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功高震主，这是武将们都明白的道理，赵匡胤自有他的高明之处。他明白，虽说君臣之间有了名分，但权力可以滋生野心。
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频繁的朝代更替，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强，特别是那些统军将领，依仗手中的权力，篡位弑主，易如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他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其所见所闻所历，都使他坚定地相信，军队是左右政局的根本，只有武力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试图称帝的君主，还是称王称帅的各路藩镇，都是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作资本。
其实用不着多说，赵匡胤所参与的后周政权的建立，所策划的后周政权的覆灭，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多么的正确。
这些左右政局的军队，不言而喻指的是禁军，也就是中央军。五代的禁军乃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破坏，各地节度使纷纷招募职业兵。均田制崩溃后，当兵吃粮似乎成为失业农民的主要出路。而割据战争的愈演愈烈，又使士兵的需求大幅度增多，于是军人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而且“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之风渐渐盛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中央军力无法抗衡。成为割据混战的政治格局。
五代以来，特别是后唐庄宗灭梁以后，经过大规模的杀作攻灭，各地藩镇的兵力，已不能与中央军力抗衡，左右政局者便变成了中央军队，也就是禁军。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禁军将领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朝兴亡，禁军及其将领起着决定作用。射杀唐庄的是禁军小校指挥使郭从廉；唐闵帝之败，源于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潜通潞王，与马步军都指挥康义诚投戈解甲；汉高祖之立，与他多年充任侍卫军主帅不无关系；周太祖代汉，参谋其事的王殷、郭崇、曹英都是禁军将领。
禁军因此被赵匡胤视为“心腹之患”。
枪杆子的重要性，使赵匡胤在两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一是如何使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如何养兵，养成一支精兵，养成一支不骄不躁不败之兵。在国家局势基本得到控制之后，枪杆子问题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决定从调整人事和改革体制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熟知的历史趣谈“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陈桥驿兵变前夕，禁军两司的高级将领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殿前司，都点检为赵匡胤本人，副都点检为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
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使韩通，都虞侯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
经过赵匡胤多年的苦心经营与收买拉拢，正是这个集团成功地发动了陈桥驿兵变。兵变之后，赵匡胤开始进行调整。调整带有多种目的。首先是酬谢拥戴者之功。石守信提升为侍卫马步军团都指挥使，王审琦接替石守信出任殿前都指挥使。两人均属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弟弟赵光义也因为自家人缘故，且在兵变中出力较大，被任命为殿前都虞侯。对关系稍远一些但在拥戴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的其他重要将领予以安抚，则是赵匡胤的另一个目的。于是，原来仅为侍卫司中级军官、分别担任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被提升为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步人高级将领行列。高怀德则升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也提升为马步军都虞侯。而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提升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和侍卫两支中央军的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免去了李重进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从而实现了赵匡胤的第三个目的：削弱对手的力量。
新班子的组建，大约在陈桥兵变后的半个月内得以完成。由于此次调整带有多种目的，特别是酬功的因素很大，这个班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离赵匡胤控制权力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约在陈桥兵变半年之后的建隆元年秋季，赵匡胤又对侍卫司的班子进行了一次“微调”。对张光翰和赵彦徽的酬报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因为赵匡胤感到这两人的位置很关键，原来一直在侍卫司系统的韩、赵两人毕竟不像殿前司系统的爱将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因而他让韩重赞和罗彦环两人取而代之，分别担任了特卫马步二军的都指挥使。韩重赞同石守信、王审琦一样，是“义社十兄弟”之一，属于赵匡胤的铁哥儿们，而罗彦环，则在赵匡胤登基问题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如果读者没有忘记的话，一定会记得在后周宰相范质等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位拔剑相胁，扬言“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而逼迫范质就范的军人，此人就是罗彦环。如此忠心耿耿，赵匡胤自然要委以重任了。
