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筒，几块平常的白玻璃，再加上几粒同样平常的彩色玻璃屑。然而，当你一旦转动它，你的眼前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图像，五色纷呈……
90年代，股票之在中国，犹如万花筒初现人间。你能听见，至少半个中国的官商民等，懂股票的不懂股票的，都在屏住气息呼喊：“转动它！”
90年代“中国第一热”
股票、股市，以及随之成长起来的一代股民，是中国为保证经济加速增长而打开的又一条宽阔的融资渠道、一把与国际金融界惯例接轨的钥匙吗？
“可以大胆试嘛。”中国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在南巡的途中坚定地说。
股票
一、中国股票初露端倪
历史上有些细节，特别为人们所关注。
1986年11月，中国北京异乎寻常地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股票证券市场研讨会”。
全球最大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约翰。范尔霖先生，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邀请，风尘仆仆从大洋彼岸赶来参加会议。
邓小平会见了这位有名望的证券专家。他们之间的谈话，成为全世界新闻界想猜而猜不透的谜。
只有很少的一些人知道，在会见将要结束时，约翰。范尔霖送给邓小平一件精巧的礼物——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徽章，它同时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通行证。
主人回赠的礼物，同样使客人大吃一惊。在座的中国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拿出的是一张真正的股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的股票。
时间过去3年多，1990年秋季，上海举行国际金融研讨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也在会议结束时以中国方式来了个幽默：
“为了感谢各位专家先生对上海市的帮助，我准备送给大家一件小小的礼物，请先生们猜一猜是什么？”
大厅里一阵交头接耳声，但是没有人能够猜中。西方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定势，再一次阻碍了他们哪怕稍微伸展一点思路。
16个粉色信封，放在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内的16位专家面前，里面装的是16张上海真空电子器件有限公司的面值100元人民币的股票。
从象征性地展示一张股票，到赠送16张股票，用了将近3年时间。但接着出现的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长足发展的里程碑，仅仅几天就出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漫长道路上。
二、股票给谁带来好处
1990年的12月19日，上海黄浦江边那座原先被称作礼查饭店的旧式建筑物里，响起了一声尾音悠长的铜锣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信号。
6个月后，中国的南方也响起一声同样的锣声。1991年7月3日，已试营业多时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
静悄悄展开的中国金融改革，在证券交易上拥有了东面和南面两个完备的实验场。
要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中国的股票市场，正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国力不断发展，而资金短缺又成为中国改革拦路虎的时刻诞生的。
在世界上，证券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呈正比例关系。1991年底，世界股市总额以美国市场为最大，达3.7万亿美元；日本居其次，3.1万亿美元；欧洲占2万多亿美元。日本以外的亚洲占世界股市份额仅2%，而中国占亚洲的份额就更少了。
并非耸人听闻，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不发达，在当今信息周转便捷、资金流通迅速的国际大家庭中，不但妨碍有关国家吸收外资的步伐，而且还会造成阻挡不住的资本流出。这也是当前国际社会上为什么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越来越穷的原因之一。
