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所发掘的72座墓葬，相互之间没有叠压或打破关系，亦未发现纪年文字，这是分期与断代研究的不利因素。但是，这批墓葬的形制清楚，分布排列较有规律，而且大都未经盗扰，绝大多数墓内的随葬器物保存得比较完整。因此，关于这批墓葬的分期与年代问题，我们主要根据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确定：第一，根据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以及青铜兵器）的型式变化与组合关系；第二，结合墓葬形制与排列情况；第三，参照邻近省区楚墓分期与断代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楚文化核心地区湖北省的相关资料，如当阳赵家湖、江陵雨台山、江陵九店以及郧县青龙泉等。通过上述方面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初步拟将丹凤古城楚墓分为四期。
第一期4座，墓号为M8、M32、M44、M63。这4座墓葬分布得比较分散，但全为东西墓向，方向110°—115°，且墓坑比较狭长。经鉴定墓主均为成年女性，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偏南。4座墓葬的随葬器物以日用陶器为主，器形有Ⅰ、Ⅱ式鬲；Ⅰ、Ⅱ式盂；Ⅰ—Ⅲ式罐。此外并有数量不多的仿铜陶礼器，如AⅠ式鼎、BⅠ式鼎以及BⅠ式豆等。陶器组合不够稳定，其组合形式有Ⅰ式鬲 Ⅰ式盂 Ⅰ式罐；Ⅰ式鬲 Ⅱ式罐；BⅠ鼎 Ⅱ式盂 Ⅱ式罐；AⅠ式鼎 AⅡ式壶 BⅠ式豆。
本期陶器中，Ⅱ式鬲的形态与青龙泉墓地Ⅰ式陶鬲（标本M211：1）比较接近，但后者足根则相对稍矮一些；Ⅱ式鬲与青龙泉Ⅱ式陶鬲（标本M117：4等）亦较相似，但后者的颈部则略短一些。Ⅱ式陶鬲与赵家湖墓地BⅡ式陶鬲（标本JM65：4；JM1：10）较相似，但前者足根较矮，后者则足根很高。本期的Ⅰ式陶盂与青龙泉Ⅱ式陶盆（标本M106：3）基本接近，但前者为敞口窄平沿，后者则为直口宽平沿，且前者的腹壁相对较直。Ⅰ式陶盂与赵家湖BⅡ式陶孟（标本JM93：3）亦较接近，但前者为敞口，后者则为直口。本期的Ⅰ式陶罐与赵家湖CⅠ式陶罐（标本ZM13：1）基本相似，但前者为直口长颈，后者则口微外侈，颈相对稍短，底径亦明显小于前者。本期的AⅠ式陶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出土的Ⅱ式陶鼎（标本M1007：5等）比较接近，但前者器腹则相对稍深。AⅠ式陶鼎与赵家湖BⅡ式陶鼎（标本JM9：12）亦有相似之处，如两者同为深腹圜底，但前者有盖且蹄足较高，后者无盖蹄足低矮。本期的BⅡ式陶鼎与赵家湖BⅡ式陶鼎有些相似，如两者同为圜底矮圈足，但前者子母口内敛较甚，口上有盖，且腹壁较浅；后者则无盖腹壁较深。
查相关报告一可知，上引青龙泉M211和M117属于该墓地东周墓葬的第一期，报告推断其年代为春秋中期后段。赵家湖JM93属于该墓地的二期二段，报告推断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JM65和ZM13属三期四段，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段；JM1和JM9属三期五段，年代为春秋中期晚段。中州路M1007属于该墓地东周墓葬的第三期，报告估计其年代为春秋晚期。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古城第一期墓葬的年代大致约为春秋中期。