这次调整只是一个信号。到当年三月，资深的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又成了赵匡胤调整的对象，两人分别被免去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韩的位置由石守信取代，而殿前都点检一职则不再除授。这样一来，两大军事系统的人马基本上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和亲信。
应该说由这样一批自己人统领禁军，赵匡胤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事实上，赵匡胤起初也想稳定和维持一个时期再作考虑，但他的重要谋士和心腹赵普却为这种安排深感忧虑，特别是石守信等人在乎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中又立下新功之后。于是，赵普多次请求赵匡胤将石守信改任他职，赵匡胤没有同意，君臣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赵匡胤：“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呢？”
赵普：“我自然不担心他们的忠诚。可照我的反复观察，他们都称不上是理想的禁军统帅，难以担当重任。如果统帅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队中有人谋图不轨，临时抱佛脚可就来不及了。”
靠兵变起家的人最忌讳在自己成功之后再来一次兵变，尽管赵普表面上说禁军大将“不忧其叛”，但被点到痛处的赵匡胤却心领神会。
一天晚朝后，赵匡胤特意设宴，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留下饮酒，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站起来感叹道：“若不是你们出力扶持，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远不如作节度使痛快。自从当了皇帝，我从来没睡上一夜安稳觉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大惑不解，忙问为什么呢？赵匡胤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谁不想坐呢？”
一听此话，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诚惶诚恐地说：“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
赵匡胤说：“那也未必！即使你们没有二心，却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一旦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个皇帝，也推辞不掉的呀。”
石守信等人一听此言，慌忙跪下，哭着求赵匡胤指出一条生路。
赵匡胤有意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好比白驹过隙，转瞬即失，所以追求富贵者，都是多积钱财，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并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过上一个好日子。这样的话，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当个节度使，再买上一批上等田宅，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在家中多置些歌女，天天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这一辈子。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这有多好！”
赵匡胤的一席话，说得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他们十分感激赵匡胤为自己指出了一条生路：“陛下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这么长远，真是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样。”
第二天，各位高级将领心照不宣，纷纷上书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很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便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杯酒释兵权”充分体现了赵匡胤对军权的恐惧以及试图严加控制的意图。尽管他本人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等重大问题，但在其潜意识里，则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所以一经赵普点拨，顿时引起了警觉，而且按他固有的思路，提出了一套关于权力的理论和加以解决的办法，并且立即付诸了实践。
赵匡胤不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部下，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们的心思，他已经看出来了一一天下是我们帮着一起打的，你做皇帝传子传孙，我们干什么？光跪着？给你跪不算，还给你的儿孙们跪？
既然对权力的追逐是以特权和财富为目标，那么，用“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来换取手中的权力，不是一笔最合算的交易吗？