那么，股票市场的建立，又给资金的吸纳带来了什么好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用一个简捷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透彻无比：“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在使某个资本增长到可以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是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这句过去并不为人所注意的话，现在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股票市场的一条理论依据。
股票市场为急需资金的国内企业开辟了直接的融资渠道，它把社会上大量的游资、闲资、消费资金吸纳转换为生产资金。资料表明，我国在证券交易上先走一步的上海、深圳两地，目前已通过股票的发行和交易筹集资金逾百亿元。其中，1991年仅深圳发展银行、金田、万科等5家老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及11家新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即向社会筹集资金13.69亿元。上海今年已分两批发行了41家股份公司的新股票，光溢价发行的个人股总值就有20多亿元。两地还发行了或打算发行数种人民币B种股票，将筹集境外资金达十几亿美元。企业把这些资金用于生产周转和技术改造，筹资成本大大低于银行贷款，甚至低于发行债券。
更为称妙的是，由于股票投资属长期投资，股民购买股票后无论盈和亏都只能买卖转让而不能退股，因此，这部分资金由此戴上了“安全笼头”，而再不会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动力。
股票的发行，也给股份制企业直接带来了活力。深圳5家老上市公司股份制改造后的头一年与上年相比，产值增长100%，实现利润增长215%，企业净资产增长87%，固定资产增长155%，上缴税金增长253%。个中道理简单得很，股东们并不是傻瓜，财务指标完不成，你总经理就别想睡好觉。
在税收上，股市交易同样给国家开辟了新的财源。1991年，深圳市仅征收股票印花税（其中不包括个人股票红息收入所得税）就达2000多万元。
换一种方式，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般效果的。
三、明天：全民炒股？
毫无疑问，在今天得到发行股票实惠的企业为数极少，但是，它们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却是难以估量的。
在我国，截至去年年底各种类型的股份制试点企业已超过3200多家，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只占2%，而在这些试点企业中，63%是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22%。
这就出现了一对矛盾：一方面，交易市场热火朝天，大批“准股民”急待涌入。另一方面，发行市场又跟不上需要。于是，许多投资者仅仅为了早日插足股市，根本不顾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状况，盲目抢购上市公司甚至非上市公司的股票，使一股非理性的购股热在全国尤其是尚未建立股票交易机构的地方蔓延开来。
在重庆，今年5月“股票热浪撩动山城人心，芸芸众生群起推波助澜”。一种不上市股票在山城激起阵阵狂浪，把整个城市“烧”得沸沸腾腾。
由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组织发行的这种股票分属渝港钛白粉有限公司、重庆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西南制药三厂等三企业。由于重庆至今仍未获准公开设立股票市场，所以这批股票不能上市。
但是，全市总共30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5元，一个身份证限购5张）仍然售卖一空。据传媒报道，水泄不通的人行道上，市民公开进行认购证交易。一张未中签认购证，喊价高达300多元，已中签的认购证当天便已炒卖到1500元。甚至有市民将认购证与身份证一块“炒”，让买者多花几百元买个放心。
在江苏，沂淮铁路股票被从冷宫中催醒。由于群众中传说铁路股票有利可图，不存在倒闭现象，而且即将上市，于是大批人前去抢购。
小小的淮阳市人满为患，提密码箱的大买主比比皆是，有一位“大亨”风尘仆仆赶到江苏沂淮地方铁路联合有限公司，倒出35万元现款，带着一大包股票飘然而去，直令后来的“小的们”艳羡不已。
直到有关方面出面明确宣布沂淮铁路股票上市消息不确后，这股热潮才算冷却下来。
