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他是一种人，都憎恨宫墙、礼仪、绳索、镣铐，但他们却都生活在其间。当安德拉希伯爵把象征匈牙利最高权力的皇冠戴到茜茜头顶的时候，事实上他又在她众多的枷锁上添加了最粗最重的一道。在茜茜后来的日子里，她无数次离开让她几乎窒息的维也纳宫廷，来到匈牙利巡游。在她自己的宫廷里备受挑剔指责的茜茜，在匈牙利得到的，却是仅次于上帝的拥戴和崇拜。她曾无数次和安德拉希伯爵一起纵马原野，她的马和他的马几乎紧紧相贴，他的鼻息在她的耳畔厮磨生暖。然而她和他中间，却隔着一道再好的骏马也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的名字，叫国家利益。其实她知道，还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她走过那道鸿沟的。那就是，她必须放弃她的马，脱下她繁琐的宫廷命服，摘下她头上的那顶皇冠，赤脚涉水。她没有勇气。她一直没有。皇冠并不重，只是脚很重。脚下是一个国家，不，两个国家的重量。
“一八九零年的那个夜晚，五十三岁的茜茜接到了安德拉希伯爵的死讯。她终于知道，她丢失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得到光明的机遇。那天以后，还会有很多匹骏马很多道鸿沟，只是等候在鸿沟那边的，再也不会是另一个安德拉希伯爵了。在那以后的日子，将是万劫不复，没有缝隙的黑暗。
“那个夜晚，是茜茜一生中最长最黑暗的夜晚。她一夜无眠地坐在窗前，等候着厚厚的丝绒窗帘从金黄过渡到浅灰，从浅灰过渡到深黑，再从深黑变回浅灰，变回金黄。清晨服侍她的贵妇们敲开她的房门，她们看见的，是一个满头白发一脸褶皱的彻头彻尾的老妇人。”
一车的人都没说话，空气有些湿重，似乎随意一拧，就能拧出一些带着咸味的水汽。
袁导有些后悔。他知道他刚刚成功地谋杀掉了一车的轻松快乐。其实他一点也没想把属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沉重带进维也纳。可是，他的嘴偏偏背叛了他的脑子。不知何时起，他觉得他的嘴离他的脑子越来越远了。
离开萨尔斯堡前往夜宿地因斯布鲁克的途中，车里的气场突然变了。在小郭的带领下，一车的人开始拍手跺脚荒腔走板地高唱《音乐之声》的插曲“哆来咪”——萨尔斯堡留给他们的最深印象，竟不是音乐神童莫扎特，而是那个具有世界上最动听歌喉的风情修女玛丽亚。连这一两天里很少开口的徐老师，也闭着眼睛，跟着节拍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被袁导在维也纳不经意间压抑住了的狂欢，在延缓了一天之后，带着沿途积攒的能量，凶猛地爆炸开来。
Doe，adeer，afemaledeer，
Ray，abeamofgoldensun，
Me，atermtocallmyself，
Far，alonglongwaytogo.
袁导放了心：属于历史的沉重，终于被彻底丢在脑后，这一车的年轻人，总算可以携带一两片轻松的记忆，走在归家的路上了。袁导在导游座上安稳地坐了下来，闭目养神，听由这一车的快乐，水一样地在每一排座位之间毫无章法地奔走流窜。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熟悉的号码。他拿起来，紧紧地贴在右耳上，一只手捂着另一只耳朵，在满车的喧闹声中大声讲起了电话。
坐在第一排的沁园，听见他断断续续的狂喊。
“妞妞？啊，是，是爸爸。什么？还要一千？不是刚汇过去三千吗？啊……啊……Iphone？不是有了吗？啊？什么？听不清……哦，换代？先凑合用着，以后再说，行不？”
接着是几秒钟的沉默——是他在听。终于，他打断了电话那头绵长的理由，叹了一口气：
“妞，爸爸的钱也不好挣，你能省，就替爸爸省一省，好吗？”
放下电话的时候，沁园看见袁导脸上原先绷得紧紧的肌肉，突然松弛了下来——那是她从未发觉过的疲惫。
他坐立不安，不停地挪动着身子，用手纸擦着脸上额上豆子一样的汗珠。她知道他想抽烟。其实她也想——这几天他轻而易举地把她带坏了。可是离下一个出口还很远，他不能抽，她也不能。于是她从手提包里摸出一盒口香糖，扔给他一块。
他接过来，凶猛地咀嚼起来，两颊的肌肉剧烈地凹凸着挪移着，仿佛跑动着两只饥饿的老鼠。
“女儿？”她问。
“无底洞。”他回头看了她一眼，“你有吗，这样的麻烦？”
“还好，我儿子用的是他自己挣的钱。”沁园说。
“你为什么，一次给她这么多钱？”她问。
问过了，她有些后悔。这是一扇危险的门，门那头不知潜伏着一只什么样的怪兽。
回答最终来了，是在半晌之后。
“离婚。”他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她知道门关上了。她不想敲，他也不想开。便都沉默了。