何况，“功高震主”的古训乃是每位将帅都明白的。既然可以保富贵，可以终天年，又何苦再劳神费力地去追逐权力呢？
石守信等人是聪明的，他们心甘情愿地达成了这笔交易。结果，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环的兵权被解除，他们被分别派到宋州、寿州、陈州、相州出任归德、忠正、镇安、彰德节度使。
石守信虽然保留侍卫亲率都指挥使的官职，但也出任天平(治鄂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实际上也已被解职，到962年9月，石的这一空名也被最终解除。
对待将领讲计谋
武将大都重义气，赵匡胤对这些人是有防范的，他怕失去了权力。兵变之事，教训是深刻的，因此，他对这些手中有军权的人，恩威并用，以忠诚为原则，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
赵匡胤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各位将帅，向他们赐了大量钱财，还同他们结成亲家。赵匡胤把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赵匡胤的一妹三女，竟有三位下嫁到被解除兵权的禁军将帅家中，这种婚姻具有多么浓厚的政治色彩。
经过几次重大人事调整，慕容延钊、韩令坤、张光翰、赵彦微这些资深的将领、原来的同事被解除兵权后，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高怀德五位关系密切的亲信和部下也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离开了禁军。
这些在资历和声望方面都颇有影响的禁军将帅谈笑间被解除兵权的事实，充分说明：官场上，没有永久的友谊和朋友，也没有任何私人的感情。
人事调整带来了禁军体制上的变化。宋代禁军中的五个最高级军职，即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长期空缺。赵匡胤有意安排殿前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等低级军职来统领禁军。降低军职、择纳新人，可以说是赵匡胤控制禁军的主要手段。从一批资深将帅解除兵权后组建的禁军领导班子的成员构成中，约略可以窥见赵匡胤的这番苦心。
韩重赞，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少以勇武隶周太祖麾下，后从世家征北汉、淮南，屡立战功，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之一。在诸宿将皆被解除军机之后，韩得以保留。961~967年，出任殿前都指挥使，前后共六年。韩得以继续留任的主要原因，一是韩惯于奉命行事，从不逾矩越规；二是他与石守信等人相比，名望和资历都比较低，而且品级较低，便于赵匡胤驾驭。
即使如此，赵匡胤对韩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韩名义上是禁军殿前司系统的最高指挥官，但他的工作却很少与领兵打仗有关。在任时，他曾发京畿丁壮数千人修筑开封皇城和洛阳宫殿，也曾领壮丁数十万在澶州塞堵黄河决堤，却没有一次像模像样的受命领兵出征。倒是在他免职出任彰德节度使后，按赵匡胤的意图领兵在定州同契丹打了一次小小的胜仗。
尽管韩重赞忠心耿耿，绝无谋反的迹象，但他所担任的这个军职差点儿葬送了他的性命。乾德五年，有人告发韩重赞私下选取亲兵作为自己的心腹。
赵匡胤闻之，勃然大怒，竟不顾昔日的义弟之情，执意要将他诛杀。
只是由于赵普的求情，韩才侥幸免除杀身之祸，但殿前都指挥使的乌纱帽却因此被掀掉。赵匡胤不能容忍禁军将领有任何心存不轨的企图存在，哪怕有人指鹿为马、故意陷害。
张琼，大名馆陶人，是后周一名战将，尤以勇猛和善射著称。
张琼对赵匡胤有救命之恩。征战淮南，赵匡胤受命领兵攻打寿春城，当时，赵匡胤乘皮船进入城壕。万寿春城头的南唐士兵一见皮船接近，即方箭齐发。同船的张琼以身体掩护赵匡胤，结果，大腿被箭射中，当即昏死过去。
醒来见箭镞入骨，无法拔出，张琼便命手下拿来酒杯一只，痛饮之后凭借酒力破骨而出，血流不止而神色自若。被救的赵匡胤深为感激，钦佩万分。从此记住手下有员勇将可堪重任。
对禁军人事调整，赵匡胤想到了张琼，原来担任殿前都虞侯的皇弟赵光义在961年7月出任开封尹后数日，赵匡胤曾对手下人谈了他的打算：
“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法不能统制。”决定由他接替赵光义。张琼在962~963年间出任殿前都虞侯。
张琼性格暴躁，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有问题，得罪的人自然不少。当时、石汉卿等人因为搜集情报、反映将士动态、监视官兵言行受到赵匡胤的赏识。
而张琼对石汉卿等人的做法深为不满。斥责他们是一伙搅乱军心的“巫媪”，石等人由此与张琼结仇。也是命该倒霉，张琼因私自选用官马乘骑、收纳李筠仆从被石汉卿抓住把柄，添油加醋地跑到赵匡胤那里狠狠告了一状，称张琼私养部曲一百多人，并且“自作威福，禁旅畏惧”。
一听张琼如此胆大妄为，赵匡胤怒不可遏，念及曾经救过自己性命，赵匡胤没有像对待韩重赞那样当即下令诛杀，他决定亲自审讯，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谁知审讯难以进行下去。性格刚烈的张琼面对指控绝不认罪。赵匡胤命人严刑拷打，早就有报复之心的石汉卿一听赵匡胤发话，立即举起铁杖猛击张琼头部，将其打昏在地。审讯没有结果，赵匡胤感到仍有深究的必要，于是命人将气息将绝的张琼拖出门外，交御史台继续调查核实。张琼受到如此侮辱，羞怒万分，一气之下愤而自杀。
听到张琼自杀的消息，又听有关部门报告张琼家中并无多余财产，只有奴仆三人，赵匡胤这才感到错怪了张琼。他责问石汉卿：“你说张琼有部曲百人，如今都在哪里，你要给我指出来！”石汉卿一见真相大白，便竭力为自己开脱：“陛下息怒，我并没有说错，张琼所收养的奴仆，一个顶一百个呀！”
不容你多说，凡涉及拥兵自重、军事政变一类的敏感问题，一有风吹草动，赵匡胤就会神经过敏，紧张得如临大敌，一概以宁信其有的原则来处理，在对待张琼问题上，赵匡胤表现得很明显。虽说张琼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尽管因为小人的诬告导致了张琼的自杀，但赵匡胤对张琼并没有特别的褒奖；相反，对于石汉卿等人已被查明的“公报私仇”等不法行为，却并不予以治罪。