在安徽，合肥股民不分青红皂白“见股就买”。当地去年夏天开办了股票代理委托业务，吸引了不少投资者，但大多数股民盲目性较强，普遍缺乏证券知识，甚至连交易规则亦不甚了解，对股市有涨必有跌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差。
当地一位投资者投书报刊，反映由于合肥没有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通电脑联网，也没有实行统一的股东帐户，因而私下过户情况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些私下交易无规则可言，上当受骗者颇多，甚至还引发了证券经营从业人员与投资者之间的严重冲突。
在北京，关于今年北京要开股市的传闻折磨着北京人。据说，北京市政府对开办证券市场非常积极，已多次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
于是，几乎一夜之间，不少北京人忽然都成了“预备股民”。
几十种有关股票的书籍风行一时，股票获利技巧的录像带走俏，股票交易讲座和函授也应运而生——北京人似乎准备好了，要杀到证券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事不凑巧。有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北京股票上市试点的计划今年不会被考虑，原因是中国股票市场尚在试点和探索阶段，况且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都没有在首都这样的政治中心建立股市，中国也应慎重考虑。
《中国青年报》在以“独家新闻”道出此事后写道：“北京人对股票盼得脸绿眼红，可惜无此福份。”接着又叹一声：“唉，今年北京无股市！”
在浙江，可能由于当地历史上曾经广办钱庄的缘故，人们对于股票的热心更是高人一筹。尤其是省会杭州，这几年关于股票的话题一直是最受欢迎的：
——4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批股票放开价格的第一天，浙江省证券公司营业部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排在最前的竟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她手里拎着一只放满食物的藤篮，还不时掏出计算器计算着什么。”有人向这位排了15个小时队的老人发问，老人说：“要想买股票，就得花功夫。只要能买到，排几天几夜也值得。”
——5月21日，杭州再爆热景。成千上万的人通宵排队争购50万张为失学儿童捐款的“希望工程”奉献卡。并不是杭州人一夜之间提高了觉悟，而是有个无根无用的传说：这中间将摇号产生1000个安慰奖，发给股票认购卡。一时间，人头涌动，议论纷纷，有关方面不得不出动了头戴钢盔的警察，才保证了这一活动的顺利进行……
股市
一、挡不住的热流
几年前，深圳有一位普通干部，在当地动员党政干部买股票时期，凭着一点粗浅的知识和朦胧的预期，竭尽全部积蓄买了3.5万股每股一元的发展银行股票。结果在股市狂涨的大潮中发了，一下成为拥有150万元的富翁。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变化来得这么快。”这位幸运者说。
90年代，股市向中国的百姓们展示出无穷无尽的魅力，使成千上万原来踟蹰不前的投资者变得如醉如痴，为了买到股票，甘愿作出任何牺牲。
然而，所有的投资者为何都无视股票市场的另一面：风险？
有专家分析说：
首先，新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发生过大崩盘，有上市股票的公司企业也从未听说有破产倒闭的。因此，中国的股民存有太多的侥幸心理，认为即使股市有危机“国家也会保的”，股票成废纸似乎是天方夜谭。
其次，中国的股市从表面看似乎还是涨得多跌得少，尤其是原始股，给人以只要弄到必然涨价的印象。比如前文说到作为礼物送给温伯格等人的100元面值电真空股票，1992年6月17日的市价已是2120元。这种状况使股票发行量与求购需要量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粥少僧多”、“物以稀为贵”、“奇货可居”成为股市常用语。
再者，股票投资者做亏时往往羞于启齿，做盈的消息是不胫而走，四下传播，日传千里。后入市者两耳灌满赚钱信息，难免心旌动摇。听了几次讲座，翻了几页书，便扯起“股”字旗，贸然入市去也。
在社会上，股民们发现自己也被置身于一个毫无危机感的环境中。
有办公室，有关证券行情的报表在复印机下被几十位同仁渴求的目光阅读。
城市调查队迫不及待在抽样调查表上列出了“市民证券收入”专项。
打开报纸，满目的股市行情，在深、沪两市，有的报刊一个版面上就能找到几条、甚至十几条证券新闻。
凡此种种，无不预示着中国股民的由环境所造成的温室花朵般的脆弱，预示着中国股市的任重道远。
怎样让过热的股市进入理智的轨道？怎样让过于踊跃的购股大军变得冷静和有秩序？这两年，中国的证券专家、学者、证券管理人员，几乎天天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1992年元月，上海推出一张《股票认购证》，规定当年上海发行的所有新股票，均采用《股票认购证》摇号中签的认购方式。
