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太史公自序
【题解】
本篇是研究《史记》作者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经历，学术思想与贡献，作史思想与动机，及关于《史记》体例之立意的重要篇卷，凡是研习《史记》者，都应该结合《司马迁·报任安书》，经常细读此篇，以明其宏旨。
司马迁对其家世甚感骄傲。其家先祖在远古时习于星占术，周代开始转而参与记史，近世有从事军事和经济活动的，这对司马迁思想的形成与《史记》的撰述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司马迁个人的经历看，司马谈从小给予他以多方面有意识的锻炼和教育，遗嘱中以撰史为“孝”责的要求，成为了司马迁后来完成《史记》写作的某种动力。司马迁自己为李陵游说后的惨痛遭遇，对其思想的转变作用非常大，这可以说是形成《史记》具有“谤书”性质及悲壮美特征的重要时事契机，不能不为人们所注意。
本篇体现时代特色之一的有司马谈所撰的《论六家要旨》。这是关于我国先秦以来学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司马谈指出诸种学术思想，不管它们自觉不自觉，都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同一功效。他第一次在历史上使用“家”的概念来评述诸子；而且能够注意把握学术的本质，来精确判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指明各家的主旨及其优劣短长；六家中推重道家，这是汉初以来现实政治成就在学术上的反映。《要旨》奠定了我国此后学术评论和诸子文献分类的基础，对司马迁的《史记》撰述影响巨大。
《自序》表明司马迁有志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并以继《春秋》而作史为己之重任。在与壶遂讨论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时，司马迁从孔子所处的时代条件，从《六经》作用的相互比较，从君臣父子关系的大义，以及从礼与法的轻重等方面，阐述出“以礼说《春秋》”的光辉思想，与当时公羊学家重在以天命和阴阳五行相结合来说《春秋》的观点截然不同，亦可以说是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明确这一点，对观察与了解体现在《史记》中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同样是表现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方面。
《自序》最后一部分内容是诸篇提要。这是将《史记》一百三十篇各撮其主旨，置于全书之末以昭示后人，以明诸篇撰述的本意。司马谈、迁诸多精辟的思想也蕴藏在这些提要之中，故提要对研读《史记》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不可忽视。《自序》本篇的提要，揭示了《史记》五种体裁创设的深意，较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以致造成包括刘知几在内的某种对《史记》体裁认识的曲解，所以应该予以重视。提要的方式给予后来撰写书目提要以启示，这在文献发展史上有其地位与价值。
《史记》撰述的断限，本篇说明：“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此以《史记》比《春秋》，《春秋》止于获麟，故《史记》“至于麟止”。《索隐》引服虔云：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据《汉书》，武帝因获白麟而改铸黄金为麟足马蹄之形，是在太始二年（前95年）三月，然《史记》叙事最晚之年，已迄于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之并众降匈奴。故所谓“至于麟止”，是一种大体上的比附性的说法，以表示《史记》之作当现时之《春秋》，实寓深意。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
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于殷。汉之伐楚，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译文】
从前，在颛顼帝的时代，任命重做南正来掌管天事，任命黎做北正来管理民事。唐尧虞舜时期，让重黎二氏的后代继承祖先的事业，继续掌管天事民事，所以一直到夏代商代，重黎氏世世代代主管着天地事务。这个氏族在周朝，程伯休甫是它的后代。当周宣王的时候，失去了他们原来的职守而变成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记载周朝史事。周惠王、周襄王时期，司马氏离开周室去到晋国。晋国的中军统率随会逃奔到了秦国，而司马氏就进入了少梁邑。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室去到晋国，这个家族人员就分散了，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他们中在卫国的一支，有人在中山国做相。在赵国的一支，有人由于传授剑术理论显名了，蒯聩是他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人名叫司马错，和张仪进行争辩，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去攻打蜀地，就拔占了，因而让他当了那里的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事奉过武安君白起。这个时候秦国把少梁改名叫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共同坑杀了赵国的长平军全体投降将士，回国途中和武安君一道被赐剑自杀于杜邮，安葬在华池。司马靳孙子司马昌，司马昌是替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正当秦始皇的时候，蒯聩的玄孙司马替武信君武臣领兵去攻打朝歌。项羽分封十八王，把司马封做殷王。汉家攻打楚国，司马又归顺到汉家，用他的封地设为河内郡。司马昌生了司马无泽，无泽当了长安四市中的一位市长。司马无泽生了司马喜，司马喜的爵位是五大夫，去世后，和父祖一样都安葬在高门原。司马喜生了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令。