第二期共22座，墓一号为M3、M5、M9、M10、M12、M16、M20、M22、M27、M31、M33、M36、M43、M47、M48、M49、M55、M56、M58、M59、M64、M67。在这些墓葬中，墓向呈东西方向者共14座，其中墓主头向东或东偏南者13座，墓主头向西北者1座；另外8座墓葬呈南北方向，其中墓主头向南偏西者5座，墓主头向北偏东者3座。22座墓葬中全部都有随葬品，随葬陶器者共21座，陶器组合以鼎、敦、壶数量最多，共计18例多，共计18例，此外并有鬲、敦、壶组合者1例；鼎、敦、豆与鼎、壶、豆组合者各1例。常见器型有AⅡ式鼎，BⅡ、BⅢ式鼎，DⅠ—DⅣ式鼎，EⅠ式鼎，FⅡ式鼎，G型鼎；AⅠ、AⅡ式敦，BⅠ、BⅡ式敦，CⅠ式敦和F型敦；AⅠ、AⅡ、AⅣ、AⅤ式壶。BⅠ—BⅢ式壶。CⅠ、CⅡ式壶，E型壶；A型豆，BⅡ式豆。C型豆；Ⅰ、Ⅱ式盘；Ⅰ式盆；Ⅰ式匜；Ⅲ式鬲等。此外，还有AⅠ式铜剑和少量Ⅰ式铜戈。
在本期的陶器当中，Ⅲ式陶鬲与前期Ⅱ式陶鬲的形态接近，并与青龙泉春秋中期的Ⅱ武陶鬲（标本M114：1、M119：1、M117：4）近似。AⅠ式陶壶与前期相同，AⅡ式陶鼎与前期的AⅠ式陶鼎之间明显具有传承演变关系，BⅡ式陶豆亦与前期一脉相承。另外，本期的DⅠ、DⅡ式陶鼎与青龙泉分别与青龙泉三期的Ⅱ式和ⅠB式陶敦的三期的Ⅱ式陶鼎（标本M207：5、M107：5等）基本相似；AⅠ、AⅡ式陶敦（标本M107：4、M207：4）较相似；BⅠ式陶敦与青龙泉四期的ⅣA式陶敦（标本M105：3）相似；D型陶敦则与青龙泉一期的Ⅲ式陶敦（标本M117：3、7）近似。本期的AⅡ式陶壶与青龙泉四期的ⅣC式陶壶比较接近；AⅤ式陶壶则与肓龙泉三期的ⅣB式陶壶（标本M109：8等）较相似。青龙泉报告推断一期的年代为春秋中期，三期为战国早期。本期的BⅠ式陶壶与淅川下寺春秋晚期铜缶（标本M11：1）形态较相似；同时也与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所出土的铜击较相似。本期的AⅠ、BⅡ式陶敦与襄阳山湾春秋时期的工式陶敦（标本M24：4、M28：2）比较接近；DⅣ式陶鼎则与襄阳团山战国早期的BⅠ式陶鼎比较接近。若与赵家湖以及雨台山进行对比，我们认为本期的全部陶器与这两处墓地的同类器物均存在有显著差别，但是相对而言，本期部分陶器的形态还是与赵家湖二、三期较为相近（如BⅢ式陶鼎与赵家湖CⅡ、CⅢ式铜鼎即有相似之处等），而与其它时期则相去较远。
本期所出土的AⅠ式铜剑与赵家湖A型铜剑、雨台山二型铜剑形制相同，亦与中州路Ⅲ式铜剑基本相同。本期所出土的Ⅰ式铜戈与雨台山Ⅰ式铜戈（标本M181：13等）基本相同，亦与中州路Ⅱ式铜戈（标本M6：20等）形制接近。查中州路报告可知，Ⅲ式铜剑多出土于东周四期墓葬之中，Ⅱ式铜戈则多出土于东周二期墓葬中，报告推断东周二期墓葬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四期则为战国早期。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将本期墓葬的年代定在春秋晚期应是比较合理的。同时我们还认为，在本期墓葬中，M9、M27、M31、M33、M36、M67这6座墓葬的年代应当相对较早；而M3、M5、M10、M12、M16、M20、M22、M43、M47、M48、M49、M55、M56、M58、M59和M64这16座墓葬的年代则相对稍晚。
第三期共21座，墓号为M11、M14，M15、M18、M21、M23、M24、M28、M30、M34、M35、M42、M46、M50、M52、M53、M68、M69、M70、M71、M72。在这批墓葬中，墓向呈东西向者19座，其中墓主头向东或东偏南者16座，墓主头向西北者3座；另有2座呈南北墓向，墓主头向南或南偏西。21座墓葬中除1座无随葬品外，其余均有随葬物品，其中随葬仿铜陶礼器者共18座。陶器组合形式以鼎、敦、壶为主，共16座；此外并有鼎、敦无壶与鼎、壶无敦者各1座。
