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当世界正朝着永久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前进时，作为生命的杀手，它带着空前的危害，在无情地撞击着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时，也叩开了开放的中国之门。同时，建国以来，我国居民住宅全部由国家包下来，无偿分配的历史也即将结束……另外，震惊一时的10万“倒蛋部队”亦浩浩荡荡走过……
艾滋病进入中国之后
令人心悸的第一个
1985年6月初，八达岭长城景致迷人，游人如织。美籍阿根廷旅游者阿斯克墨西纳来到这里，实现了他的一大愿望。但正当他兴致勃勃，举步攀登时，突然晕倒在地。事后，由于病情发展，他被迫走进协和医院就诊。
尽管中国医生对阿斯克墨西纳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但病人还是很快就死于重症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其间，经与其在美国的家人联系，才知道此人有同性恋史，在美国已确诊为艾滋病。这次到中国旅行是他早有准备的一次绝命之旅。
中国医生经过对阿进行血清学检验，完全证实他死于艾滋病。这个备受病魔痛苦折磨而死的“老外”，结束了中国“无艾”的历史。
在此之前，艾滋病已在世界横行4年，共有70多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而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是一块纯净的大陆。但有识之士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复杂多样，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艾滋病传播的所有可能性在中国都存在。
果然，阿斯克墨西纳携带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
而不久，有关方面在开展艾滋病监测中，又发现4名浙江省血友病人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他们都在1983年前后使用了进口血液制品第VIII因子血液制品，病毒由此而来。
中国有了艾滋病的踪影——这不仅使盲目乐观的人哑然，更牵动了社会的忧虑。
1989年10月28日，一则电视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卫生部门正式向公众公布，我国在性病患者中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男性青年，在北京某副食品商场当售货员。据查，此人两性关系混乱，还多次与外国人有同性恋行为，他是在治疗性病时被发现的。医院刚刚确认此事，就四处寻找他。但遗憾的是，他已先行一步，到了国外，医疗部门也无从查验与他有性行为的人是否也被感染。
从艾滋病的发病情况看，城市患病机会多于农村。人们通常也认为艾滋病是都市病、时髦病，对老实、本分、社交不多的农村人不必担心。然而，一个特例出现了。1989年底，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滇西边境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艾滋病血清学监测，很快就确诊已有146人成为病毒感染者。这一地区临近世界最大的毒品产销地之一，罪恶的“金角”地区。这里的许多边民长期以来就沾染了吸毒的恶习。由于吸毒时共用不洁的注射器，导致病毒侵入和迅速传染。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和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面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病毒感染者，还有人曾经庆幸，艾滋病还没有夺去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然而现实又一次发出警告，1990年8月间，一名曾为他人除却病痛的医生在北京某医院死于艾滋病。这位资历颇深的医生成为中国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人。他生前多次出国，现已证明是在国外染病的。病发后，病人经过了几个月的肺部反复感染，最终在昏迷状态中死去。
至此，短短几年时间，艾滋病发生的几种可能在我国几乎都已出现，这不仅意味着艾滋病已突破国门，尤其可怕的是，在尚能数得清的病例和病毒感染者出现以后，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开始威胁到中国人。
扼住危险的趋势
与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状况相比，我国目前仍是发病最低的国家之一，其病例发生类型尚属高发地区传入病例或与高发地区病例有性接触史及应用被感染血液及其制品而感染发生的。但医务部门通过对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明确指出，目前，除从国外传入是一主要传染渠道外，吸毒、性乱等国内传播因素逐渐增多，成为又一主要传染途径，局部地区疫情严重。
由于阿斯克墨西纳之死给中国带来了艾滋病的阴影，我国开始制定一系列措施，努力控制外来传染的可能。但国外艾滋病猖獗，日胜一日，来华外国人中的病毒感染者和发病者不断增多，增加了传入的机会。到1990年底，我国已发现3例传入病例。在阿氏之后，又有一香港厨师于1987年3月死于福建省立医院。同年7月，美国编辑、38岁的单身汉布伦特在云南旅游时发病，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并立即出境。
1985年以来，一直不断有病毒感染者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危害。1989年12月，河南、广西有报告说，在外国61名来华进修人员中，竟然有13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也有中国人在国外感染艾滋病病毒，使艾滋病更容易传入国内。现已发现有两名归国人员携带病毒。
正当艾滋病在我国星星点点出现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形成艾滋病高危人群。如近几年国内日益增加的性病患者，云南省出现的相当数量的吸毒者，与外国人草率地发生性关系的人和多性伴侣者都成为最容易受到艾滋病侵害的人。
在云南省吸毒地区，可能性早已变成严酷的现实。在一些边境县如瑞丽县，吸毒者中感染病毒的人每天都在增加，速度惊人，该地区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方。1989年底在云南发现了146例病毒感染者，而到1990年9月，已确诊了368例。
最近几年，性病在我国又死灰复燃，并在短时间里发病率急剧上升，成为艾滋病滋生的温床。1982年到1987年，我国性病发病人数每年以3.12倍的速度增加，现在性病患者已超过22万。他们将是各地预防艾滋病的重点人群。
