，酸酸的雾气也会无孔不入地冲进来，慢慢地腐蚀至烂。
10年前，峨眉山金顶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冷杉林。可如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孤独者，大片大片的冷杉已倒在酸雨、酸雾、酸雪的渗透下。
柳州，5个自治区中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污染严重的企业布满全市，燃烧本地劣质煤所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直冲云霄，偏偏柳州四周全是高高的山脉，于是在柳州上空酸雨对森林进行严重的侵蚀，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反击聚积起来的二氧化硫等待着天上的雨水把它稀释成硫酸，再送还给柳州。柳州酸雨区里的细菌含量，竟是正常值的8倍。
山城重庆这座处于长江、嘉陵江交界处的工业城市。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污染在全国名列前茅。走在重庆的大街上，你会看见数以千计的烟囱就那样肆无忌惮地呼呼冒烟，把蓝天涂抹得像一幅拙劣的水墨画，在长江或嘉陵江边，如果你使劲嗅，闻到的不是清凉的水味，而是一股浓浓的酸臭味。
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酸雨区每年减产粮食5～10%。重庆市的蔬菜，每年竟让酸雨浇死1/4，严重的地区，玉米甚至要损失1/3.
仅仅西南、华南酸雨区，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林木死亡、农业减产、金属腐蚀的经济损失就达140亿元。
谁是作孽者？答案在急功近利、漠视自然的人心深处。1993年，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达到1600～1800万吨，再加上乡镇企业也无法统计的数量，可能超过2000万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且每年还在以4%的速度上升……
制造酸雨，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自杀行为，它压垮的将是整个地球，因为随风飘荡的大气污染物从来就不懂国界。
汽车尾气：又一污染的祸源
在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充满了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铅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其中，一氧化碳占了70%，当它进入人体的肺叶时，会迅速使人体处于缺氧状态，随时诱发心绞痛。
汽车尾气，已经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车轮，都市人的胸痛日益频繁起来。美国科学家把这种胸痛称作“城市心绞痛”。
上海，交通繁忙的路段，堵塞成一字长龙的汽车尾部呼呼地喷着毒气，弥漫在拥挤的道路上，又冲进行人的肺腔。上海市作过测定，黄浦江隧道内一氧化碳的平均浓度是正常标准的8～12倍，最高时达到了70多倍。隧道内管理人员血液中的碳氧血红蛋白，上班前是1.06%，下班时已变成5.42%，完完全全成了冠心病人的“预备队”。
北京，车疯了似的增长，车牌号不够用了，换了一茬又一茬。与此同时，汽车尾部排出的烟雾臭气也正把北京城弄得灰头灰脸。一位飞行员说：从石家庄起飞，可以看到北边地平线上有一团大黑雾，那是北京。
铅，是汽车尾气中另一个“杀手”。据估算，地球大气污染物中的铅有90%来自汽油的燃烧。联合国对10大汽车王国的调查表明：这些国家大城市居民的肺组织中个个含铅过量，交通警察平均寿命只有42岁。
铅的比重大，汽车尾气中排出的铅大部分停留在地面的空气中，于是，身材矮小的儿童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当孩子们蹦蹦跳跳，背着书包上学时，迎面扑来的汽车尾气，已将铅毒毫不留情地送进了他们稚嫩的身体。中国曾经作过调查，城市儿童头发中的铅，竟然比成年人多出好几倍。体内增加过量的铅，就会导致智商下降，甚至引发儿童脑溢血。
消灭汽车尾气铅污染的办法并不复杂，使用高标号的无铅油即可。可是许多司机宁愿购买有毒含铅汽油，为什么？很简单的原因：含铅汽油价格比较便宜。
中国的机动车数量虽然增加迅速，但与发达的汽车大国相比，毕竟还是小巫见大巫，可是中国的汽车尾气污染已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列。中国的问题不在汽车的数量，而在汽车的质量。
目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大约是930万辆，大部分尾气排放超标，渔船、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的尾气排放更是“脱缰的野马”，许多工程机械车、农用拖拉机即使进行大修，仍然达不到排放标准。已经在使用的机动车情况如此糟糕，那么正在生产的呢？国产汽车大多采用原苏联的伏尔加发动机。它是汽车尾气超标的主要根源，要改造这些发动机需要大量的投资，在目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举措。于是，正在中国汽车生产线上流动的汽车只有40%符合排污标准，即使是一汽、二汽这样的大企业也只有50%达标。