刘廷让，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原名光义。奴隶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补内殿直押班，从周世宗征淮南有功，历禁军将校。961年至967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为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之一。赵匡胤在禁军人事安排上，舍石守信而起用刘廷让，自然有其原因。刘与石年龄相当，仅小一岁，但资历和声望却比石守信低得多。石在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在后周期因军功晋升为殿前都虞侯，宋初又转任侍卫都指挥使，刘廷让在宋初，不过是一名龙捷右厢中级军官，让他典领禁军，不足以构成大患。
刘廷让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心谨慎，唯命是从。平蜀时，赵匡胤以曹彬与他一起统帅东路军西进，赵匡胤在其临行前，曾向他出示地图，面授机宜，指示他在攻打龙州锁江浮桥时，应当弃舟登陆，从陆路偷袭。然后再水陆夹攻。对于这一指示，刘廷让丝毫不敢有任何改变，最后完全依计行事。另外，赵匡胤在宋军出师时，曾指示请将“所得地之物应赏赐战士，国家所取只是疆土”。这番指示，等于默许诸将纵兵剽劫，结果，王全斌等人都纵容部下掠夺金帛子女，本人也大肆搜刮财富，最后激起民愤。但刘廷让则比较注意克制，史书说“惟光义秋毫无犯”，表明刘廷让处世行事以小心谨慎为原则。因而让他典领禁军，对赵匡胤来说相对比较放心。
崔彦进，大名人，曾担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同刘廷让一样，崔在后周时期，只是禁军东西指挥使，到宋初才晋升为控鹤右厢指挥使，职务较低，资历较浅，不足以形成自己的势力。
崔很能打仗。后周征战淮南，北伐契丹攻打瓦桥关，都立有战功。宋初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和出师后蜀，崔都出任前线指挥官，是赵匡胤比较赏识的一员骁将。
赵匡胤对崔比较放心，似乎没有多少猜疑，其原因，如《宋史》本传所说：“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在赵匡胤看来，贪财总比滋生野心要安全得多，因而对他用而不疑。
杨义，瀛洲(今属河北人)，963—972年担任殿前都虞侯，973~976年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是赵匡胤欣赏的一员爱将。
乾德元年(963)十一月，为了报答神明赐予的祥和丰收年景，赵匡胤决定举行祭祖大典。当时成立的筹备班子是以开封尹赵光义为南郊御营使。
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赞为仪仗都部署，杨义则以副手身份协助韩工作。
杨义之所以受到赵匡胤的信任和重视，主要是由于他的忠诚，史书说他对赵匡胤“忠直无他肠”。乾德四年杨义突然得暴病失音，按说很难再担任禁军指挥之职了，但赵匡胤不仅没有将他免职，反倒抚慰有加，不仅亲自到他家中探视，而且赐钱二百万缗，同时又“命掌军如故”。
不能说话的杨义也自有一套办法，他手下有一名叫田玉的仆童，善解人意，深得杨义喜欢。每当杨义向皇帝奏事或接待宾客、或向部下发布命令，或申斥某人，总要把田玉带在身边。杨义在手掌中写上几笔，田玉就会将杨义想说的话说出。田玉所言，尽如杨义所欲说，这个仆童便成了杨义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杨义对赵匡胤的忠诚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开宝二年(969年)十月，禁军散指挥使杜延进等十九人密谋叛乱，试图发动兵变，败露后，赵匡胤深夜打开玄武门，命令贴身侍从密诏杨义将他们逮捕。次日，赵匡胤亲自审讯，全部斩杀，并对他们实行族诛。这一事件发生后，杨义深感自己失职。索性将办公地点搬迁到玄武门一侧，以更好地对赵匡胤进行保护。一天，赵匡胤在教习水战，鼓噪之声传出门外。杨义听见后池有动静，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心中一惊，连忙全副武装急奔苑门。自从兵变事件后。杨义终日不敢卸甲，以防不测事件发生。这种忠诚令赵匡胤十分感动。特意召他人朝，说明原委：“我教习水战，可能鼓噪声太大，卿不必介意。”待杨义出去后，赵匡胤由衷赞叹：“此真忠臣也。”
重用没有野心的人
赵匡胤在军队人才的任用上，很注重人的操情。以忠诚为标准。只要你没有什么野心，他就会重用你，这其实是为了自己的政权着想的。
赵匡胤用人，才是一个方面，如果没有野心一定会得到重用。党进，朔州(山西朔县)人，曾出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掌握侍卫司兵权长达十年，也是赵匡胤十分器重的一员爱将。
党进是一名性格极其鲜明的军人。幼年家境贫寒，因无生活出路。曾给魏帅杜重威当仆童，由于他耿直憨厚，深得杜重威赏识。杜兵败后，他以力大过人来到军队，端上当兵吃皇粮的饭碗，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随后一连串的征战，党进以军功在后周晋升为禁军铁骑都虞侯。至宋初，顺理成章地成为禁军中的中级军官。乾德四年(966)，代理步军都指挥使。
开宝元年，赵匡胤正式委任他为步军都指挥使。从普通士兵一步一个台阶升为禁军高级将领，党进凭的是忠勇，凭的是军功。
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兵临太原，在该城周围设置碉堡，步步进围。
党进负责东面进攻。尚未成军，即遭到北汉骁将杨业率领的数百骑兵的反攻。
遭遇战中，党进奋不顾身，率数人赶逐杨业，迫使杨业溃退城中。这次勇战，受到赵匡胤的嘉奖。
党进打仗勇猛，吃喝也是一把好手。吃肉一次能吞下数斤，喝酒则能灌斗余。
党进不识一字，所以手下究竟有多少禁军也说不清楚，但党进也有办法。
他把禁军军校找来，让他们将自己所掌管的士卒人数及装备情况全部刻在手中那根手杖上，一次赵匡胤问他掌领了多少部队时，党进不慌不忙，将手杖递给赵匡胤说：“愚臣所掌之兵，全在这里。”赵匡胤认为他忠诚厚道，不仅没有责备，反而更加器重。
党进忠于职守，唯命是从的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负责京城治安，严禁市民饲养鹰鹞等猛禽，见到圉人(饲养者)手提鹰鹞，必定叫他开笼放生。一次见人不听招呼，便伸手去夺，那人却斜着眼睛，对他不屑一顾，并称“此晋王(赵光义)爱物”。党进一见堂堂开封尹爱好此物，马上转怒为笑，连连致歉，并掏出大把钱来要他给这鹰鹞买肉喂养，又讨好地说：“千万小心伺候好这些宝贝，别让猫狗伤着。”
党进还时常闹笑话。有次巡视京城街头，见有人用绳栏圈住唱戏，便勒马问道：“你唱的是哪出？”戏子回答：“唱的是韩信。”党进技其不说实话，大怒道：“你对我说韩信，见到韩信必定说我，一定是两面三刀的家伙。”当即下令予以杖责。
