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歌被人称之为“诗史”。孟《本事诗·高逸》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镇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之所以称杜诗为“诗史”，就在于杜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是用诗歌写成的历史，这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精神的影响。我们又称司马迁的《史记》是史诗，是因为他的历史著作除了真实再现历史外，还具有诗的感情，诗的语言。一个是诗史，一个是史诗，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杜甫的诗史对司马迁的史诗有一定的继承。我们看前人的论述：
宋代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说：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中云：
咏史诗当如龙门诸赞，抑扬顿挫，使人一唱三叹。咏古人即采摭古人事迹，定非高手。试看老杜咏昭烈、武侯诗极多。何尝实填一事？而俯仰伤怀，将五百余年精神如相契合，是何等胸次也。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云：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
清人厉志在《白华山人诗说》卷二云：
太史公篇法之妙，独少陵常用之于诗。
前人的评述都看到了司马迁的史诗对杜甫诗史的影响，看到了两人在创作上的一些共同之处。实际上，杜甫对司马迁的继承在于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把深深的忧国忧民情怀和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融进了自己的作品中，使“发愤著书”获得了新的内容。杜甫处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时代，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经受了许多磨难，这种厄运与司马迁有相同之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厄运，使他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其次，杜甫与司马迁在创作上的相似之处。
第一，在创作上两人都倾向于现实主义。
司马迁的作品向以“实录”著称于世，司马迁以史学家特有的德、识、才、学，展现了上下三千年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面。杜甫虽是诗人，但同样具备了史学家的条件。他的作品始终面对现实，“三吏”、“三别”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阶级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兵车行》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离破产；《丽人行》揭露了杨国忠兄妹奢侈荒淫的丑恶面目；《三绝句》斥骂官吏的贪污如狼似虎，给百姓带来灾难。如此等等，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都以现实为基础。尤为可贵的是，杜甫在多年饥寒的体验中，加深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能从个人的艰难处境中想到现实中更多的下层人民。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自己“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但他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总之，由于杜甫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他的创作始终面对现实，较之司马迁，杜甫作品的思想内容更为深刻，他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也是他的作品被人称为“诗史”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两人在创作上都有真情实感。
司马迁是史学家，但又具有诗人的特质，整部《史记》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作为诗人的杜甫，“情”字贯穿着整个作品。有对统治者的憎恨之情，有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有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有自己不幸遭遇的哀痛之情，有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之情。而且，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与司马迁一样，他在叙事诗中，有时候把强烈的感情渗透在字里行间，如《石壕吏》等；有时候夹叙夹议，如《北征》等；抒情诗，有时感情如火山爆发，不可收拾，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有时则借眼前景来抒发心中情，如《登高》、《春望》等；有时则寓情于景，如《登慈恩寺塔》等。作品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美感，才能打动人。这也是诗史与史诗相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创作上都有集大成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先秦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天文、地理，先秦的诗歌与散文、传记，先秦的人格士风，先秦的语言等，到《史记》时都汇为一体，成为先秦文化的宝库。杜甫的诗也是集大成者。唐代元稹《杜子美墓系铭》对此有高度的评价：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似。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风、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时风概尚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予以简慢骄饰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荡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
一个是“文”的集大成者，一个是“诗”的集大成者，而且都能在集前人成果时有新的创造，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第四，创作中都注意选择典型材料，注意细节描写。
无论是司马迁的文，还是杜甫的诗，都不可能是生活的流水账。他们从自己的创作目的出发，注意挖掘生活中的典型材料，以此来反映社会或人物的总体风貌，有时则采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选择一些细节。拿杜甫作品来说，《兵车行》中“行人”的谈话，就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所作的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这个典型材料，反映了千千万万征夫戍卒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真切描述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都具有典型意义。在杜甫的作品中，还有许多细节描写，尤以《北征》中一段为出色：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风，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粉黛亦解苞，衾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这个细节，不仅写出家里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展示了杜甫的家境及自己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像这样的艺术手法，与司马迁刻画人物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有相同之处。
另外，杜甫的作品与司马迁的《史记》一样，还都充满了理想，成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两人还都喜欢向民间文学学习，吸收民间的俗语进入自己的作品，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如杜甫《兵车行》中“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总之，司马迁的史诗与杜甫的诗史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以一斑而窥全豹，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对中国抒情文学的影响。
1.《太史公自序》
2.《项羽本纪》
3.《李将军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