近几年，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与外国人轻易发生性接触的人也很多。当一位外国男子在中国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他漫不经心地说，他来中国不到半年，就与6名中国妇女发生过性行为。这无疑是在这6人中间埋下了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开来，危及他人。
1990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防疫司又一次向国内外发布中国最新的艾滋病疫情。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0年9月底，我国共对约30万名重点人群进行了艾滋病的血清学监测，共发现446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其中有5例确诊为艾滋病病例。446例中有68例为境外人员，其余378例为居住在大陆的公民，其中云南占368例。这446人遍布中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
由此可见，不仅是“狼来了”，而且来势凶猛、咄咄逼人。
大冲击
艾滋病不仅给人类带来死亡，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承受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人们面对它的到来，不仅惊惧也同时深深地自省，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
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法国的医生经过不懈努力，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并进一步证实，这种病毒主要通过血液、精液进行传染。这就是为什么艾滋病在有同性恋史、性乱史和吸毒史的人群中发病率最高的原因。据1986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性交和吸毒渠道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占所有病例的94%。
由此，人们不由得想到，也许冥冥之中，艾滋病是对人类任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和行为的惩罚和警示。曾几何时，性解放风靡当代西方社会；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已不再是“过街老鼠”；吸毒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之顽症。但人们没有想到，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问题感到无所谓，甚至不断卷入其中时，一种致命的危险相伴而生。
无论是一夜风流，还是抵不住诱惑注射毒品，都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这种可能丧命的危险开始约束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在美国、西欧等国，人们在深受艾滋病之害后，开始自觉地积极地预防。一些崇尚性解放的男女已回到他们的丈夫或妻子身边，过起循规蹈矩的生活；姑娘们在交结异性朋友时提出，他们不仅需要鲜花和巧克力，还需要他出示性历史和健康证明。
在艾滋病患者中，有一大部分是无辜受害者，他们或因自己的伴侣传染，或因不幸使用了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特别是目前全世界已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病毒感染，在美国和非洲，死于艾滋病的儿童屡见不鲜。有谁能想到，是他们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在把生命密码遗传给他们的同时，也把自身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他们。他们出生后，度过的是极其痛苦的短暂的一生。
由于艾滋病流行迅速，“杀”死的人日益増多，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艾滋病恐惧症。尽管医学研究证明，除性接触和血液感染外，艾滋病通过正常的接触，不会感染他人，但人们依然谈“艾”色变，不敢与艾滋病病人有任何接触。当年，布伦特在中国被诊断为艾滋病后，需立即送回美国，但美国没有一家航空公司愿承担此事，最后只得请美国空军部长出面，命令驻在远东的空军派机接回。
在当代中国，艾滋病也成为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名词。虽然艾滋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很低，病例极少，但它的发展趋势也潜藏着巨大的危害，令人十分不安。
1990年8月，当北京某医院的那位医生死于艾滋病后，知情人盲目恐慌，纷纷转告亲友，千万不要去这个医院看病。现在甚至还有人出差、旅游时，总是对使用旅馆用品疑疑惑惑，唯恐染上艾滋病。艾滋病在中国，也使一些寻花问柳之徒却步，给追求性解放的人亮了“红灯”。
如果说，艾滋病并未把中国人吓得无所适从，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与在世界各地一样，正与日俱增。
我们也有对策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自珍互爱。”
这是一个响遍全世界的、对抗艾滋病的口号。
面对艾滋病的侵袭，人们始终在积极寻找对策。由于缺乏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用疫苗，宣传教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有效预防措施。针对艾滋病独特的传播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一口号，并决定从1988年起，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以提醒各国政府和人民：别忘了艾滋病在你身边。
各国在防治艾滋病过程中，都很着重宣传教育工作，我国也不例外。经过几年努力，宣传教育已成为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经验。
1985年我国报告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一场长期的广泛的宣传教育也发端于此。从那以后的5年时间，有关部门不断地利用报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采用搞咨询、办展览等多种办法，向全体人民进行有关艾滋病的医学科普和预防知识的教育。