她想起了欢欢。欢欢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深谙花钱之道。欢欢买衣服只认一个牌子，那就是Abercrombie&Fitch。欢欢买运动鞋只去一家店——Adidas。但欢欢每天早晨都去送报纸，刮风下雪也是。欢欢周末帮邻居看孩子，暑假里给比他小的孩子当家教。而且欢欢知道在过季的时候买折扣货。这几个月欢欢极少问她要零花钱。其实，内心深处，有时她渴望欢欢能够跟她开口。欢欢在电话上可以和同学煲一个晚上的电话粥，可是欢欢可以跟她说的话很少，少得几乎接近于无。她觉得欢欢是一根用锡纸火封得紧紧的管子，她不知道里边装的是牙膏、眼药，还是其他。
临近因斯布鲁克的时候天突然翻了脸，云从四面八方涌来，像厚重的脏棉絮低低地压在头顶，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拽出一把水来。可是雨一直没有下，只是风一阵比一阵疯狂了起来，把路边的树压得贴到了地面，电线像瘦蛇在空中狂舞。
下了车，众人无心逛夜市，在旅馆边上的一家小中餐馆胡乱吃了一口饭，就都进旅馆住下了。
临进电梯，袁导悄悄对沁园说；“放了行李就下来，我请你在底下喝杯咖啡。”
沁园点头，说：“我带徐老师一起下来。”自从那天在美泉宫和徐老师顶过嘴之后，沁园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想找个合宜的时机补过。
谁知走在旁边的小郭听见了，就大嚷：“凭什么不请我？匈牙利的牛肉汤，我到现在也没喝上，白帮了你一路忙。”
袁导连忙说：“请，请，不仅请你喝咖啡，还请吃甜品，行了吧？带上女朋友。”
小郭这一嚷，惹来了一群人，说不能厚此薄彼的，要请就得大家都请。沁园就出来打圆场：“他那点小费，够请谁啊？不如谁愿意下来的都下来，各付各的。”众人都赞同。
回屋放下行李洗过澡，果真有那么十来个人下楼来喝咖啡。咖啡厅很小，两张小桌子拼成一张大桌子，大家腿挨腿地坐下了，屋就显得满了。外头风一阵紧似一阵，窗棂格嘭嘭作响，像有人用一只巨掌在掴砸。林涛如雷，轰隆隆从头皮上碾过，震得人心惊胆战。
有人咕的笑了一声，说这种鬼天气讲鬼故事最适宜。话音未落，只听见天花板上的吊灯嗤嗤的响了起来，颤了几颤，噗的一声灭了，一屋陷入没有一条缝隙的黑暗。沁园向来胆大，却也禁不住起了几片鸡皮疙瘩。
旅店的侍者打着手电走进来，说可能是电线被风刮断了，让众人先坐着不动，等候消息。就点了两根蜡烛。蜡烛很是粗大，却不够亮，摇摇曳曳的把黑暗剪出两个昏黄的洞眼。咖啡淡而无味，像洗碗水。袁导问还讲鬼故事吗，这会儿？小郭的女友啊的一声尖叫起来，说夜里我做噩梦找你睡。说完了，才知道说错了，一桌的人早笑得沸沸扬扬——才壮了些胆。
袁导说电梯死了，反正也回不去屋，我们不如就做个游戏，打发时间吧。每个人讲一个一生里最黑暗的夜晚，必须是真事，不许胡编乱造。
众人都说好，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开口。一屋都是咕噜咕噜的声响——那是往事在肚子里发酵翻泡。
袁导就推了推小郭，说谁叫你是最小的一个？好事坏事，都得先摊在你头上，想逃也逃不了。
小郭看了一眼女朋友，女朋友咦了一声，说你讲你的，有我什么事？众人说他怕你呢，多少给点鼓励，装装样子也行。女朋友嗤的笑了，拿膝盖碰了碰小郭：“说就说呗，看有没有我不知道的秘密。”
小郭挠了半天头，才哼哼唧唧地说：
“也就是，等她签证的那一晚吧。她已经签过两趟了，都拒签了——在北京。这次准备到上海的领事馆，再试一次。她发最后通牒了，说这回再签不出来，我们就，就算了，她们家，不让再等了。我知道她面谈的日期。那天，我给她打了二十多个电话，她都没接。没有伊妹儿，也没在QQ上。她好像，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我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心想是熬不过去，这个夜了。直到早上六点四十分，她才发了个信息来，就两个字，‘成了’。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最黑暗的夜晚，反正是够难熬的。”
小郭的女友看了小郭一眼，眼神湿湿的。
桌子上有个中年男人，听了就笑，说：“年轻就是好，什么都没经历过。这要算是黑暗夜晚，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回头再数一数，就没几个白天了。”
小郭不服，说年轻也不是我的错，总不能生下来就饱经沧桑吧？我的故事算是砖，你们的是玉，行不？总得有人扔块砖，要不怎么出得来玉？
袁导就鼓掌，说不能打击积极性，尤其是开路的先锋。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正的黑暗夜晚——是别人的，先给你们来点灵感，你们受了启发，才知道怎么在黑暗的路上越走越深。
