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2日，病魔缠身的陈鹤琴像以往一样，让女儿秀云、儿子一飞把他从病榻扶到书桌旁看报纸。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拿笔来，拿纸来！”原来，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他吃力地写下了：“一切为了儿童，一切为了教育，一切为了四化。”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的一次题词。一年多以后，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幼教事业的著名教育家辞世而去，享年91岁。
中国的幼儿教育在20世纪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幼教事业清末开始起步，但深受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实行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民国时期，幼教逐渐由日本式转向欧美式，大部分幼稚园由教会控制，师资也由教会进行训练。当五四的春风吹来，第一个使幼儿教育走出全盘洋化和陈腐传统的误区的，就是这位清华留美学生陈鹤琴。
或许是因为有留学背景吧，陈鹤琴特别重视实验精神，强调要实地去了解儿童、研究儿童。包括他们的思想、情绪、学习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一切变化，使儿童教育科学化。为此，从1920年12月26日开始，他对自己降生于这一天的孩子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并作了文字和摄影记录，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动作发展、感觉、情绪模仿、暗示感受性、好奇心、惧怕，美感等心理活动以及言语、学习、游戏、绘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总结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律，撰写了《儿童研究纲要》一书。随后又写出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前者成为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第一本开拓性著作，为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提出了儿童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先后再版十余次，被陶行知认为是“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陈鹤琴反对把儿童当作“小大人”，强调儿童有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是具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个体。因此，必须把儿童当儿童，不能处处用成人的意志来要求儿童，用成人的道德来规范儿童，不要剥夺儿童的活动倾向，摧残儿童的活泼天性。他强调要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的个性，重视儿童的力量，发掘儿童的潜能。
和陶行知一样，深受杜威影响的陈鹤琴不但注意教育理论特别是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更身体力行地把这种研究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研究。1923年，陈鹤琴把自己家的客厅腾出来，加以布置，招收了包括自己的孩子一鸣和秀霞在内的十二名学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即南京鼓楼幼稚园，并进行了为期四年的一系列实验工作，这是我国创办的第一个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1927年，他又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为我国幼稚园的建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标准和依据。同年，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发起了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并出版了由陈鹤琴主编的《幼稚教育》月刊。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陈鹤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即“活教育”思想。他指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然而做现代中国人是要有条件的，包括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服务的精神等等。抗战胜利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体现出世界的眼光。他说：“儿童不是皮球、更不是鸭子，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生长力、好动的小孩子，我们所要的教育不应当是打气、填鸭子，而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来教育。”他的活教育强调直接经验，把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和批评研讨，要求每个学生在自己准备的工作簿上编自己的教材，教师的责任只是引发、供给、指导和欣赏。陈鹤琴还详细地阐释了活教育的原则，比如：“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总之，是要充分解放儿童的双手和大脑，解放儿童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让儿童走进社会和大自然，在积极的探索活动中发现自己的世界，培养其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
1935年8月1日，陈鹤琴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将1934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精神与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相结合，是中国第一份倡导全民族关爱和教育儿童，维护儿童权益的宣言书，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份宏愿一直没有完成。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甚至已经不能讲话的时候，别人去看他，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爱儿童，儿童爱我”八个大字。这八个字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他不平凡的一生的最好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