1981年，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性病、艾滋病展览，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尽管参观券4元钱一张，人们还很踊跃。他们怀着好奇和恐惧的心理走进去，带着知识和对艾滋病的警觉走出来。
广泛的宣传教育，使艾滋病在中国已广为人知，并引起人们的关注。1990年7月，在拥有1000万人口的福建厦门、漳州、泉州3市及所属25个区、县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国际上艾滋病流行对本地构成严重威胁。我国预防艾滋病的最好方法是宣传教育和查禁卖淫场所。
如今，洁身自爱开始深入人心，一些生活荒唐者已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宣传教育使人们确信：我们可以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健康的行为可以保护每一个人不患艾滋病。
对高危人群坚持血清学监测，及时发现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是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我国在1984年着手这项工作，到1990年时，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开展了监测工作，卫生部已设立了3个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确认实验室，初步形成了监测的网络。
我国还先后建立了酶标法、免疫荧光法和蛋白印记法3种艾滋病诊断方法，并研制、生产了国产诊断试剂。
在治疗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非洲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人3000例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始了用中医药攻克这一现代医学难题的有益探索。
为了严防艾滋病的传入和传播，我国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法规：
——1984年和1985年，卫生部与有关部门两次联合发出通知，限制进口血液制品，包括因子制剂。
——1986年12月，我国公布了凡患有艾滋病、性病等传染病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如果发现患有上述疾病的外国人，中国卫生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1986年，我国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指导全国工作。
——1988年，国家七部委共同发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规定》。
——1989年2月，全国人大在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纳入法定传染病范围进行管理。
艾滋病是国际公敌，我国在控制防治艾滋病过程中，始终与国际间紧密合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向我国不断提供技术和经费援助，并协助中国制定了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中期规划。
1990年10月30日，“国际艾滋病防治会议”在瑞士的蒙特勒市开幕，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性艾滋病防治会议。在3天的会议期间，来自世界5大洲的300余名专家对世界各国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进行讨论和比较，交流了他们防治艾滋病的经验，制订了新的防治战略。
如今，中国正同世界各国一道，为预防和降服艾滋病做着不懈的努力。
于长洪
中国加快住房改革步伐
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从卖商品房开始起步。经过8年的理论探讨、调查测算和方案设计工作，1987年开始试点。
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住房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若干具体政策，从此以后，房改在烟台、沈阳等4个城市试点并逐渐扩大。
到1990年初，全国有19个市30个县的房改方案出台并实施，还有200多个市县进行了单项改革试验。
1990年底，北京、上海等一批特大城市似乎突然加快了改革步伐。
北京的10个远郊区县房改方案全部出台，形成强有力的农村超越城市格局。
上海市长朱镕基把解决住宅问题当做市政府当前三大实事之一。朱市长还专程去新加坡、香港等地考察，取回真经，融入上海房改方案之中。上海还勇敢地将房改方案公之于众，广泛征求意见，发动全民参与大讨论。
身为建设部长兼任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组长的林汉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现在应是房改的好时机。林透露，一个积极稳妥、又因地制宜地推进房改的方案，正由有关决策部门紧锣密鼓地制定。
为何房改经历了“打打停停”的10年后，才开始有较大动作？为什么搞多年房改的人认为我国的房改是“欲罢不能、欲进则难”？
住房分配不公、苦乐不均，已成为群众最反感的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城镇居民住宅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实行无偿分配和低租金制。
林汉雄说：“住房福利制使得国家支付的高补贴，间接转化为个人的实际收入，刺激了人们多占房、占好房的欲望，助长了以权谋房的不正之风，人为加剧了住房供求矛盾。住房分配不公、苦乐不均已成为群众最反感的问题，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事实证明，许多单位无偿分房已进行不下去了。
辽宁的国营熊岳印染厂因分房不公，赴异地秘密分房的小组还未返回，整座楼已被数十名职工撬门砸锁抢占一空。
武汉机床厂1988年新建住房1.2万平方米，分房时停产两个月，有人还抱着煤气罐到厂长室声言要搞爆破。
西安市有的省级机关、事业单位，乘房改未在全国普遍推进之际，突击建高标准住房，抢在房改前无偿分配。
以权谋房已成为廉政建设中十分棘手的问题，非住宅商品化已无力解决。分配不公还体现在苦乐不均上。先看看单位内部苦乐不均的情况：职工之间享受住房暗补相差悬殊。据北京的调查，一对夫妇一个孩子，有的住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有的住两居室一套的单元房，其造价平房为5000元，楼房为5～10万元。国家或单位每月补贴管理费，平房5元，楼房18元，若以商品租金的8项因素计租，平房每月补50元，楼房330元。
以北京市六建公司为例，该公司有职工1.2万人，只解决了5000户住房，公司每年维修管理费需90万元，房租只收14万元，要补贴76万元。