这个作法，多少含有一些想要吓退一部分投资者的意图。
办法规定：第一，《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除少量用于工本外，绝大部分用于捐赠社会福利机构，无论中签与否，概不退还。第二，凡中签者方可认购股票。换言之，不中签者，等于用30元买废纸一张。
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办法一公布，上海城平地掀起一股购证潮。
与股市中传说买股票一元能变几十元的聚宝盆效应相比，30元又算得什么？
短短一个多月，上海市卖出《股票认购证》207万本，收到购证款6000多万元！这中间一次就购买100本甚至更多的人不计其数！
其间，由于认购证紧俏，上海还出现了倒卖认购证的场外交易市场：到3月中旬，原值30元的一本不记名认购证，黑市价已高达200元；摇号中签的每本更高达2000元；至于100本连号的认购证，价格开到了天文数——竟高达5万元到6万元。
在深圳，购股大军同样形象突出。深圳股票紧俏时，常常成为几十万人争抢的对象。
“深圳某公司计划发行股票2000万元，限期预收股金，一下子就收到个人预缴款3200万元，大大超过计划发行额。”
“有些人为了争先买股，竟带着板凳、躺椅到证券公司门口通宵达旦地排队，等着抽签，祈愿成为排队大军中几分之一的幸运股民。有些人不愿吃通宵露宿的排队之苦，就雇用‘马仔’代劳，这些‘马仔’第二天若能拿到号，抽到签，就可拿到几十元到几百元的佣金。”
当地报纸这样报道。
二、为“大户”画像
在抢着挤入股市的“准股民”眼里，那些手里已经握有股票，正在股市懵懵懂懂地进行着交易的同事、朋友们是幸福的。然而，这些中小散户的成功，若与当今股市中一小群精通股票，多少能够支配一下股市的大户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耳！
杨大户，上海股市中的传奇式人物。在他的名片上，有一个别致的称谓：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
杨在家里设了一个私人证券办公室，有自备电脑、点钞机、保险箱，还雇有秘书专门为他收集行情。
同绝大多数证券投资者一样，杨大户开始时也是白手起家。他首先从事的是国库券交易，杨在这种交易中如鱼得水。他坐着火车往返于各地，带着越滚越大的本钱不停地买进，再回上海抛出，利用异地差价赚取利润。
90年代刚开始，杨大户开始介入股市。
股市传说，杨入市一年，投资技巧即臻于完善。1991年2月26日，财大气粗的杨在号称上海龙头股的电真空股票交易中，成功地做了一次“空头”（指投资人对股市前景看坏，预计股价将会下跌，因此先卖出股票，待股价下跌至某一价位时再买回股票，以此避免损失，获取差价利益，也称“做空”）。
当时，杨以每股507.50元价格一次抛出6000多股电真空，此后，电真空股价下滑，到4月份跌至每股450元左右。其间出现几次小幅反弹，股民以为股价下到了最低点，纷纷抢接盘子，杨却依然稳坐钓鱼台。
果然，电真空确实走不出低谷，复而再现跌势，到5月16日上午，竟跌至区区373.10元。
此时，杨大户姗姗下山，一个回马枪一下吃进1700股，这个数字是当天该股票总交易量的1/10.大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由你不信。
杨大户成为股市名人后，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注意。有一次，美国《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问他：
“中国的股票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发股企业经济效益不太好，杨先生购买这么多股票有什么顾虑？”
杨坦然作答：
“有顾虑就不下海了。既然下海了，也不怕淹死。我们这些投资者都是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富起来的，或者说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原来都是穷光蛋。可以这样说，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我的今天。如今，国家搞股份制试点，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我们能不支持吗！”
还有一次，美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到他家里采访，开头一段是“中国大陆经济形势不太乐观”云云。杨大户反唇相讥：
“我同样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形势不乐观。我是持这样的看法的，在比较自己和别人的时候，自我感觉不要太好了。”
记者又问：“杨先生早已成为百万富翁了，今后有什么打算？”