【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译文】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了天文星卜，在杨何那里接受了《易》学，向黄生学习了道家学说。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两个年号期间任职，他忧虑学者们不能通晓各家学说的真意而固执荒谬见解，于是论述了六家各自的宗旨说：
《易大传》上说：“天下人追求的目的一致，但具体谋略各种各样；做事的结果相同，但采取的方法各别。”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都是致力于对天下进行治理，只是他们所遵奉的学说主张有所不同，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而已。我曾经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道术，认为它过分地讲究祥瑞灾异并有很多忌讳，使人受拘束而多所畏惧；然而它很注重按四时的顺序办事，是不可丢失的。儒家学术广博而很少切合实际的内容，运作起来花费很大力量而很少功效，因此它主张的事很难全都办到；然而它讲究君臣上下的礼仪，区分出夫妇长幼的地位差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节俭到很难遵循，因此它主张的事不可能全都按着去做；然而它讲究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和节约费用，是不可废除的。法家太严酷，缺少恩义；然而它主张规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拘束而容易失掉真情；然而它主张名实相符，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的。道家让人精神专一，行动要符合无形之道即规律，满足万物变化的需要。道家学术的特点，是根据阴阳四时总体顺序，采择儒家、墨家的长处，撮取名家、法家的精要，随同时势发展，适应事物变化，建立好风俗，施用于人事，都无处不宜，主旨简约容易操作，所做事少建功却多。儒家却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楷模，君主倡始臣民就要应和，君主先行臣民就要后随。这样做起来，那么就会君主辛劳臣民却闲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要人们去掉刚强和贪欲，放弃小的聪明花招，把这些放在一边而运用道术来治理天下。精力过度耗费就会萎竭，体力过度劳累就要疲惫。
身体精神都受到扰乱，想让生命和天地一样长久，是没有听说过的。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各有各的宜忌规定，顺应它的就会昌盛，违背它的不是死就是亡，实际未必是这样，所以说：“使人们受拘束而多所畏惧”。至于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间的重要法则，不顺应它就没有凭借来制订天下的原则法规，所以说“要注重四时的顺序办事，是不可丢失的”。
儒家以《六经》作为法式，《六经》的经文和解释文字之多要用千万来计数，几代相继不能通晓它的学说，毕生不能究习它的礼仪，所以说“学术广博而很少切合实际的内容，运作起来花费很大力量却很少功效”。至于像它讲究君臣父子的礼仪，区别出夫妇长幼的区别，即使是百家之说也不能将它更改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的主张，宣讲他们的德行说：“殿堂高三尺，夯土筑成的台阶三级，用茅草、芦苇盖的屋顶不加修整，用栋木做椽子不加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饮水，吃粗粮做的饭，喝藜藿做的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为死者送葬，只用三寸厚的桐木
棺材，放声恸哭也不能完全表达人们的哀情。传习丧葬礼仪，一定要用这些条件作为万民的标准。让天下人都效法这样做，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社会不同时代变迁，人们从事和追求的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它的要旨主张强本节用，那是使人富裕家庭丰足 的好办法。这是墨子学说所优长的方面，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废弃它。
法家不分亲疏，不区别贵贱，一切都按照法律条文裁断，那么亲近亲人尊崇长尊的恩情就绝断了。法家这种主张是可以在一定时期里采用的计策，但它不可以长久地运用，所以说“严酷而缺少恩义”。至于像尊崇君主，卑下臣子，明确各自的名分和守职不能互相超越，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改变它。
名家苛细考察，烦琐纠缠而不识大体，使人不能琢磨出它的真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而失却了人之情理，所以说“使人受拘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像循名求实，错综比较验证使名称和实际相符，这方面的长处不可以不加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