成都发动机公司每月住房维修保养费120万元，收回房租不足20万元。
以上的事实能否说没住上公司或单元房的职工把创造的利润暗中“奉献”给了另一些人？而另一些人在暗中吃房租呢？
单位和单位之间的苦乐不均又造成过度消费和严重短缺并存。
在我国，一个居民能否分到住房，以及分到多少，取决于其单位的投资能力。一些投资能力强的单位住房标准提高很快，二居室的住宅达到65平方米，而国家标准是50平方米，超过标准30%，这成了城镇建房短缺不得缓解的原因之一。如在全国范围内使超标准的住宅节约10%面积，每年可多提供20万套住房，相当于60～90亿人民币。
再拿上海某家中央驻沪单位为例，该单位只有20多名职工，一次建房十几套，且面积大、标准高。而上海某家手套厂200多职工，积累33年的钱买了两套房子，只解决了8户住房，还作为经验宣传。
像这样相差悬殊的苦乐不均，也只有靠提高租金和鼓励个人买房的改革来解决。
10年来，我国的房改从哪儿入手，做了哪些改革探索；老百姓能否承受，得到了什么实惠？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房改所走过的路。
房改，怎么改，改什么？
从事房改工作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把前一段房改的探索称之为“五花八门”。五花八门是指各地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房改方式。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对住房改革作出了指示。他的指示包括4个重点：第一，城市居民可以买房，也可以建房；第二，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第三，联系到房价要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比租房合算；第四，房租提高了，一些收入低的人租不起，就要给予补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包括这4个方面的完整构思，成为房改的基本模式。
各地在执行这个模式时，有的提租起步，有的售房起步，有的一步到位，有的分步到位。
先说个人投资建房。1979年，居民个人建房投资占总投资的2%，1988年增加到18%。个人投资建房主要指城镇居民。辽宁省辽中县群众集资建房，仅两年时间就使县城面貌大变，由过去只有一座小楼变成百栋楼房林立，道路上下水等基础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群众说，虽然我们掏了腰包，却很快住上了楼房。
集资、合作建房，是学习外国的住宅合作社方式。上海、北京、沈阳等35个市创建70多个住宅合作社。沈阳的15家合作社有社员1.8万人，集资1407万元，已迁入新房的社员340户。
再说出售公房。仅1988年各地出售新建住宅700多万平方米，广东最多，为198万平方米；出售旧住宅630万平方米，辽宁最多，为200多万平方米。天津市提供50万平方米廉价房，单方价格200元，一购而空。武汉市对特困户的单方售价为238元，两年解决了4400特困户被传为佳话。北京百货大楼向职工售房价为350元/平方米，职工也承受了。
早在1984年2月，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按“三三四”办法实行房改，即国家、企业各补三成，个人支付四成。第一批住宅还未竣工就全部售出。3年中投资6700万元，其中49%由购房者支付，解决了3万多人住房。看来群众为了住上好房，舍得投资。当然，该市经济实力强，群众承受能力也强，全市人民存款余额高达70多亿元。
提高租金有几种方式。一是一步将租金提到以5项因素计租的成本租金或准成本租金，同时按月发补贴。唐山将月租提到1.08元/平方米，按职工工资24%发补贴。沈阳提到1.42元/平方米，也按职工工资24%发补贴。二是小步提租，不发补贴。山东腾州市将月租5分3厘提到了3角5分，不发补贴，广州等市还采取了多提少补方式。另外，收取住房保证金也是一种变相提租，这主要用于新房分配时使用，比如北京有的单位分新房时，二室户要交200元租赁保证金，实质上等于用这部分钱的利息提高了租金。
提高租金后，国家没有多拿钱，所谓补贴是将原来的暗补改为明补。而那些超标准住大房的居民则要自己掏腰包了。以烟台为例，提租前，该市二居室一套的住宅一般建筑面积是55～60平方米，个别企业达67平方米。提租后（1.08元/平方米）因超标准住房要多拿钱，自然降至50平方米（国家标准），这样每年可多建出600套住房，还出现许多大房换小房现象。
可见，住房改革直接限制了过度消费，同时增加了有效供给。更可贵的是在相当一部分城镇结束了无偿分房的旧方式，实现了体制转轨。
一直处于点上开花的房改探索，为什么要在1991年大面积在全国推开呢？
房改升温的背景
自1988年的房改高潮后，房改“势在必行，非搞不可”已成共识。多住房多花钱，少住房可得益，纠正不正之风，已成为居民议论的热点，深受群众的拥护。此后，因出现大抢购热潮，物价上涨引起全国通货膨胀，房改也陷入等待观望阶段。
已经改革的城市和单位陷入孤立，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成都是全面改革的特大城市，在售房中由于价格问题没解决好，有40多个改革单位，要求退回购房款。先牺牲个人利益的那部分群众看着一左一右都原封不动，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不平心理。
想搞房改的单位上不去，群众对房改迟迟不出台意见纷纷。如成都市1989年尚有200多单位要进行房改，报告压在市里不敢批。
“下面”的百姓对房改表示认同，“上面”的层层官员也急迫要求加快房改步伐，如前文提到的建设部长和北京上海的市长们，“上边”为什么急？
我国城镇居民的住宅国家包了40年，由于原来欠帐多，城市化速度加快和眼下双紧方针导致的国家财力紧张，以后无论如何包不了了。
联合国曾对45个国家和地区做过调查，住宅资金投入产出比是1：1.64，产出效益是富强国力的源泉。而在我国每年投在建房上300亿元，维修现有公房还要补贴60亿元，这些钱犹如投入黑洞，光投入不产出，效益几乎等于零。住宅建设资金无法良性循环。到1989年底，全国仍有城市住房困难户538万户，其中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的55万户，这538万户涉及2000多万居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再加上每年200万对新婚青年需要住房，住房短缺已成为最尖锐的问题，仅北京市测算，年资金缺口在15亿元。
国家如牛负重，气喘吁吁，居民个人住房消费又少得出奇。
住宅本是一件最大的消费品。有关部门调查了世界一些国家居民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为8.6%；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小康国家为11%；发达国家则在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支出仅占个人平均收入的1.2%，不到烟酒糖茶消费的一半。