杨大户说：“是的，按照中国内地的国情，我拥有的财富的确不算少了。说到打算，只要允许私人从事证券投资，我将继续干下去。因为我才40岁出头，我要体现我的自身价值……”
实际上，按照股市知情人士判断，杨还算不上上海股市造就的最大富翁。据说，目前资金规模远在杨之上的还大有人在。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别人闷声不响大发财，而杨却敢于向社会公开自己。
三、股市背后人与人
当中国人以新奇、刺激和恐惧的心情，开始玩弄股票这一神奇的金融万花筒时，当人们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开始操纵自己的一部分命运，因而觉得股票既可爱又可恨时，心理平衡开始打破，生活秩序也发生了变化。
与股票相关的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在深圳一个原本夫妻恩爱，被四邻视为文明楷模的家庭里，自从丈夫迷上股票，妻子和女儿便逐渐不再成为丈夫的关心对象。不管是妻子生病，还是女儿考试，无论是在饭桌上，还是在牌桌上，只要丈夫腰间的BB机一响，性急的丈夫二话不说就弃家而去。
在丈夫的心目中，股票交易是他最重要的事业。只有和股友们在一起，他才感到充实，只有计算自己搏斗后的收益，他才感到快乐。
而在妻子的心目中，金钱固然可爱，但如果一定要用金钱去扼杀感情，她却无法接受。
终于，妻子在金钱和感情之间作出了选择，她提出了离婚要求。
在股市这个怪物面前，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扮演一个角色。
有人期望以认真地投入获得公正的回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达到自身财产增值的目的。
有人把股市看作检验自己理财能力，展示自己规避风险技巧的领域。
有人在股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以为弱肉可以强食，指望以霸道和蛮力来获胜。
有人游戏股市，盲目抢盘，不论盈亏，盈了是一笔意外之财好好享用，亏了自认火候不够，潇洒走一回。
有人视股市为赌场，赢了还想赢，亏了要翻本，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样的考验，无论对于股民，还是对于经纪人，机会都是均等的。
1992年1月6日，上海的股民大多注意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份内部刊物上刊出的一封经纪人忏悔书：
我叫姚锡健，今年43岁，在某证券公司工作，任机构交易部副主任。
……我滑向犯罪的深渊，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下子的，是我长期以来，放松思想改造，私欲膨胀的必然结果……只要能给公司赚到钱，我不管黄牛还是水牛来一律放松过关，并开始走上同情黄牛，与黄牛香烟递来递去的程度。正是由于发展到了这一步，难免走上了给黄牛投机开绿灯的路。
这些年来，我整天和钱打交道，因此对金钱的追求起了本质的变化。认为送点小礼品不起眼，不刺激，拿钱最实惠。因此当行贿人出手几千元给我，我丝毫没有感到烫手，心安理得地收下了。现在想起来感到后悔。因为说实在的，当时再多给我一点，我相信自己也不会拒绝的。我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受贿两万元足以说明，我已经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相当远了。
“由于我的犯罪，给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给证券界抹了黑，同时也给家庭抹了黑。我将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罪有应得。”
四、中国法庭将面对股票官司
股票买卖，贫富只在须臾间。
太快的节奏，太大的数额，让人眼花缭乱。
上海一位律师大声疾呼：中国法院将要迎来一个打证券官司的时代！
其实，从1990年6月起，上海、深圳的法院已经受理股票诉讼案几十起。分析一下这些案件的案情，可以发现这些案件主要有5个类型：
一、股票委托买卖纠纷。股东委托证券公司买卖股票，因清算交割不及时导致股价涨跌，股东遭到损失诉诸法律。
二、股票交易纠纷。钱股虽然两清，但过户手续未办，因股市波动而引起诉讼。
三、股票确权纠纷。数人共同集资购买股票，由一人出面当股东，因分配不均或权力纷争发生纠葛。
四、股票借贷、抵押纠纷。有些当事人把未过户但已出手的股票作押，再行办理挂失，因欺骗手段造成诉讼。
五、股票分割纠纷。父母死亡，夫妻离异，财产共有人分割股票等等……
1992年2月26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股东诉证券业务所，要求赔偿股价损失的“股票官司”。