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国产单车的尾气排放量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当我们从国外进口小汽车时，只顾得上车型、性能、价格，而忘了向对方提出环保要求，于是，今天跑在中国大街上的洋车，相当一部分是别国尾气排放不达标的淘汰货。
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弯路
人类能够直接利用的生物圈厚度通常只有200米，氧气是人类生存的命脉。天空曾经是湛蓝的，空气曾经是清新的，可是，200多年前工业文明的纷乱脚步打破了蓝天的平静。进化了几亿年的大气层，在短短200多年间就被人类糟踏得面目全非。全世界每年要向天空排出10亿吨污浊，每个人平均要造近200公斤的孽。
1952年12月5日，伦敦失去光明，“浓雾”使几米开外就不见人影，4天后，伦敦的墓地里增添了4000多个冤魂，绝大多数是婴儿和老人。两个月后，伦敦又有8000多人用残破的肺叶苦苦挣扎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伦敦的悲剧不是个案，还有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迄今为止世界8大环境惨案中，就有5次作祟于大气污染。如今，世界上有70%的城市居民，即15亿人呼吸污浊的空气，每天至少有800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1956年，伦敦烟雾事件后的第4年，英国就颁布了《清洁空气法》。
对西方这段痛苦而尴尬的历程，我们曾讥之为“先污染，后治理”，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然恶果予以鄙视。然而就在我们陶醉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别人的老路。
目前，中国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世界排到了第二，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含重金属废气等有害气体及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世界名列前茅。
氟利昂是非常稳定的化合物，主要用于电冰箱、空调等作制冷剂。但是，当全世界亿万个家庭享受着10多亿台电冰箱和数亿台空调器所带来的幸福时，大量被释放出来的氟利昂却冲进了几十公里高的臭氧层，以每个氟原子吞吃10万个臭氧分子的速度兴风作浪，南极和北极上空的臭氧层先后被捅开了一个大窟窿。紫外线正长驱直入，皮肤癌发病率增高，农业减产，生物界食物链断裂……种种可预见的灾难正向人类走来。
90年代以前，美国、日本、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是氟利昂的最大释放国，可以说，地球的“生命之盾”就是被它们捅开的。它们被自己惹下的祸震动了，1987年，24个发达国家的代表聚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一番痛心疾首的检讨和讨价还价的谈判，签订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商定逐年减少氟利昂的使用量，到本世纪末完全淘汰氟利昂。
就在发达国家竭尽全力“补天”时，中国却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电冰箱生产引进潮，成百条电冰箱生产线在中国登陆，仅浙江省一省，就有30多家生产厂家。中国的电冰箱生产能力，从零上升到1000万台。这些生产线都是含氟生产线，许多输出国的法律早已禁止运转，现在他们本国运转的都是绿色环保型的无氟生产线。那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合理合法”地移到了中国。
1995年，中国成了世界上氟利昂的最大释放国。
有良心的环保学家都在警告：发达国家正在把重污染的技术大量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甚至将污染企业办到别人的国土上，自己的国民却消费返销回来的成品。
资金缺乏是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是个燃煤大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构成是中国长期的能源政策。据统计：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75%，其中30%用于发电，60%用于工业和民用燃烧。全世界有1/4的煤是在中国开采和燃烧的，每年的数量居全球榜首，达11.5亿吨。
日本、英国等国在改变燃料结构前，都曾以固硫型煤代替原煤燃烧，英国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曾明确规定由政府给予补贴，让居民改建炉灶使用“无烟固体燃料”。