众人不干，说你定了规矩都讲自己的事，别拿别人的故事来充数。袁导说这可不是一般的数，有了这个数垫底，下面的夜晚就好办了。徐老师就说让他试一试吧，不好咱们再毙了他。众人没想到老学究也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忍不住又笑。
“其实，这个夜晚非得从它的白天讲起不可。这个夜晚如果不是从这样一个白天衍生出来，它也就不会显得那么黑暗。这一天，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地点：布达佩斯。那天正巧是周六，天气非常晴朗，没有云也没有风，天空、树木、街景，都静止得如同是罗浮宫里陈设的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假如你不知道前几天的事，你站在这样的街头，放眼望去，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也不会发生的，天底下最宁静的城市。
“如果你的眼睛肯再往前走两步，也许你就会发现这宁静之下的破绽了。街角来不及运走的垃圾里，还存留着人群踩掉的鞋子，挤丢的帽子和眼镜，带着锈迹的子弹头，还有弹片从墙壁上刮下来的碎石渣。如果你再走几步到英雄广场，你的惊讶才会渐渐放大。广场变了，多了一样东西，也少了一样东西。多的和少的那样东西，都是那样明显。多的是一块丑陋的大石盘，盘上有两根裸露着钢筋的粗矮石桩。走到跟前，你才会发现，那两根粗桩原来是两只截断了的靴子——那是一座雕像的仅存部分。少的当然是石基座上的那个雕像。那座高二十五米，重几吨的巨大雕像，就在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在几杆切割枪的围攻之下轰然倒塌的。它在英雄广场的土地上，也在匈牙利的胸脯上，砸下了一个巨大的，永远无法复原的坑。雕像上的那个人，仅仅在几天前，还会让布达佩斯一城的人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他的名字叫斯大林。
“如果你走到国会大厦，你会发现另一个惊奇。房顶上代表苏维埃的红五星，已经消失了。那面红白绿三横条的国旗，中间被撕去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大洞，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国徽，已经从这面旗帜上消失。
“但是，那天，对普通的布达佩斯市民，不，不仅是对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伊姆雷·纳吉来说，都是一个蕴涵着美好希望的日子。混乱已经过去，和苏军的撤军谈判正在顺利进展，十多天来弥漫在布达佩斯街面的浓烈烟尘，已经渐渐落定。纳吉政府已经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要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彻底清扫他们的首都，把乱战的痕迹，从每一条街，每一面墙，和每一个人的心中，干干净净地抹去。街上不再会有枪声，大人的脸上不再会有血迹。孩子的眼中，不再会有惊恐。星期一，到了星期一，母亲们会站在门前，目送着自己的孩子们重归校园的欢快背影。父亲们会穿上洗干净了的工作服，手提着午饭盒去赶久违的班车。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会坐在窗外，享受着严冬到来之前的最后一杯户外咖啡。匈牙利已经付过了沉重的代价，匈牙利现在应该是疗养复元的时候了。
可是，这个白天的梦想没有能够持续到夜晚。那一夜，纳吉留在国会大厦，没有回家。第二天，纳吉也没有回家。事实上，纳吉永远也没有能够回家。
那天午夜，克格勃手握毛瑟枪，冲进了苏匈谈判会场。
那个夜晚渐渐走向凌晨，而那个凌晨仅仅是走向了一片更深更浓的黑暗。
“凌晨四时，苏军的坦克从四面八方开进了沉睡中的布达佩斯。那个夜晚，是世界广播史上永难抹去的一块污斑。匈牙利总理纳吉用四种语言，寻找失踪了的国防部长。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用颤抖的声音，向全球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呼喊：‘救救我们吧。’”
世界听见了他们的呼喊，世界却沉默了。纳吉和哈伊把黑暗撕扯出了破绽，可是黑暗太稠太浓，他们的声音，还是丢失在了黑暗的缝隙里，几十年后，才有了回响。
对纳吉来说，这个他一生中最黑暗的夜晚，永远没有能够走向白天。从那天起，他就生活在持续的黑暗之中。两年以后，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他被送上了绞刑架。当绞索还没来得及套上他的喉咙时，他给世人留下了一声似乎有很多解释，却又似乎永远无解的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