这起官司的原告张学标在诉状中要求上海川北证券业务所赔偿其飞乐音响股票160股的股价损失2.3万元。他在诉状中称：1991年4月18日上午，他在川北证券业务所委托该所卖出飞乐音响股票20股，委托有效期言明是当日有效。当天，川北所只卖出4股，剩下16股理应退还委托人。但该所在当日委托已经失效后的第4天，未征得股东同意，违反证券交易规则，擅自将剩余的16股全数卖出。
原告认为，由于飞乐音响公司在这之后将原50元一股的股票拆成10元一股，又按一比一比例给老股东增发新股，因此，当时被擅自卖出的股票已演化成现在的160股股票。根据1992年2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飞乐音响股票每股收盘价209元计算，被告应赔偿原告股价损失2.3万元。
这起官司孰是孰非，还未有定论。但这种股票官司的奇特复杂，已经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一位有识之士认为：股票是特殊的有价证券，它的面值与市价很难统一，高时，可以高出面值几十倍，低时，又可能是一张废纸。魔方似的股票，已经给法律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出台《证券法》、《公司法》，但是我国各地仍然制订了一系列的地方性股市管理条例和法规。
上海早在股票发行之前的1984年，就制订了《股票发行暂行管理办法》，发行股票后，又出台了《股票交易管理办法》、《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
深圳也已制订《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章程》、《证券从业人员守则》等多种法规制度。
但是，股市仍然呼唤法律。
原因很简单：膨胀的中国股市，不能长期用柔软的行政制度来约束。
股民
一、专家、炒家、藏家
有人说，现今中国如果要评最俏商品的话，它不是吃的，也不是用的，股票肯定是首选。
其实，几年前当花花绿绿的股票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时，即使像深圳原野公司“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籽”那样的招股广告，开始时也并没有一下把人们吸引住。
最初发行的股票颇受冷遇。谁也不会想到，在今天会有“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藏家”这一说。
那时，认购的人少，成交的股价也低。深圳发展股票原来预定发行1000万元，尽管动员干部先买，推销人员上门劝买，但最后也只销出796万元。上海电真空公司发行2200万元股票，销售期满时仅有500万元被人认购。剩下的，只能由承销的几家证券公司自己吃进。
80年代中期，李阿婆行将退休，正逢她所在的商店发行豫园股票。一天，组长叫住了她：
“李阿婆，买点股票吧。”
“不要，不要。”李阿婆警惕地说。
“每人只需买10股，每股50元，加起来也就是500元钱嘛！”
“那我退休后没钱用怎么办，我还是存银行吧。”
“阿婆，这可是领导上要求的，你不买不好吧。”
组长无奈，使出了杀手锏。
李阿婆把股票锁进箱子，心中无比懊恼。日子，过得缓慢而又艰难。开始阿婆还常跟人打听个什么，到后来，觉得实在没意思，干脆不打听了。
几年后，他久别的侄子来串门，一进门就喊上了：
“阿婆，你知道人家管你们单位的股票叫什么？叫‘印钞机’啊。”
李阿婆心中格登一跳，接过侄子递过来的报纸。待她明白过来原先50元一股的股票，现在已经涨到5000元时，竟高兴得“呜呜”哭了起来。
如果说，李阿婆属于股民中那些并不知股票为何物的“压箱底”阶层，那么，像刘编辑那样有点墨水和经历、脑瓜也不乏小聪明的股民虽然开始也懵懵，但后来“主观能动性”就有点发挥了。
刘编辑服务于上海一家出版单位，做一个相当于科级的小官。他生活坎坷和建立家庭不易，深感贫穷的可怕。
他与妻女节衣缩食，自己昼夜“爬格子”，攒了5000元钱。此时，正好延中公司发行股票，刘编辑动开了脑筋：股票每年有股息红利，两者相加比银行定期储蓄利率要高得多。不利之处是有风险，企业倒闭就会把本钱都倒进。
他搞开了社会调查，差点踏破了延中公司的门槛。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让自己的企业破产。于是，他用5000元钱买下了100股50元面值的延中股票，均为原始股。
几年后，由于延中公司给老股东50%配股和把原50元一股的股票拆成10元一股的股票，刘编辑拥有了总共750股股票。其间，虽然股价缓慢上升，刘编辑总是按兵不动。
今年2月，机会终于等来了。有关方面试点放开少量股票的市价限制，延中股价如脱缰野马直线上蹿，短短几天，从每股98元价位上升到220元价位。刘编辑思前想后，总觉得有点不正常。怕股价下滑，他瞒着妻女试探性地抛出了250股股票，经过交割得款5万多元。
没想到，股市被没见过“放开”的上海人炒疯了。到3月中旬，延中股票竟上到了360多元价位。刘编辑终于义无反顾，一股脑儿把剩余的500股股票抛了出去。
办完交割手续的那天晚上，刘编辑装得若无其事地叫了辆TAXI，小心地带着两次炒股所得23万元存单回到家中。