本期陶器的特点是：陶鼎不见B型，而以C型与D型最为多见；陶敦常见AⅡ，BⅡ和CⅠ式，不见D、E、F型；陶壶以AⅡ、AⅢ、AⅣ，AⅪ式多见，AⅨ、与BⅣ式少见，不见C、D、E型；陶豆以BⅡ、BⅢ式最为多见；盘、匜多见Ⅰ、Ⅱ式；陶盆则多见Ⅳ—Ⅵ式。此外，本期还较常见AⅠ、AⅡ、BⅡ式铜剑与Ⅱ、Ⅲ、Ⅴ式铜戈。
在本期陶器中，CⅡ式陶鼎与赵家湖春秋晚期（四期七段）的CⅣ式铜鼎（标本YM6：1）颇为相似；DⅤ式陶鼎与赵家湖战国早期（五期八段）的E式陶鼎（标本JM229：11）较相似；CⅣ式陶鼎则与雨台山四期（战国中期）的二型Ⅰ/Ⅱ式陶鼎（标本M159：5，M183：1等）较相似。CⅠ式陶敦与赵家湖春秋晚期（四期七段）的铜敦（标本YM6：2）形态相似；AⅡ式陶敦则与青龙泉二期（战国早期）的ⅠB式陶敦（标本M207：4）较相似。AⅡ式陶壶与青龙泉四期（战国中期）的ⅥC式陶壶（标本M104：2）相似；AⅨ式陶壶与赵家湖战国早期（五期八段）的AⅡ式陶壶（标本JM229：6）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本期的AⅢ式陶鼎与山西候马地区战国早期的Ba式陶鼎（上马M2）风格相近；D型陶壶与候马地区战国早期的Da式陶壶（上马M3等）较接近；Ⅱ式陶匜则与侯马地区战国早期的A型陶匝（上马M3等）基本相。
本期的BⅠ、BⅡ式铜剑与赵家湖战国早期所常见的B型铜剑（标本JM229：4、LA113：5、JM37：1、JM41：1等）形制相同；亦与雨台山三型Ⅰ式和三型Ⅱ式铜剑（如标本M184：17、M263：2、M475：1等）基本相同；BⅠ式铜剑还与中州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常见的Ⅳ式铜剑（标本M2728：40、M2729：30等）基本相同。本期的Ⅱ式铜戈与中州路春秋中期的Ⅱ式铜戈（标本M4：32等）形制相同，此式铜戈亦多见于赵家湖与雨台山等战国时期墓葬中。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推断本期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同时经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本期墓葬仍存在有早晚差别，其中M18、M30、M34、M35、M42、M46、M68、M69、M70、M71、M72这11座墓葬的年代相对较早；而M11、M14、M15、M21、M23、M24、M28、M50、M52、M53这10座墓葬的年代则相对较晚。从墓葬排列情况来看，其中M14与M15；M52与M53可能为异穴合葬。
第四期共19座，墓号为M4、M13、M19、M25、M26、M29、M37、M38、M39、M40、M41、M45、M51、M54、M57、M60、M61、M62和M66。在这批墓葬中，墓向呈东西方向者共15座，墓主皆头向东或东偏南；墓向呈南北方向者4座，墓主皆头向北或北偏东。19座墓葬中全部都有陶器等随葬品，其中陶器以鼎、敦、壶为组合者18例，另1例则鼎、壶无敦。
本期陶器的特点是：陶鼎以A，C两型为主，式别有AⅣ，AⅤ，AⅧ，CⅡ，CⅢ和CⅩ。陶敦以B，C型为主，式别有BⅡ、BⅢ、CⅠ和CⅡ。陶壶仅见A型，式别有AⅡ、AⅢ、AⅥ—AⅩⅧ。陶豆仅见B型，式别主要为BⅡ，BⅢ式，少量为BⅣ式。陶盘有Ⅳ—Ⅶ式；陶盆除Ⅱ、Ⅲ式外，并有VⅥ式和VⅦ式；陶匜主要为Ⅱ、Ⅲ式，少量则为Ⅳ式与Ⅴ式。除陶器外，本期墓葬还随葬有AⅠ—AⅢ，BⅠ—BⅡ式铜剑，以及Ⅱ、m、Ⅴ式铜戈等。