据北京市提供的情况，1953年市房管局对1783户居民房租调查表明，房租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9.27%；1954年为8.69%；1989年为0.89%。建国以后，工资收入不断增长，房租却不断下调。于是消费的投向集中于几大件上，形成要买就一哄而上，不买就市场疲软的局面，使我国消费品市场呈脆弱状。
步入90年代，我国进入还债高峰，国家以往用于住宅建设的几百亿元投入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而市场疲软导致企业普遍经济效益下降，有些企业开支都困难，解决职工住房的投资能力大为减弱，出路只有一条，变国家“包”为国家“帮”，居民个人要承担买房、维修的大部分费用，加速向商品化过渡。
深化住房改革面临的难题
长期从事房改的干部们有句话：没房的盼房改；有房的怕房改；领导干部不敢改。
房改首先触到的是各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
1990年底，上海市的房改方案见诸报端后，最高兴的是棚户区的特困户们。虹口区新港街道是上海有名的棚户区，居民们看到将要实行的推行公积金和配房买债券大为兴奋，认为结束“蜗居”搬新楼有望了。天宝路302弄一位70多岁的老汉，一家5口，上有九旬老岳母，下有8岁孙女，四世同堂挤在12平方米斗室中。老人的儿子说：“照这样看，我们10年内有可能搬入新居了。”
至于相当一部分已大大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暗中“吃”房租，充分享受福利性分房制度的优越性，有谁愿意主动多掏腰包呢？
说起房改确实难，要解决低房租，有个工资补偿问题；鼓励职工买房，有个企业能否补起的问题。它涉及价、税、财联动这样大口径的分配结构调整。利益结构调整的风险与难题，使得住房商品化的速度延缓。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领导望而却步，宁可观望等待。等红头文件下来，不搞不行时再硬着头皮推进。
国务院房改办主任张元端说，在治理整顿的形势下面，经济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搞提租补贴，一些城市觉得财力上有困难。这只是一方面因素，房改能不能搞下去，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唐山为什么能够把后两步并作一步走？就是五大班子认识一致，决心大。
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曾就房改做过调查：
赞成适当提高福利房租金的代表占93.5%，弃权代表5%，仅1.5%的代表不赞成，公司实行的超标加租措施，得到了94.8%的代表支持，1.5%的代表反对。有84.6%的代表赞成企业、职工双方合作多建房。8.1%的代表表示，企业能贷多少钱就建多少房，持这种态度的代表住房已基本解决，一般干部比重较大。有79.6%的代表认为房改有利于稳定，13.1%代表持反对意见，这部分代表的住房条件较好。
以上调查表明，大多数职工通情达理，拥护房改，支持房改。
可喜的是，一个推进全国房改的方案将在1991年实施：继续鼓励职工买公有住房，在房价上采取补贴、优惠等措施；要继续调整不合理的房租，将住房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例从目前的1.2%先恢复到“一五”期间的4.6%，今后逐步提高到6～10%的水平；要实行新房新制度，先卖后租，新房新租。此外，还要积极组织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等。
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下来以后，各地的执行情况会千差万别，主动创造性地干和推着干效果会大不相同。那么深化房改最关键的是什么？
实现机制的转变——由国家包变成国家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杨鲁，他设计的房改思路是：实现住房社会化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把住房投资从企业占用资金中分离出来，组成一定形式的住房公司，逐步按等价交换的原则，统一对居民进行住房的出租和抵押出售。
住房公司可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股、企业股和个人股组成。
建设部住宅研究所所长严正认为：住房改革的关键是把价格改革和权属改革结合起来，最终要把基点转到以个人投资为主，即由现在的国家包居民住房变成将来国家帮助居民建房，以实现机制的转变。他说：“建国40年的实践证明国家包不了，也无法全包。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几个小国能包下来。许多国家以个人投资建房买房为主，国家帮助扶持中低收入者成立住宅合作社，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像新加坡等国是实行住宅基金制度，我看北京、上海的房改方案都把建立个人住房储蓄，实行公积金制作为‘主菜’端了出来，这就保证了个人建房投资的资金渠道，否则，建立住房合作社和股份公司都难以实现。”
北京方案提出实行法定住房储蓄，建立个人住房基金制度，即每个职工依工资总额15%的比例按月储蓄，期限为25年。同时由所在单位按10%比例给予买房者资助。
上海实行的是公积金制，这是义务性长期储蓄。每人每月储蓄月工资的5%，所在单位也按月提供5%，归个人所有，可用于买房、建房翻建大修等。
北京、上海方案抓住了房改中最关键最棘手的问题，住房基金或公积金都把住房“强行”做为生活资料纳入个人消费领域，变国家、单位两个积极性为国家、单位、个人3个积极性。
怎样才能尽量减少阻力，使房改顺利推进、最终达到大大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的目的呢？
林汉雄认为割舍几十年形成的旧观念很重要，江泽民认为有3种观念要破除、要更新。即：低房租、分配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观念；住房是政治待遇的等级观念；把住房排除在个人消费支出之外的供给观念。领导人观念已转变，群众怎么办？
上海市委、市政府抱着“没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改革就不能进行”的想法，将房改方案（讨论稿）在报上发表，并用各种形式吸引并组织群众开展了为期两周的大讨论。《文汇报》载：这场关系上海今后改革和发展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限于房改措施的优劣利弊，而是在启动市场、发展生产、振兴上海、转变观念和提高改革意识的高度上进行的。
另外，上海还别具一格地成立了房委会，这个思路是从香港引进的。房委会由房改、建设部门的官员及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社会贤达组成，其职能是监督实施房改，负责房改筹资、制定分配办法并监督住房分配，还参与建房的决策和管理等项工作。
众所周知，再好的改革方案，没有公正、权威、代表民意的机构去监督，很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形，甚至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以权谋私。在中国的改革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回顾我国房改走过的路，不仅得出结论：房改难是难，但不改不行。它也同经济领域其他改革一样，只有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深化，舍此别无他路。