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围了上来，原先插过队并且病退回沪的妻子，刚见到那从未见过的天文数字就晕了过去，才懂事的孩子高兴地蹦断了床板。
此时，在农场劳动过多年的刘编辑，环顾简陋狭小的家室不禁泪眼汪汪：“这轻易得来的二十几万，这半生的劳苦，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次朋友聚会，酒后的刘编辑一吐真情。只有在这时，他才觉得好受点。他信誓旦旦地对大家说，他此后再不会涉足股市，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
二、女人比男人更坚强
记者是在中信公司证券服务部的柜台前遇到她，中等身材，一身绝不引人注目的服装。那几天乍暖还寒，不知是感冒还是不想让人看见，她戴了个口罩。
在她向交割柜业务员出示了股票帐户和资金帐户后，我问：“卖出？”
她仔细地看着业务员在她的资金帐户上写下一串数字，答道：“卖出。”
我们攀谈起来。她姓林，是个中学教师，丈夫是机关干部。因为是这样的家庭组合，她在自由市场的河鲜海货摊前是从来不久留的。
为了减轻家务负担，她一直向往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和一台微波炉。为此事，她不知跟丈夫说了多少次。然而，丈夫是个文人，无论如何扯不下脸皮到外面去找个第二职业。
一怒之下，她决定破罐破摔，带着家里的800元积蓄来到股市。开始，她和亲友合着买几股股票。渐渐地，她独自跑起股市来。
出于女性的细腻，她从不让股票在自己手中耽搁两个月以上，勤进勤出，见好就收。两年下来，居然成果不小：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没有失败过，我付过两次学费，但成功的次数更多。”
她翻开资金帐户，我看到“存入”一栏里，最高时填着3万元。
“那么，现在你丈夫怎么看你？”我问。
“还能怎么看？不认输不行。亏他还是个男子汉，竞争意识还不如女人。”
“说来好笑，我后来并没有买洗衣机，也没有买微波炉。我觉得我在股市中已经找到了自我，赢得了自尊。”林老师说。
在股市，确实活跃着一支投资有魄力，炒股技巧熟练的“娘子军”队伍。她们中，有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有演员，有企业家，也有退休老太太。
深圳的方小姐是个记者，跑街时经常经过一家证券公司。凭着她在证券公司捕捉到的一些信息材料，她经常能够对股市行情发表鸿篇大论。别人见她谈得头头是道，怂恿她：“你何不下海去实干一番？”
方小姐果真下海玩起股票来，她的直感好，常常帮助她在错综复杂的股市行情中抓住成功的一瞬。
然而，方小姐醉翁之意不在酒。证券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增加，使她近年来写出了一系列有新意、有水平的新闻。
“中国的证券事业将会有大的发展，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不失为一条成才之道。”聪明的方小姐毫不讳言自己的抱负。
宗女士在一家大企业担任仅次于主要领导的职务，工余不大跑商店，却喜欢走走证券公司。她把它看成是锻炼自己经营管理才干的“第二练习区”。
每当她按照自己的分析和推测，看出哪种股票有潜在的发展趋势，她就从口袋中摸出一小笔钱，买下几股二手股票。
久而久之，宗女士手中积累起一小批股票，虽然数量不算多，但都是股票中的精华，涨势喜人。
然而，宗女士投资股票的事，她的当党委书记的丈夫却一无所知：
“还是不跟他说的好，跟他说反而会惹气。不如将来女儿大了，拿出笔结婚费用来，让他好好傻一回。”
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她们知识结构水平高，文化素质好，不仅关心每天的股情变化，而且对中国的证券业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三、被套者的悲哀
既有人赚钱，就有人亏本丢钱。
在大户后面盲目跟进，对股票知识一知半解的散户、小户，往往是这种对空搏杀的牺牲者。
股市，在这里扮演的实际上是投资者财富再分配的角色。
为了保护投资者，我国各地政府对股民均有忠告，深圳市政府忠告市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入市抉择务必慎重。上海证交所有告示云：股市有风险，涉市须谨慎。然而，过热的炒股“人气”，依然托着一批又一批热望成为富翁的人们投向股市。
“只要买到股票，就肯定能够赚钱！”青工周某振振有词地给他的老父亲洗脑筋。
“谁见到那么容易就赚到钱的？旧社会的股票我见过，那是1个人赚钱，3个人保本，6个人遭殃！”老父亲守着全家的存折坚决不放。
周某无奈，只得谎称自己要办婚事，好说歹说从亲友同事那里借来2万元，加上自己的7000元私房钱，兴冲冲奔向股市。
为了谨慎起见，他在股市外一堆堆的人群中扎堆听了半天，听出了一点门道：买股票要买跌价快跌到底，又最有希望上涨的。
禁不住那些场外评论员的怂恿，他看准了一张前几天下落幅度最大的小飞乐股票，咬咬牙在270元价位上拉进100股。