党进脾气暴躁，不容人忤己，好打入耳光。任镇安节度使时，幕僚有不同意见，必令人动手。当他患病生疮时，亲信在旁边伺候，当时他正躺在床上，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声：“都已溃烂了。”党进听见，又怒从心来，叫人狠狠地把这位下属掴了几耳光。
党进有时也很幽默。大雪天围炉饮酒，醉酒而汗出，党进于是摸娑着大肚在屋内踱步，边踱边说：“今天天气不正。”侍立帐门外的兵士听见，不由得嬉笑回敬：“小人此处颇正。”说得党进哈哈大笑。
党进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他平日招待宾客，总是温雅嬉笑，面慈目祥，不似武人。一擐甲胄，则髭髯磔立，目光如电，视之有如神人。
虽说党进为人粗疏，但颇重义气，做了禁军高级将领，仍不忘杜重破旧恩。杜家子孙有贫困者，党进总要每月拿出俸资予以接济，这一点曾令许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正因为党进的忠勇仗义，赵匡胤才让他典领禁军长达十年之久。
从赵匡胤配备的新班子构成来看，这位行伍出身的皇帝的确是煞费苦心。一是将五个最高军职悬空，使禁军长期缺乏最高统帅，便于自己操纵和驾驭；二是低职高配，起用品位和声望都难孚众望者来统领禁军，使他们难以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三是在人事安排上，以忠诚而没有野心为根本原则，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撤换，决不手软。
但赵匡胤有时也感到这样做有些过分。乾德元年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赵匡胤曾一度想起用他来典领禁军。此人不仅“武勇有谋，善用兵”，而且是周世宗和皇弟赵光义的岳父，是一位名望和地位很高的宿将。用他作禁军主帅，从军事上看，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从潜在的兵变危险性来看，却是一个应当严加防范的人物。
赵普对这一想法极力反对，所持理由乃是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权。
赵匡胤一时听不进去，他感到禁军的确需要一位行家来指挥，何况符也算是亲戚，不应该如此神经过敏。因而写好任命，交赵普宣谕。但赵普却拒绝执行，他竟然私自将任命扣押，再次进谏，希望赵匡胤深思利害，收回成命，君臣之间有如下对话：
赵匡胤：“你为何怀疑彦卿？朕待彦卿很厚，彦卿岂能负朕？”
赵普：“陛下为什么能负周世宗？”
仅仅一句话，赵匡胤顿时默言不语，乖乖地收回了成命。
三权分立的策略
集中权力，但又要考虑到有些部门权力过大的问题，这是历代帝王都重视的。赵匡胤实行三权分立制，其目的是为了让官员们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局面，这样他的皇权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了，由此可见其高明之处。
在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中，还包括调整君臣关系。
唐末至五代时期，“君弱臣强”的情况，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
中已有惟妙惟肖的记载，赵翼所言，既包括地方藩镇主帅对皇帝的挟制(这些藩帅，名义上仍是朝廷大臣，只是由于皇帝的“任命”才出任地方节度使成为特有的一个阶层的)，也包括在中央政府内部帝王的权力受到极大的蔑视。
五代时的枢密使仅凌驾于宰相之上，皇帝还有一定的权威，但到后唐庄宗郭崇韬为使时，枢密使的权力已提升到宰相以下皆倾附之的地步，形成了朝廷中的另一个权力中心。等到后唐明宗安重诲为使时，权力又有了进一步扩大。
一次安重诲路过御史台，门前卫士不小心冲撞了他的前导马车，安重诲一怒之下，竟可以不经报告就将这名倒霉的卫士斩杀。当时四方奏事，首先听取汇报的不是皇帝而是安重诲，然后才由安重诲决定是否向皇帝报告。前面提到，从前郭威出任枢密使时，率兵出征河北平叛归来，当时西京留守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守恩以宰相的身份“肩舆相迎”，郭威对王守恩的威风难以容忍，即以枢密院一名叫白文珂的官员取而代之，出任西京留守。在王守恩正准备尽地主之谊犒劳郭威时，门吏已报新留守已走马上任。郭威之权，与皇帝并无二致也。
君不重则无威。在赵匡胤看来，将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一直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此，削弱朝廷文武官员的权力，使之最终能“独制天下”，便成为赵匡胤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
要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有系统化的组织机构来支撑。
宋代中央机构的设置，其名称大多同唐朝没有两样，但它的运作过程，却独特复杂。
从隋唐开始，我国封建国家的中枢机构，实行三省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管理政务。具体分工是中书省负责进奉表章奏疏，草拟制策诏命；门下省专管政令的审查，以驳正违失；尚书省则负责政令的颁布实施。尚书省下，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行政、财政、司法、仪礼、军事、制造等大权。三省长官，都是朝廷宰相，朝廷所设政事堂，实际上是三省长官的联合办公机构。
这种“三权分立”的办公制度到赵宋王朝便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是联合办公机构不再联合办公。宋初政事堂设于禁中，而尚书省和门下省则迁于朝外，政事堂由中书省把持。不是宰相的三省长官便不得进入宫中政事堂办公，从而使三省的议政、决政权力受到了限制。宋初宰相的正式官职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表面上看威风凛凛，权力炙手可热，但实际情况却迥然不同。
先看行政权力，赵匡胤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外，另设有“参知政事”一职，其地位相当于副宰相，而且不止一名，逐渐与议军国大政，宰相的行政权力受到了剥离。