杨晓平
10万“倒蛋部队”
《消费时报》报道：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等10大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5100户居民家庭生活调查的综合统计表明，近几年，10大城市鱼肉禽蛋等动物食品数量明显增多。1989年与1985年相比，每一个居民年消费鲜蛋10.9千克，增长了5.8%。
新华社消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流通渠道专门从事禽蛋购销，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倒蛋部队”，保证了各地市场上鲜蛋供应不竭。
《经济日报》消息：我国城乡各地活跃着的“倒蛋部队”，以其反应敏捷、运程远、成交量大等特点，成了商品经济活动中的“特种兵”。据估算，全国“倒蛋部队”已达10万人。
“茶叶蛋”的风波
茶叶蛋，顾名思义是用茶叶水加佐料煮成的禽蛋，香喷可口、方便饱腹，多年来一直是江浙一带街头巷尾摊点上的保留食品。这天傍晚，南京河海大学农水系环保专业的7名女同学，以茶叶蛋摊主的身份在街口摆开了“倒蛋”擂台。她们在农贸市场以每个0.17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购进鸡蛋，添上佐料加工成香喷喷的茶叶蛋，再以0.25元一个卖出。一个小时后，居然每个人赚了1.5元，几位腼腆的姑娘勇气十足，尝到了“倒蛋”的甜头。
大学生当“倒蛋”兵，由此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参战双方的师生达300多人，激烈的舌战进行了3个多小时，两天后，《扬子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了这则新闻：河海大学爆出一件新鲜事（引题），女大学生卖茶叶蛋引起辩论（主题）。报纸为此加了编者按，引而不发，欢迎大家参战。
很快，编辑部就收到了300多份参加讨论的稿件，作者有工人、农民、个体户等。
紧接着，中央电台、《中国日报》、《台湾联合报》也相继报道了这则新闻，7名大学生“贩蛋女”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
南下，广阔的贩蛋市场
有人研究认为，中国“倒蛋大军”诞生于1984年。这一年，国家取消了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制度，放开了农副产品的经营。同时，进一步放宽了长途贩运政策，并在大中城市建立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这一切都为“倒蛋部队”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随着生产和人们消费量的增加，吸引着大批的农民进入了流通领域专门从事禽蛋的购销。农民是“倒蛋部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访中，我结识了一位姓沙的“倒蛋”元老。“南下，是我广阔的市场。”他像大将军一样，手舞足蹈地说，“我得到一个资料，北京的居民年人均消费鲜蛋为15公斤。北京人爱吃蛋，但是首都有国家特保，咱不去凑热闹。”
老沙是湖南临澧县农民，1984年9月开始在村子里收购鲜蛋，隔天乘汽车捎到城里去卖，日有所获。后来，精明的他发现弄进城的蛋全让两广口音的人包收了，而且挺愿出价的。他感到让人从中渔利了，太亏了。何不直接将鲜蛋贩运到南边市场上去赚大钱？他第一次单身一人带上了四筐鸡蛋，到了柳州，一出火车站就脱了手，细算净赚了200多元，激动得他连夜乘火车往回赶。就这样往返无数，他熟知了南下鲜蛋市场的一切。
据沙本人说，目前他已在湖北、河南、湖南等省的农村雇工建立了30多家鲜蛋收购点，同时在通往两广市场的沿途也都设立了中转站，由他与大儿子分别在柳州和广州遥控指挥，保持与各点的热线联系。收购——运输——销售这部庞大的“倒蛋”机器，在他父子俩的指挥下，长年运转自如。我好奇地问他年吞吐鲜蛋量为多少，他笑而不答。但我记住了他谈话中泄露的两个数据：他的雇工每月的工资在400元以上，他设在湖北某县境内的一个收购点每年外运鲜蛋在30万公斤以上。
这两个数字就令人瞠目结舌了。告别时，他说：“做蛋生意，购销要一条龙进行，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这几年我这脑子伤得太狠了，真想歇息下来。”
远征西藏的货主
马年岁未的一个傍晚，我来到重庆火车站。只见广场边一间临时办理货运业务的库房前，堆满了一筐筐外运的禽蛋，货主正大声吆喝着雇请的搬运工。我迎了过去，货主一听我的湖北口音，立即问道：“你们那里的鸡蛋郎格买？”“两毛吧。”我随口答道。“哦，比四川低啰！”
这位运蛋人姓邱，清瘦，40挂零，是重庆郊区的农民。在责任田里种了几年菜后，他干起了“倒蛋”这一行。他告诉我，这些鲜蛋都是运到西藏市场上去的。本来重庆也可以直接空运，但不划算，倒不如用火车先运到成都再空运，这样就省下了一笔运费。
交谈中，我不时地给他一些外地鲜蛋行情信息，他十分高兴地吩咐一名雇工买来一大包卤鸭爪、鸡翅什么的，一定要与我喝几口。他很瞧不起那些小打小闹的鸡蛋商贩。他一面津津有味地啃鸭爪，一面说：“干我们这一行，光在几十里之内兜圈子，不过瘾，要往高处爬，要往远处奔。”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农民日报》，“你看，这报上登的，那西藏地高天冷，鸡难养，可鸡蛋也是人人爱吃的。我就看准了，花点本钱搞空运，到头再赚个大价钱。”
一番话，令我惊叹不已。这是个文化不高的农民，但他对倒腾鲜蛋的学问却是挺精通的。
“倒蛋”要实行上千公里的长距离作战，已不是邱某的秘诀了。我在采访中得知，在大西北的甘肃省，也已有上百位农民穿越2000多公里横跨青藏高原，一年将几十万公斤鲜蛋投放西藏消费市场。“倒蛋部队”中已开始涌现出一支支远征善战的劲旅。
兵贵神速
羊年春节来临的前几天，我为采访登上了湖北襄樊开往广西柳州的173次直快列车。春运期间的列车，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下午列车到达西斋车站，这是列车通过湖北境内的最后一个站。刚停下，列车的前几节车厢门立刻被几十个强悍的小伙子把持住了，强行将站台上堆放的一百多筐鲜蛋从各车窗、车门往车厢里塞，旅客中传出一片喊叫哭骂声。很快，行李车塞满了，各车厢的各风挡连接处、走道里都被堵得死死的，停车时间早已过了，蛋筐仍源源不断往上递。分局调度一再电话催促车站开车，可车站值班员束手无策。几位年轻力壮的“倒蛋部队”者声称：只要鸡蛋能上车，罚款再多咱认了。
30分钟后，列车终于开动了。我找到刚才最后一个拼命才挤上车的“倒蛋人”，试探地笑着发问：“你们为何都凑在一块运，为何不缓着走，也该为列车想想呀！”他诡秘地一笑：“我说你是不做生意不知火候贵。我们的这些鸡蛋是有意积压到现在才运的。你想想，走早了，春节还远，价上不去。再晚了，家家户户的年货备足了，谁还稀罕？”我会意地点了点头：“你们这是运到柳州去的吧？”我知道南下柳州蛋价最高，道了句行话。“柳州？行情变了。元旦那阵子，各路的鲜蛋都往那里涌，价平了。”突然他压低了嗓音：“告诉你也无妨，我们的行情先头部队昨天电告，广西靖西县市场鲜蛋缺货。这不，明日咱就能占领该地的市场了。兵贵神速，懂不？”对方说了句文武之道，结束了我们的交谈。