总体来看，本期墓葬的随葬器物与第二、三期墓葬的同类器物之间联系比较密切。例如，本期所常见的AⅣ式和CⅦ、CⅧ式陶鼎，即分别与前期所常见的AⅡ、AⅢ以及CⅠ—CⅥ式陶鼎明显具有承继性。本期较多见的BⅡ和CⅠ、CⅡ式陶敦亦常见于三期以及二期。本期的AⅥ—AⅦ陶壶与前期所常见的AⅠ—AⅤ式陶壶之间承继关系较明显，但本期不见B、C、D、E型陶壶。本期的BⅡ、BⅢ式陶豆与前期的同种陶豆形制相同；Ⅳ—Ⅶ式陶盘和班Ⅲ—Ⅴ式陶匜则分别与前期的Ⅰ—Ⅲ式陶盘和Ⅰ、Ⅱ式陶匜具有密切联系。除陶器外，本期的AⅠ、AⅡ、BⅠ、BⅡ式铜剑以及Ⅱ、Ⅴ式铜戈亦见于三期。
通过对比观察可以看出，本期陶器与青龙泉等地所发现的战国早中期陶器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例如，本期的AⅣ式和CⅦ式陶鼎与青龙泉四期（战国中期）的ⅢD式和ⅡA式陶鼎（标本M105：5/M207：5）基本相同；AⅨ式陶鼎则与后者的ⅡC式陶鼎（标本M136：5）相似。本期的AⅡ式陶敦与青龙泉四期的ⅣA式陶敦（标本M105：3）相似；BⅡ、BⅢ式陶敦与青龙泉三期（战国早期）的ⅠA式陶敦（标本M109：7）相似；CⅠ、CⅡ式陶敦则与青龙泉四期的ⅣA式陶敦（标本M131：5）基本相同。AⅩ和AⅫ式陶壶与青龙泉四期的ⅦA式陶壶（标本M214：1等）形态相似，但后者的圈足稍高。BⅢ式陶豆与青龙泉二期（春秋晚期）的ⅡB式陶豆（标本M137：5等）形制相同；Ⅵ式陶盆则与青龙泉四期的Ⅲ式陶盘（标本M210：7相似。AⅫ式陶壶与淅川毛坪三期（战国早期）的Ⅰ式陶壶（标本M7）基本相同；BⅢ式陶豆亦与后者的Ⅱ式陶豆（标本M7）基本相同。AⅥ、AⅧ式陶壶分别与襄樊彭岗四期（战国中期）的AⅠ和AⅡ陶壶（标本M37：1、M15：5）相近似；AⅩ式陶壶则与赵家湖战国中期的Ⅲ式陶壶（标本JM157：18）较相似（但前者为圈足，后者则为假圈足）；AⅩ式陶壶还与雨台山战国中期的Ⅱ式陶壶（标本M159：1）形态相仿。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可将本期墓葬的年代推定为战国中期。当然，作如上推断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三项理由：其一，在本期墓葬的陶器中尚未出现战国晚期的典型器物，如盒、钫等；其二，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时曾“城商塞”，《史记·商君列传》等则谓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时“封卫鞅于商于十五邑”，由此可知丹江上游至迟应在秦孝公二十年之后即为秦国所有；其三，近年来在丹凤古城商邑遗址和山阳县鹃岭等地点，均发现了典型的战国晚期的秦文化遗存以及墓葬。因此，我们认为本期墓葬的年代理当不晚于公元前342年。
此外，经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本期墓葬之间仍存在有比较明显的早晚差别，其中M4、M13、M29、M38、M40、M41、M45、M51、M54、M57、M60这12座墓葬的年代偏早；而M19、M25、M26、M37、M61、M62和M66这7座墓葬的年代则相对较晚。以上分期共涉及66座墓葬，另外还有6座墓葬因系残墓或无任何随葬品，因而其期别与年代无法确定。这6座墓葬为：M1、M2、M6、M7、M17、M65。上述66座墓葬所分四期的时代大致如下：
第一期春秋中期
第二期春秋晚期
第三期战国早期
第四期战国中期
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等方面的情况表明，上述四期墓葬应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因而其间似不存在有年代上的缺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