再看制兵权，赵匡胤为了彻底控制兵权，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以枢密院和兵部互相制约的管理办法，实现了握兵权和发兵权的分离。枢密院地位很高，号称与中书“对持文武”，枢密院长官“每前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形成了与宰相分庭抗衡的架势。
其次是财政权，赵匡胤为了不使宰相垄断财力，另设三司予以管理，具体的分工是盐铁司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度支司管财政收入和漕运：
户部司管理户口、赋税和政府专卖等事务。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地位仅次于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赵匡胤对相权不遗余力的分割，最终形成了“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的集权体制。原来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事无不统”的相权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平衡大师的谋略和手腕再次得到了显示。
在削弱相权的同时，赵匡胤大力推行了一套官职分离的差遣制度。这套制度是首先试行于地方，然后在中央政府间推行的。赵匡胤平定各割据政权后，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经常临时从中央政府派人去充任地方长官，后来，他又多次把那些资深年老的节度使从地方调到汴京担任没有实职的东宫官和环卫官，而由中央改派文官治理地方。这些充任地方长吏的官员称为“权知州画”，简称“知州”。权知，就是暂时管理。一般三年一任，意在改变以往那种“诸侯难制”的局面。
后来，赵匡胤感到这种办法对于实施自己的集权计划也大有好处，便毫不犹豫地在中央政府间进行推广。结果，朝廷文武百官，官名和他所担任的实际职务完全分离。“官”变成了一种等级待遇，作为叙级、分等、确定俸禄之用，即所谓“寓禄秩，序位品”。“职”是一种加官和在街，不是实际职务，是待制、馆职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用来“待文学之选”。只有皇帝“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握有实权。这种职、权分离，名、实不符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权力、荣誉和威望于一身。尽管每个官僚随着资历的增加可以不断升官，但他能否拥有实际的权力，完全要视皇帝的派遣而定。
这样一来，赵匡胤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所有重要职位中官吏人选的任命、调动和升迁。实行这套办法以后，宋代大小官吏对阶、勋、爵、邑等等“官本位”的附加荣誉看得并不太重，对升迁时间的早晚也不曾过分留意。而是“以差遣要剧为用途”。特别对能供职于御史台、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这样的清要之地以及能出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皇帝侍从，感到十分荣耀。因为这些地方和这些官职容易接近皇帝，容易引起皇帝注意，自然相应地也容易被皇帝所“差遣”。
元代历史学家马端临，根据赵匡胤的这番改革，研究认为：
“宋代设官之制，名号、品称一切袭用旧唐。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
尚书、门下两省并列于朝外，另设政事堂子宫禁，与枢密院对掌军国政要，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仅掌皇帝诏文，审核汇报地方政务报表；门下省则只能负责皇帝印玺，百官朝会班次：流外官的考核事务，有关部门只能附奏挂名。台、省、寺、监等机构，官无定员，亦无专职，全凭皇帝差遣分莅庶务。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没有部门长官，但没有皇帝另外的命令，不得与闻本部门事务。虽则各部门、各职位承担的职事十分清楚，但事之所寄，十之二三，所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中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尚书仆射、尚书丞、郎和尚书员外等官员，则更是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
这种改革，使赵匡胤达到了独制天下的目的并统一中央集权，但是，这种改革本身所存在的消极方面是不能忽视的。官职分离，互相牵制，必然要用多置机构，添设副职的办法来达到目的，由此削弱了军政大臣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导致官僚机构庞杂而运转不灵，大小官吏冗多而相互倾轧。差遣制度的实施，使得全国上下官员调动频繁，短期政策，经常出现。
罢相的真正原因
赵普和赵匡胤从亲密无间的主从关系演变到两人公开决裂，深刻反映了宋初的君臣关系，也反映出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宰相能够专权，有两种情况：一是君主昏庸，而宰相本人奸佞狡诈；一是君主幼弱，而宰相本人精明强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赵匡胤最终要踢开赵普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注定会导致许多悲剧。
赵匡胤所推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几乎都与赵各有关，可见此人对于宋初政局的重要影响。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县人，生于后梁龙德二年(922)，宋太宗淳化三年(922)。从年龄上来说，赵普年长赵匡胤五岁。
据《湘山野录》等书的记载，赵普幼时即同赵匡胤有交往。一则轶事甚至提到他同赵匡胤兄弟三人同游长安，巧遇道家陈道长。据说当时陈道人见三人结伴而来，连忙跳下毛驴，喜笑颜开地迎了上去，左手拉着赵匡胤，右手握着赵光义，非要拉到一家酒馆请他们喝酒，而赵匡胤顾及到三人中还有一个赵普，便请求陈道长带他一同前往。陈特对赵普打量半天，欣然同意。到酒馆后，赵普因为走得太累，便无意间在主宾席首先坐下，不料陈持勃然大怒，斥责他不过是“紫微帝垣一小星”，不能位居席左，便将他赶到右边较次要的位置坐下。