据采访观察，“倒蛋部队”的各路兵力相互间在时空差的较量中，都派有信息部队四处奔波于各地市场上，密切关注市场行情，根据不同情况，随时调整经营数量，品种和价格以充分利用时间差、空间差扩大销量，增加所得利润。
泪洒信笺的“诉说”
1989年6月下旬的一天，某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货主的申诉信。党委书记将这封特殊的来信一连读了几遍，放下信笺，他的心沉甸甸的。
尊敬的党委书记：
我是贵分局列车上的老货主，自1984年开始经营鲜蛋生意，发运鲜蛋，无论是从N车站南运广西融安，或是从N车站北调石家庄，除第一次本人进行业务接洽外，从未顾（雇）人随车，敬（托）两线上的列车长和行李员，代交货代收款，到N车站后全款交我，并4年来从无疑（贻）误，节省了顾（雇）员开支。个人深深感激两线列车长和行李员们对个人的排忧解难的伟大，全心全意沏（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宝贵精神和崇高品德。
然而，今年5月，贵分局的一车队长无故几次干涉我这很正常的业务活动，寻衅找事，殴打本人，给个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夏家益敬诉
89.6.8
显然这是一封奇特的告状信。申诉人对已习惯了几年的廉价鲜蛋运输线，突然被一位列车干部无情卡断，既委屈又气愤。信中同时也倾诉了对那些多年关照过自己的铁路员工的感激之情。
次日，铁路分局有关部门根据党委书记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组，登上了申诉信中提到的那趟列车。
提起夏家益的大名，许多列车工作人员似乎都熟悉他，他本是枝柳铁路边湘西一个山村里的农民，干“倒蛋”生意发了大财，于是选定湖北某县作为“倒蛋”根据地，长年驻守在焦枝线上的N火车站。同时，他分别在广西融安和河北石家庄安排了“倒蛋”二传手，沿线雇有15个人负责办理鲜蛋中转事宜。
几天后，调查组的同志在湘西夏家益的故土找到了他。夏一见面就理直气壮地说：“这铁路线上的人我都熟，这几年我为他们代收（按收购价收费）的鸡蛋，每年都在2万斤以上，他们为我方便我也没亏待他们，这是人之常情……”
的确，在这之间谁也没亏待谁，亏待的是国家。也许，这位夏家益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那位列车干部要干涉他？
“结绳记事”的娘子军
这是全国铁路38个大型编组场之一的P车站。三条铁路干线上运行的货物列车，每天都要在这里按所运货物的不同到达地分解编组。无疑，这为附近的农民、职工家属从事“倒蛋”活动提供了最方便的交通条件。
每天清晨，一些提篮挑筐的娘子军奔赴这里，小的十几岁，老的花甲之外。她们在鄂西北地区最大的鲜蛋集散地——襄樊新华市场，卖鸡蛋者笑迎顾客忘命地扒乘各次货车，沿线停车就下，走村串户收购鸡蛋、鸭蛋。
在娘子军的行列里，我发现有位只有一只胳膊的中年妇女。打听得知，她丈夫是修列车车辆的工人。两年前的一天深夜，她从河南邓州农村收鸡蛋后，在一小站扒上了一趟货车。列车停于编组场后，刚跳下车，就被邻线开过来的火车轧断了一只胳膊。
采访中，我曾对“倒蛋部队”的娘子军们的作战素质产生怀疑。她们这些农妇或无业家属，那种“倒蛋”奔波的体质、精明的数学头脑，她们具备么？
在铁路边的一户农户家里，我碰到了被称为“倒蛋”专业户的女主人。她丈夫常年驻在城里销售鸡蛋，她在邻村四处收购鸡蛋。我问她—年能收多少鲜蛋，她说要看帐才说得清。她进了里屋，我抽了一支烟，不见她出来，我只得又点上了一支，这样一连抽完了5支。突然她在里屋叫我。进里屋一看，哪来什么账本，只见雪白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用铅笔划满了竖线条，她趴在墙上认真地数着。
“唉，数不清了。俺不识字，每收一篮蛋，俺就在墙上划一下，嘿嘿。”她有些不好意思。
我木然了。古代有“结绳记事”之说，那可是人类发明文字前的事，没想到今天……
车站是天堂，火车是银行
铁路，在“倒蛋部队”众多成员的眼中是肥得冒油的“超级市场”。
“车站是天堂，火车是银行，旅客钱好赚，发财回家盖楼房。”这是那些在火车站、列车上叫买的“倒蛋女”的顺口溜。十堰电视台记者曾在襄渝线上某站拍摄了一组“倒蛋女”围车推销“煮鸡蛋”的镜头：一个个农村女娃，用脸盆端着一袋袋熟鸡蛋，涌向刚停稳的旅客列车。笔者曾对铁路边一家家“煮鸡蛋工厂”进行实地察看：一间间简陋的草窝棚，老远就闻到了一阵阵鸡蛋味。女娃们正在用大铁锅煮这些鸡蛋。据工商所的同志介绍，这些人用十分低的价从贩蛋人手里购进因囤积过多而且保存不慎的鸡蛋，煮熟后高价兜售给列车上匆匆而过的旅客。
某铁路客运段曾对列车上的叫买人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查堵，收缴了大量的变质煮鸡蛋、假饮料等。这些铁路沿线的农民小贩，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与铁路工作人员“捉迷藏”。你出现在1号车厢，他们就跑到10号车厢去卖，再堵急了，他们就下车。据被堵获的一位姓李的农民泄密：煮鸡蛋不怕坏，今天卖不出，明天接着卖，比卖啥都保险。如今，他们村里干这一行的盖起了好几间楼房。
在列车餐车开设的音乐茶座上，还听到了一位姓刘旅客的高见：铁路“超级市场”之说，指的是铁路点多线长，信息灵敏，集各地市场之大成。我是搞各地鲜蛋市场行情的，一趟列车就是个小社会，旅客来自四面八方，家家要吃蛋，上面记满了全国各地的鲜蛋市场的价格、变动幅度及交通情况，图文并茂。
“倒蛋”技法探妙
“倒蛋部队”成员不仅分工细致，有的专司转运，有的坐地设摊，有的走街串巷，而且“倒蛋”的花样翻新、无孔不入、技法圆熟。
技法之一：钻空于粮价差之间。“大米白面换鸡蛋啦！”“换鸡蛋喽，粮票换鸡蛋！”现在全国各城市中都可听到这悠长的吆喝声。这天星期天，我所住的宿舍楼前后，“倒蛋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倒蛋”的热诚使我无法睡成懒觉。我索性拎出了半袋子大米与“倒蛋人”谈开了：“大米咋换鸡蛋？”“10斤换20个。”“我这么多米才换15个鸡蛋？太亏了。”“太亏？”“倒蛋人”算了一笔帐：你从粮店购10斤大米花1.5元钱，加上粮票也不过4.5元钱，4.5元钱在市场上才买得15个鸡蛋呢。
“听你说的，那岂不是你自己做了亏本买卖？”我有意刺激了一句。对方一笑，得意地说：“我更不吃亏了。快换吧，生意成了咱再算给你听。”我那半袋米进了他的大口袋后，他津津乐道说开了：你10斤大米换我20个鸡蛋，大米在市场上每斤卖0.8元，而我从乡下收20个鸡蛋才花3元，我这赚了二倍还拐弯呢。
既然鲜蛋买卖的双方都不亏，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国家。据《经济日报》披露：沈阳市卖给居民1公斤玉米面，国家就补贴2角多。每年沈阳市供应居民8900多万公斤，财政补贴达1700多万元。这部分补贴经过兑换，就白白损失掉了。预计每年这部分流失达2000多万公斤。
技法之二：“家庭称呼”推而广之。细析“倒蛋部队”的战略战术，不难发现其内部分工精细，坐地设摊或走街串巷销售的均为姑娘、媳妇和老太太。众所周知，女性优于男性的特点之一，就是嘴巧。这可正是经商获胜的法宝。
“大姐买鸡蛋吧！”“大哥这鸡蛋挺新鲜的。”……这些过去只限于家庭亲属内部的称呼，今天开始成为“倒蛋女”们推销鲜蛋时的口头语。
