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批墓葬发现于丹江上游，因而其文化属性显然应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新问题。因为从东周列国时期的地理情势来看，丹江上游已经远远的偏离了楚国的腹心之地——江汉平原；而丹江上游又紧邻关中，当时关中地区则又为秦国的统治中心；加之近年来于洛南县境内发现了一批特征明确的东周晋墓与魏墓，而洛南与丹凤之间又只有一山（蟒岭）之隔，距离非常邻近。那么，这批墓葬是否属于楚系，抑或属于秦系或者晋系呢？对此问题下面我们略作分析。
先来分析这批墓葬与楚系墓葬的关系。由前面的论述可知，这批墓葬的年代约为春秋中期延至战国中期；而从规模来看，这批墓葬显然应属小型墓葬。如果将这批墓葬与郧县、淅川、襄樊以及江陵等地所发现的同类楚墓作一比较，则可看出它们之间主要存在有以下几方面的共性特征：
1．墓葬形制与墓向基本相同。
2．葬具的使用情况及其结构大体一致。
3．葬式同为仰身直肢。
4．以鬲、盂、罐和鼎、敦、壶为主的陶器组合形式完全相同。
5．绝大多数同类器物的形制完全相同或者相似。
6．普遍随葬青铜兵器与鹿角的葬俗亦基本相同。
当然，如果将这批墓葬与当阳以及江陵等地所发现的同类楚墓进行比较，亦可看出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有以下差别：
1．在当阳赵家湖等春秋中期楚墓中，均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陶簋，但其不见于丹凤墓地。此外，在淅川、当阳以及江陵等地的春秋中期至战国墓葬中，均普遍发现有陶簋和长颈陶壶（也有称长颈罐者），并且还有一定数量的环耳陶簋、陶谯壶、陶罍以及陶斗、陶勺和陶匕，但以上器形均未见于丹凤墓地。
2．在陶器组合方面，丹凤墓地尚未发现鼎、壶类的组合形式。
3．两者在某些同类器物的形制方面亦存在有一定的差别。例如，丹凤墓地所出陶扇的实足普遍较低，而当阳以及江陵等地楚墓所出陶鬲的足根则相对较高；江陵等地楚墓所出陶鼎大都腹壁较直，足上部并且多有装饰，而丹凤墓地所出陶鼎的腹壁则多弧曲，足上部则均无饰物；丹凤陶敦的钮、足亦与江陵等地有所不同；等等。
根据如上之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这批墓葬虽与东周时期的同类楚墓略有差异，但是其总体文化特征却是基本相同的，因而可谓是大同小异。因此我们认为，这批墓葬理当属于楚系墓葬的范畴。
再分析一下这批墓葬与秦文化墓葬的关系。如果将这批墓葬与关中等地所发现的同类秦墓进行对比，则可看出它们在文化面貌方面绝少共性而差别非常明显。例如：
1．在墓葬形制方面，战国中期秦墓比较流行洞室墓，而此种墓形则不见于丹凤墓地。
2．在葬式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墓均普遍盛行屈肢葬，而丹凤墓葬则全部为直肢葬。
3．在随葬陶器的类别方面，春秋至战国中期秦墓中有数量较多的陶簋、陶甗、陶囷以及陶大喇叭口罐，以上器类皆不见于丹凤墓地；而丹凤墓地则有许多陶敦，其亦基本上不见于秦墓之中。
4．在器形方面，虽然丹凤墓地与秦墓当中都出土有鬲、盂（盆）、罐和鼎、豆、壶类器物，但是它们在形制方面则有着很大的差别。如前者陶鬲的实足相对较高，且陶罐多为小口或小口直颈，而后者陶鬲的实足则相对较低，陶罐则多见大喇叭口形；前者陶鼎的蹄足亦相对较高，而后者的鼎足则相对低矮；前者的陶壶皆为素面，且颈部均无附耳，而后者陶壶则多有彩绘，其颈部也多有带环的附耳；前者的陶豆多为细高柄，而后者的陶豆则豆柄较短；等等。以上情况说明，两者在陶器的形制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
5．在陶器组合方面，丹凤墓地亦与秦墓明显不同。如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丹凤墓地陶器的基本组合形式为鼎、敦、壶、豆，而在关中等地的同期秦墓中，其陶器组合则多为鬲、盂（盆）、罐、豆或鼎、簋、壶。
6．丹凤墓地青铜兵器的出土比例相对较高，而秦墓中青铜兵器的出土比例则相对较低。
7．丹凤墓地中有不少墓内随葬有鹿角，而此种葬俗则基本上不见于关中等地秦墓。
根据以上之对比分析，因此我们认为这批墓葬与秦系墓葬明显不同，其显然不属于秦文化的范畴。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这批墓葬与晋系墓葬的关系。如果将这批墓葬与候马等地所发现的同期晋系墓葬作一比较，则可看出它们在文化面貌方面共性很少，而差异却极其明显。例如：
1．在墓葬形制方面，战国早、中期晋墓或魏墓的墓室结构多呈口大底小的漏斗状，且底部多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墓室的四角往往置有石块以固定葬具，而以上情况与丹凤墓地的同期墓葬均有很大差别。
2．在墓向方面，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晋墓以及魏国墓葬的墓向以南北向为主，而丹凤墓地同期墓葬则以东西向为主。
3．在葬式方面，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的晋系墓葬虽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屈肢葬，而屈肢葬式则不见丹凤墓地。
4．在随葬陶器的类别方面，东周时期晋系墓葬的典型器物侈口袋足鬲、宽平沿短直颈壶、莲瓣盖壶以及盖豆均不见或极少见于丹凤墓地；而丹凤墓地所常见的陶敦则基本上不见于晋系墓葬。
5．在陶器的器形方面，两者除有个别同类器物的形态比较相似而外，绝大多数同类器物的形态则有较大差别。
6．在陶器组合方面，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晋墓以及魏墓陶器群的基本组合形式为鬲、鼎、豆、壶或鼎、豆、壶；而在丹凤墓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陶器群的基本组合为鼎、敦、壶。
7．在随葬品方面，东周时期的晋墓以及魏墓中随葬石与铜、铁带钩的现象极为普遍，但此种情况则不见于丹凤墓地。而丹凤墓地中随葬鹿角的现象则较流行，这种情况却不见于晋系墓葬。此外，丹凤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比例相对较高，而晋系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比例则相对较低。
根据以上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这批墓葬亦不属于晋系墓葬。
综上所述，可知丹凤这批东周墓葬的文化属性既非秦系，亦非晋系，而当属于楚系墓葬。
丹凤楚墓的发现理当证明，至迟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之时，丹江上游这块地方应为楚国所辖有。那么，这种情况在文献中有无记载呢？
根据《左传·文公十年》记载，楚成王四十年（公元前632年）曾使王子子西“为商公”，唐人杜预注谓：“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当时的商公当为县公，而唐代的商县旧址就在今天的丹凤县境。由这条文献记载可知，至少在春秋中期之时，丹江上游地区应属于楚国商县之领地。而丹凤楚墓的发现情况，亦当与文献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丹江上游这批墓葬虽属楚墓，但如前述，其所在地区已经远远地偏离了当时楚国的腹心之地，而且在文化面貌方面，这批墓葬在与江陵等地楚墓总体特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其自身仍然存在有比较显著的区域特点。依照目前对楚系墓葬进行分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将丹凤楚墓归入其中某区均是不相适宜的。我们初步认为，广布于丹江上游地区以丹凤楚墓和山阳鹃岭楚墓为代表的楚系墓葬，依其自身特点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楚系墓葬中一个新的分区，因此或可考虑将其称作“商洛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