没想到，此时当地即将发行更多新股的消息已经影响股市。周某头一次入市就被套。第二天小飞乐不但没有上扬，反而带动了其他股票全线下滑。
眼看着小飞乐的价位一天比一天低，抛出去没人要，无法解套，留在手上又烫手，周某的心里就像猫爪子抓一样。
两星期后，小飞乐的每股价位下落到210元左右，周某心里明白，自己那笔结婚用的辛苦钱已是一江春水东流去。
他更为担心的是，如果股价再下落，那笔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的钱怎么还？亲友同事知道他借钱是为买股票又会怎么说？
有些东西，你念之愈切，就失之愈惨。从日本打工回来的孔先生如是说。
当初，孔先生带着折合十几万元人民币的日元从日本归国，仗着自己在日本股市有过小弄弄的经验，他不甘寂寞地加盟上海股市。
小弄弄已经不合孔先生的口味。他瞄准了一张当时被一些大户炒得每日上涨十多元的延中股票，斥资近4万元在370元价位上买下100股每股面值才10元的延中股票。
可怜孔先生的日本经验不合中国国情，此时，疯狂的股票早已背离经济规律，孔先生接住的正是炙手可热的最后一棒：这些股票在孔先生手中每股才涨了十几元便直线下落。孔先生还没好好想一想，股价便已落入了200元大关。
孔先生不甘失败，旋即摸出几张大钞，摆一桌酒席请来一位股市高手当面问计。高手指点他：发挥自己资金厚实的长处，赶紧投巨资在200元低价位上再拉进一批延中股票，将来延中在低价位上反弹时有多少算多少，聊补高价位的损失。
孔先生依计而行，然而他也明白，低价位的反弹是可能的，但高价位的损失大概很难补回来了。
股市过热，大概是当今中国热点问题的真情写照。
君不见，股市中有人连委托单都不会填，却在那里跃跃欲试；有人饮鸩止渴，借来高利贷想在股市上一试运气。
难道不靠智慧单靠勇气真能在股市中赚钱吗？
上海一位证券专家在分析了中国股民从众心理浓烈，随大流，跟风走的特点以及“搏傻”心理活跃，靠机遇，靠别人比自己更傻来获得侥幸机会的劣根性后正色答道：“否。”
事情还远未止于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成熟的股民便没有成熟的股市。”
四、中国股市方兴未艾
90年代，中国发展的关键年代。
邓小平带起来的加快改革之风，吹到了中国的人大、政协会议上。
“我国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已达数千亿，是喜？是忧？存款多说明群众生活改善，是好事。但这笔巨大存款也是一只老虎，一旦冲出笼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发行大量股票，可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政协委员夏晋雄大声疾呼。
今天，再没有人为股票市场姓“社”姓“资”而妄发议论了。人们说得更多些的，是怎样让中国的股市尽快成熟起来。放开？抑或是放开！
有识之士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主管部门适度放权，简化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审批手续和环节；尽快建立一批专业的高质量的评估公司，加快国有股的上市步伐；迅速推出更多的股份制企业，扩大上市交易的股票数量。
让严重滞后的发行市场跟上去，使股票发行与交易市场并重，改变目前股票市场的跛腿状况，看来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证市规范化，宜早不宜迟。”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在南方遥相呼应。禹国刚认为：深沪两地共同负担了中国证券市场试点的重任，目前必须解决5个问题。
——完善法律制度。迫切需要建立《公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者保护法》和《证券税法》。
——建立国际通行的会计财务制度，让外国投资者能够正确判断中国股份制企业的优劣。
——尽快扩大市场规模，组建证券投资合作基地，给中小投资者创造一个风险较小，又有较好投资回报的氛围。
——组建统一的证券管理委员会。
——提高证市效率，加快电脑化、无纸化、无钞化的运作。
中国股市，出现了更加大胆开放的迹象。
“刚刚建立一年时间的中国股票市场开始吹起强劲的东风。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广州市代表提出希望继深圳和上海之后在广州建第三家股票市场。天津市长也说：‘希望能批准在天津市开办股票市场。’目前，除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申请开设第三家股票市场外，沈阳、北京也出现了同样的动向。可以预料，资金将会迅速向股票市场转移。”日本记者从北京报道说。
历史，赋予中国人本世纪末最后一次机遇。
当机遇来临时，最负责任的表现就是：抓住它。
中国股市正方兴未艾……
袁梦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