对于这种牵强附会式的传说，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无稽之谈。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显德三年(962)，周世宗亲率大军进攻淮南，赵匡胤受命进攻滁州，这座淮南重镇攻克后，由于宰相范质的推荐，三十五岁的赵普出任滁州军事判官，与驻扎在滁州城内的赵匡胤有了第一次交往。
还有两件事大大加深了赵匡胤同赵普的友谊。第一件事是在滁州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方抓获“盗贼”百余人，准备全部处死，赵普闻讯后，请求先审讯再加以处决。结果证明这百余人中大部分是被冤枉的平民。赵普在处理此事过程中的才干，引起了赵匡胤的注意，特意找他进行了一次交谈，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第二件事是在滁州期间，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从扬州率领一支禁军前往滁州与儿子相见，不料长途劳顿，在滁州一病不起，而此时赵匡胤见过父亲后，即领军去寿州城下追随周世宗了。侍候和照料赵弘殷的重担便落到赵普头上，赵普尽心尽力，“躬亲药饵，朝夕无倦”，使得赵弘殷深为感动，白此对这位颇为能干的同乡刮目相看，视之如自己家人。
同年十月，赵匡胤因攻克滁州等战功，被提升为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跻身于周朝大将行列，志得意踌之际，想到了曾在滁州与自己有一段特殊关系的赵普，因而马上上表，推荐赵普出任匡国军节度推官，把他纳入到自己的幕府。从此赵普成为赵匡胤最得意的左膀右臂。
赵普在赵匡胤幕府中的作为，宋太宗为他撰写的《神道碑》是这样描述的：“他在幕府时，恭敬畏慎，尽竭赤诚，夜思昼行，办事干练。”这种评价，特别是出自于皇帝的笔下，是一般人难以得到的殊荣。赵普的确具备了重要谋士的基本素质：忠诚、能干、谨慎。
“士为知己者死”。赵普确实是赵宋王朝的社稷功臣。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赵普是主要的指挥者；削夺节镇之权，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赵普是主要的策划者。
赵匡胤对这位功臣的回报也相当丰厚，即位之初，出于争取后周旧臣合作的目的，没有立即授予赵普宰相职位，但把他安置在十分显要的枢密院任职，到建隆三年，赵普由枢密院学士、枢密副使直升为枢密院使，成为事实上同宰相分庭抗礼的主要辅臣。乾德二年后周旧臣范质、王溥、魏仁十分知趣地交出相权后，赵普遍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宰相，从此一千十年。
赵匡胤对赵普十分倚重和信赖。他常到宫阙附近的赵普家中喝酒议事，对赵普之妻以“兄嫂”称呼，每逢军国大事，都要听取赵普的意见。
赵匡胤在考虑统一战略时，曾一度想先下北汉，赵普以为北汉是西北二面的缓冲地带，不宜首攻。赵匡胤即打消了这一念头。开宝二年(969)冬天，赵普患病，赵匡胤亲至中书省慰问，次年，又专程到他家中探视，并给予大量赏赐。
开宝六年吴越国王钱椒为了苟且偷安，派人专门送信给赵普，并赠送十瓶瓜子金。不巧被不请自到的赵匡胤发现，赵普吓得大气不敢出，没想到赵匡胤却十分轻松地开着玩笑，劝赵普收下这份带有明显行贿意图的厚礼。
官场上的人，最难受的莫过于“有职无权”。相反，权高位重，锋芒毕露，以致功高震主，也是种种悲剧上演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普和赵匡胤的确有过一段亲密合作。赵普为相之初，被赵匡胤看作是“萧、曹故人，燕赵奇士”，因而“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在决焉”。权力是很大的，也是深得赵匡胤信任的。但后来，两人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缝，最终发展到不可弥补，而导致赵普被罢相。
时间一长，总揽大权的赵普渐渐变得专断起来，据说在赵普权势炙手可热之际，臣僚晋见皇帝，赵普总是“先令供状”，直到确认臣僚奏章“不敢诋斥时政”，方许登对。他曾设一大瓦壶于视事阁中，中外表疏，赵普不打算采纳的，连上报都懒得报，就把它们投入壶中，予以烧毁。很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气派。
赵普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赵匡胤的身份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还时常拿赵匡胤青年时代的种种缺点和窘状作话题，惹得赵匡胤颇不愉快。特别是在人事上，赵普往往固执己见，例如对他向赵匡胤推荐的人，赵匡胤看不中，赵普遍不罢休，甚至皇帝动怒，将奏章摔地而去，赵普仍执意上奏；又比如赵匡胤看不惯某人，本该迁官，赵匡胤就是不同意，赵普遍软磨硬泡，直到赵匡胤答应为止。
在赵匡胤的心目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遗憾的是，这位手握相权的重臣就没有对皇权表现出某种适当的敬畏，而是仗着自己同皇室的深厚渊源和亲密关系，越来越没有界限，从而招致了赵匡胤的不满。身为皇帝的赵匡胤对这位宰相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试图左右朝廷的阴谋气息渐渐感到不满。
赵普也胆子越来越大了。为了在开封和洛阳修建自己的豪华住宅，公然违反政府禁令，派人私贩毒、陇大木，联巨筏水运至京，具体操办者又因之打着他的旗号，私自贩卖木材。据《画墁录》记载，赵普在开封和洛阳修建的房子，极尽豪华，“外六皆柴荆，后苑亭榭制作雄丽，厅事有椅子十双，式样古朴，坐次分列”，“堂上有当时酒凝如胶漆，以水参之，方可饮，馨烈倍常。”
当时河南府的租课收入中，甚至私自截留一块为赵普充作专门的修房经费。
赵普位高权重，为政专横，自然树敌不少，他的对手抓住他的诸多把柄，连番上书，最终动摇了赵匡胤对他的信任。
大约在971年以前的十年间，赵普同赵匡胤的关系可以说是比较融洽的。
即使赵匡胤面对诸多臣僚的奏章弹劾，和他本人对赵普渐渐产生的种种看法，赵匡胤还是对他留有余地。据说有段时间赵匡胤曾把他的另一亲信王仁赡单独招来谈话，引起了赵普的不快，他曾亲自上书，称“仁用好邪，陛下昨日召与语，对我极尽毁谤之能事”。赵匡胤阅后，犹豫再三，举笔批道：“我留王仁赡谈话，你见我叫谁去召他了！你莫要小鸡肠肚，心怀嫉妒，叫外人笑话我们君臣不睦。另外，你也小心点儿，莫把我惹恼了！”