美国的法律则规定：发电用煤灰分不得超过15%，硫分不得超过1%，凡达不到要求的煤矿，或封矿停采或配套洗选煤设备。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原煤洗选率都在90%以上。
自70年代初日本和美国率先实施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法规以来，许多国家在80年代都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二氧化硫标准。1992年，全世界安装的脱硫燃煤机组已达646套，总容量达1.67亿千瓦，其中美国占了一半以上。德国，1983年颁布环保法规时，发电机组总容量中仅有15%装有脱硫装置，5年过去后的1988年，跳跃到了95%。
中国工业锅炉、窑炉及民用炉灶每年要烧掉6.5亿吨原煤，其中70～80%集中在城市燃用，低矮的燃煤炉、燃煤窑和燃煤灶中燃烧着大量未经加工的原煤。据统计：每年烧掉的2亿吨社会和民用生活用煤中，只有18%是经过加工的固硫型煤，而4.5亿吨工业用煤，几乎完全是原煤散烧。
1991年，中国动力煤洗选加工能力为8231万吨，只能洗选当年动力煤产量的1/10.更加要命的是，实际真正入洗的动力煤只有6851万吨，而且一部分还出口了，国内供应的经过洗选的动力煤只占总产量的6%，动力煤的平均灰分高达28～30%，比国外高出一倍左右。
湖南和贵州是高硫煤的产地，煤的含硫量达到了3～6%，一些发达国家对这样高硫分的煤是禁止开采的。1993年，贵州省开采了4000万吨煤，其中国有统配煤矿产了1000万吨，好歹洗选了20%，而地方国有矿生产的1000万吨和乡镇小煤窑开采的2000万吨，都不知道煤炭洗选是怎么回事。
火力发电厂的情况呢？1992年，中国火电装机容量已达6500万千瓦，烧掉了全国30%的煤炭产量，排放的二氧化硫达到530万吨，也占全国排放量的30%。而脱硫装置，到目前为止，只在重庆珞璜电厂两台36万千瓦机组上引进了一套设备，这就意味着，火电机组总容量中，只有0.5%具备脱硫能力。专家指出：中国火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硫污染处于失控状态，比国外整整落后了二三十年。如果不加控制，按照目前的火电厂发展规划，到200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再翻一番。
为什么我们不设法改变这一切？唯一的原因就是——没钱！
不算工业用固硫型煤，单说每年2亿吨社会和民用生活用煤，倘若全部转换成固硫型煤，需要投资近100亿元；每增加1亿吨高硫、高灰分煤炭的洗选能力，需投资45亿元，要全部洗选8亿吨动力煤，就意味着360亿元的投入；火力发电厂的脱酸设备，更是要占到电厂总投资的10%以上，如果在酸雨严重的地区的火电厂都配备脱硫设备，大约要50个亿。这些巨额的投资由谁出？
贵州是高硫煤产区，最需要配备煤炭洗选能力，可贵州除了六盘水国有统配矿稍有赢利外，其余煤矿全部负债累累，有的煤矿将改卖公房的钱全部用来发了工资，有的煤矿发给病号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关闭这些煤矿，不仅使煤炭产量无法保证，还涉及到煤矿转产、职工失业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况且，贵州一些缺水的山区，人和牲畜都常常喝不上水，哪还有水用来洗煤？还有，洗选煤的价格比原煤要高出许多，再有，要改烧洗选煤，还要改造许多原先为原煤设计的锅炉。这又是一笔无法计算的投入……种种窘迫和疑问，终于使煤炭洗选成了一个似乎十分奢侈的梦想。
火力发电厂的日子也不好过。扬州发电厂曾经叫苦说：日本广岛电厂建了一个脱硫装置，花了3.4亿人民币，这正好相当于一个扬州发电厂全部投资，这意味着，扬州发电厂要想拥有这样一套脱硫装置，就要卖光全部家当。据估算，要想让中国的火电厂都自行出资配上脱硫装置，其结果就是绝大部分火电厂都因此关门倒闭。
当发达国家的平炉炼钢几近消失，日本已经完全淘汰之时，中国的冶金工业还不得不以平炉炼钢作为主要工艺和装备，其原因正是因为无钱改造。当你走进鞍山钢铁厂时，那12台运转了几十年的平炉至今仍“忠实”地排污，夺了辽宁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冠军。还是因为没钱，抚顺铝厂的3个分厂只能改造1个，其余两厂几十年如一日，仍然弥漫着呛人的氟气和沥青烟……
国际环保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污染治理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5%时，可以基本控制环境污染；达到2～3%，经过几十年努力，才能逐步改善环境。
“六五”期间，中国污染治理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七五”、“八五”期间，上升到0.7%～0.8%，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的2～4%差距甚远，就是基本控制所需的1.5%也只达到了一半。
其实，加大治污投入未必会拖发展速度的后腿。比如，加工1亿吨民用固硫型煤，因此节约的污染控制费、节煤费和运输费等减去加工成本，每年还节余15亿元。专家估计：倘若中国的污染治理投入增加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每年可避免因污染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此外还有无法估算的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治理污染任重道远