当你路过鲜蛋摊或碰上串巷的卖蛋人，无论有无购物欲望，摊主小贩都会根据你的年龄性别，从“大哥”“大姐”“大姨”“大叔”等称谓词汇堆里，挑选出你最喜欢听的一个，掺和着许多甜言蜜语塞进你的耳朵。因此，一些想买又不想买的生意，在这种亲热中成交。
据心理学家分析：人们心理容易接受那些尊敬亲近自己的语言，与此同时，本能的防备心理会削弱。
技法之三：换取旧衣裤的价值。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的普及，许多家庭的旧衣裤成了欲穿不能、弃之可惜的累赘。“倒蛋部队”自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累赘的价值。
肖老头，湖北保康大山区的农民，50多岁，说他60多岁不过分。山里人的特征，老相耐劳。每日清晨他从山里把鸡蛋送进城，傍晚再把从城里换得的旧衣裤带进山，他十分自豪地说，山民们都称他是福爷。
这几年，不少城里人的旧衣裤都让肖老头包下了。要说旧，其实都是八成新。30多元的上衣只洗过几水，若能从肖老头那儿换上10个鸡蛋，也就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了。一日，有位干部将妻子嫌过时了的几件衣服换给了肖老头，并趁机探起了他的生意经：“这旧衣物好销么？”“瞧你说的，我们山里人比不上你们城里人，这些衣服俏着呢。”肖老头乐滋滋的，“我们山里有的只是鸡蛋，你的一条的卡上衣换我10个鸡蛋，我再换给乡亲就得50个了。实际城里人明知换蛋太亏了，可放着旧衣裤没用还占地方，倒不如饱口福了事。你说呢？”
最后，肖老头道出了苦衷：“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倒蛋’人摸到了这个门道，旧衣裤一天比一天少了哦。”
技法之四：打“季节差”。囤积居奇是旧商人积存短缺货物卖高价的一种生意手段。今日的鲜蛋本不是短缺之物，由于鸡下蛋有淡季与旺季之别，鲜蛋市场的价格也就随季节波动。据市场观测表明，我们中原地区鲜蛋市场冬季比春季价格高一倍以上。
“倒蛋部队”自然盯准了“季节差”。春季，是鸡鸭产蛋的旺季，他们就低价大量收购鲜蛋，旺季一过，随行就市出售。这一举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平衡了市场四季的鲜蛋供应。然而，由于他们保鲜手段的落后、储存条件的简陋，以致出售的鸡蛋变质。某报曾刊登这样一起悲剧：一位新婚的男子下班回家的途中被几位“倒蛋”拦住，她们甜言蜜语地把剩下的鸡蛋便宜地卖给了他。这位男子满以为会受到妻子的表扬，谁知，鸡蛋做熟以后，不仅没香味反而呈淡蓝色。妻子大呼上当：这是石灰水泡了的蛋。石灰水泡蛋，是商贩们保存蛋的一种方法。由于鸡蛋在碱水中浸泡过度，根本无法食用。妻子埋怨丈夫把钱往水里扔，丈夫则认为妻子不知好意。双方大吵一通后，次日在街道办事处协议拜拜了。
许多家庭主妇抱怨：现在上市场买蛋提心吊胆，臭蛋、冻蛋、石灰蛋啥蛋都有，太坑人了。
留在轨迹上的思索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于繁荣市场、活跃经济、方便人民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其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必须依靠法规、政策加强管理。
思索之一：鲜蛋市场方兴未艾。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有哪位农民和居民敢说离得了集贸市场呢？常听到人们议论“可以十日不到商店，不可一日不进市场”。
谈及集贸市场，人们习惯把鲜蛋与猪肉、蔬菜、家禽、鱼并列为五大市场主角。
产收运销一条龙的“倒蛋部队”，不仅保证了各地农贸市场的鲜蛋供应，同时又大大激发了农民养鸡的积极性。据《人民日报》报道，粤西新兴县山区勒竹镇有七八百户农民加入了养鸡行列，当地流传：若比富，莫过养鸡户。养鸡户年人均收入达4100元，许多农民靠养鸡下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集贸市场出售的蔬菜、鲜蛋、猪肉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还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国家对居民副食品的财政补贴。据河北、山东等9个省市统计，1989年从贸市场收税达18亿元。
思索之二：价格改革迫在眉睫。鸡蛋换粮食尽管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但它也从反面揭示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鲜蛋倒卖者与消费者在粮食再次进入流通时，似乎都是得利者，只有国家是吃亏者，原因就是粮食的双重价格。仅湖北省一年用于城镇人口的粮油购销的补贴款就多达19亿元。
怎么办？粮食供应销售的改革曾有过多种设想，任何一个改革方案出台，总会有一部分人要吃亏，但价格改革是必要的。沈阳粮食局的同志在《经济日报》上谈及了一个主张：他们正在拟定一项用粮食在粮店兑换小商品的方案。比如，用10公斤的平价粮定额换取相当于同量议价粮的等价商品。1991年4月1日起，湖北省采取了压缩部分平价粮油销售和对工差粮改为补钱的办法，城镇非农业定量人口每日27斤以下的基本口粮，实行凭证、凭票、定点，保证在当日定量内供应。这些也许是消除鸡蛋换粮食的有效途径。
思索之三：法制、职业道德教育要跟上。“倒蛋部队”在经营组织上十分严密，而在管理领导上都是自由自在的。一些人为达到以最低成本获得最高利润的目的，不惜采取行贿送礼、偷税漏税、无票运输等违法手段。汉丹线上的523/4次列车的一位行李员反映，一些鸡蛋商贩经常无票强行乘车，多次发生商贩殴打坚持原则的铁路工作人员事件。由此，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这些人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据报道，上海、重庆、武汉等大城市的工商管理部门，采取多种形式经常组织商贩学习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知法守法和业务技能培训，效果很好。
思索之四：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倒蛋部队”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上活跃异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牢固树立了市场营销观念，即以消费者为中心。十万众生，分工精细走街串巷，上千公里长距离运作，城乡处处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只有一种欲望：多“倒蛋”。他们严格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组织收购和销售，真正把鲜蛋消费者的需求放在首位。“薄利多销”、“送货上门”，也许是他们对“价格竞争”的道路，“笑脸相迎”、“家庭称谓”，是他们密切与消费者感情的纽带。我们的商业企业是否能从“倒蛋部队”之道中吸取些什么呢？
王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