自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颁布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煤烟型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城市烟尘控制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陆续出台的还有《大气环境质量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38个大气环境保护标准。
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家园，中国政府又相继参加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旨在保护全球大气环境的国际公约，并开始制定实施与之配套的《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主张并承诺愿为此积极努力。
1993年。中国472个城市中建立了1935个烟尘控制区，面积达10492平方公里，北京、天津、大连、杭州等10个城市烟尘控制区覆盖率达100%。
钢铁和水泥行业是两个排尘大户，自从引进国际先进工艺后，在产量翻番的情形下，粉尘排放量却降低了一半。
全国煤炭消费量从1980年的6亿吨猛增到1992年的11亿吨，因燃烧排放的烟尘却仍然维持在1400万吨的水平。
……
《大气污染防治法》诞生于1987年9月5日，从1988年6月1日起实施。但立法者们万万没有想到，仅仅7年后，他们精心构建的法律就被迅速蔓延的大气污染远远抛在了后面。7年前诞生的那部法律文本里，我们找不到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的有力措施，而酸雨问题干脆是个空白。仅仅7年，中国就成为排放二氧化硫的世界冠军，并且拥有了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于是，修改法律就成了历史的必然。1994年10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提交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
因为种种原因，环保部门和经济部门似乎永远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前者肩扛着太多的环保愿望，而后者背负着太多的经济指标。最后的妥协结果也就成为一个符合国情的法律选择。
1995年8月29日上午9时许，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所有的改进都是令人振奋的：中国从此建立了落后设备淘汰制度和酸雨控制区制度，中国将依法推动煤炭洗选和民用固硫型煤，中国将减少直至停止有铅汽油的生产和使用……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我们有38个大气环境保护标准，可公然超标的排放者仍然那么多，据统计：中国锅炉烟尘排放达标率只有72%，工业炉窑烟尘排放达标率只有51%，水泥行业的烟尘排放达标率只有42%……
按照法律规定，超标排放是要交排污费的，可他们却常常心甘情愿地来交罚款。原因很简单，超标排放一吨要交200元排污费，如果进行治理，采用国内技术每吨要花300～400元，采用国外技术每吨更要高达400美元。于是，“罚款使污染合法化”或称“花钱买排污”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流行开了。
当然也有既不治理，也不交排污费的。某省规定每排放1公斤二氧化硫要交0.2元排污费，该省电力行业因此每年要交7000万元，可他们一分钱也不交。
某市有98%的锅炉配备了消烟除尘装置，但由于管理者的轻视，不少成了摆设，实际达标运行率只有60%。其实，只要再提高10%的效率，每年就可以减少排尘1.5万吨，节约152万元排污费。
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执法检查组甚至发现有的企业为省钱，环保设备白天运行，一到晚上就停。来人检查了就开机，检查团一走就关机。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通过两天后的晚上，电视新闻报道：北京首钢特钢公司南区炼钢厂的9台炼钢炉全部熄火停产，与之配套的制氧机、白灰窑等辅助生产设施也全部停产。
喧闹的机器声消失了，滚滚的烟尘消失了，所有的居民打开了窗户，任清新的空气走进人间……
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要求：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并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0年基本改善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改善。
阿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