这个见于《东原录》的故事，明显地反映出两人的关系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赵匡胤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开宝元年(968)十月，由于中书堂的办事人员依附赵普，擅自增减刑名，导致了赵普与雷德骧的尖锐矛盾。雷德骧于是向赵匡胤状告赵普“聚敛财贿”等不法之事。赵匡胤当时对司法官员敢于控告宰相十分恼怒，竟用玉斧将雷的牙齿打断两颗，命左右拖出，让赵普对雷处以死刑。后来冷静一想，感到雷的控告也不是空穴来风，因而只追究他擅自闯入宫禁之罪。这说明，此时赵普还是比较受信任的。
但到开宝四年三月，左监门卫大将军赵琢控告赵普贩木的不法行为时，赵匡胤的态度已经明显不同。《长编》记载说，赵匡胤闻讯大怒，召集百官讨论宰相该当何罪，这在赵普与赵匡胤的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此时，臣僚中觎觊相位者大有人在。翰林学士卢多逊，自恃有才，又常能投赵匡胤之好，而深得赵匡胤的器重。卢多逊任知制法时，就同赵普不和。
出任翰林学士后，“每召对，多攻普之短”。等赵匡胤察觉赵普专权而召集臣僚专为赵普挑毛病时，卢多逊更是找到了机会。当时另一位翰林学士窦仪曾极力为赵普开脱，但赵匡胤很不高兴。等卢多逊奏事时，一贯善于揣摩皇帝心理的卢多逊投其所好，极言赵普所为无法无天，誉仪与才望严重不符，请求断然处置。
赵匡胤对赵普逐步采取了防制措施。开宝五年二月，任命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刘熙古为参知政事，至此，参知政事已增至三人，大大加强了对赵普的牵制力量。九月，赵匡胤得知枢密使李崇矩同赵普“厚相交结”，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赵普的儿子赵承宗，大有将本为互相牵制的两个部门变成家天下的趋势，赵匡胤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于是下令修改以前制度，将枢密使和宰相候对长春殿时同止庐中的旧例改为单独候对，以避免双方互通声气。赵匡胤又抓住李崇矩的门客的伸告发李受贿请托之事，不管所控是否属实，就罢免了李崇矩的枢密使职务，而将告发者郑伸提升为酸枣县主簿，并赐他同进士出身。
为了进一步削弱赵普的势力，赵匡胤对中书堂吏进行了大规模清理整顿。
开宝六年四月，赵匡胤下诏说：“堂后官十五人，从来不曾替换，宜令吏部流内铨于前资见任令录、判司簿围内，拣选谙会公事、有行止、无违阙者十五员，具姓名奏，当议差补，仍三年与替，若无违阙，其令录除升朝官，判司簿尉除上县令。”赵匡胤试图以三年一换的制度来对赵普的势力釜底抽薪。
五月，有关部门经过挑选未能选够十五员，赵匡胤于是召见旧任者刘仲华等四人，面加戒励，许诺岁满无过，与上县令，若“稍有愆咎”，则“重置其罚”。
同时，又任命委宣义等数人担任新的堂后官，削弱了赵普控制手下的能力。
局势对赵普越来越不利。是年六月，由于攻击赵普而被贬为商外同产的雷德骧，因与知州奚屿不和，被系与赵普关系密切的奚屿抓准把柄，控告他“讪谤朝廷”，又被削籍流徙灵武。雷德骧一贬再贬，其子雷有的便迁怒于赵普，他得知中书堂后官胡赞、李可度曾有请托受贿行为，又深知上蔡县主簿刘伟伪造有关履历证明骗取官职，并故意抓住宗正丞赵孚在乾德中投西川官职时，称疾不赴任等数事一并上告，称这些不法行为都是赵普包庇的结果。赵匡胤于是大怒，下令让御史台调查核实。结果，胡赞等人都受到查处，雷有邻因揭发有功被任命为中书省正字。与此同时，赵匡胤公开表示不信任赵普，下令让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升都堂，与宰相同议军政大事，并让他们与赵普更知印、押班、奏事，赵普的权力再次受到分割和牵制。
同年八月，赵匡胤正式罢免了赵普的宰相职务，让他出任河阳节度使，而将薛居正和沈伦提升为宰相，卢多逊晋升为参知政事。由于赵普是开国元勋，又与赵家关系密切，故而在解除赵普职务时，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是赵普虽为国家重臣，但也应当均劳逸，不宜让他过于操劳。
吏治严格
吏治的好坏，决定着政府的威信。这个道理，赵匡胤是明白的，他注重吏治。在他所构想的整顿吏治计划中，包括着对各级官员的种种限制，对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的打击，对渎职、失职行为的处罚，以及对官员贪污行为的严惩等，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是很英明的，如果不对官员进行管理，就会出现许多不利于统治的局面。
赵匡胤即位之初，就对各级官吏严加督责。建隆三年(962)二月，他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自今以后，“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采访以闻，仍须直书其事，不得广有牵引。事关急切者，许非时指阁上章，不得须候次对”。
这道诏令的目的，在于督责各级官员勤于职守，防止他们尸位素餐，虚与委蛇。
同年九月，赵匡胤将群臣百官所上奏章批付给尚书省，让他们迅速整理，将其中有益于政治且可以施行的建议汇编上报。
十一月，赵匡胤针对朝廷官员出使诸道，借机请托谋私问题发布诏今，重申“无得私有请托，违者当议其罪”。
乾德元年(963)五月，赵匡胤针对基层官吏的扰民行为发布诏令，规定“诸县令、尉，无事不得下乡，追领人户”。次年，又再次重申这一诏令，并下令让本州判官、录参“常切觉察”。
同年九月，赵匡胤针对州县长吏以仆从干预政事的现象，下诏严令禁止。
乾德二年七月，赵匡胤做出规定，禁止藩镇统帅随意推荐任用掌书记，要求这一职位必须由“历官两任且有文学者”担任。
乾德三年三月，赵匡胤为了防止州郡长吏仆干预政事，擅权不法，下令不许由仆从处理公文，如需有人代为处理，必须由经国家批准的幕僚代笔。次年九月，赵匡胤就武宁节度使高继冲、仆从高从志干预郡政，收受贿赂受到查处一事通报全国，重申“纪纲之仆”，不得“干预公务”，要求各地藩侯、州牧“谨守前诏，勿自贻悔”。
乾德四年七月，赵匡胤为了防止地方官员长期居官一地而形成某种势力，下诏禁止“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如某位官员确实政绩突出，需要留任，或确有为其树碑纪功者，必须由地方官府按正常程序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留任。不得随意打出“民意”的招牌邀功请赏。
同年十月，赵匡胤针对后蜀吏治腐败的情况，特地下诏诸州长吏，要求他们告谕蜀邑令尉，对耆长、节级等基层办事人员严加约束，不得借“征科及巡警”之名烦扰里民，其镇将也不得打着巡察盐曲的旗号“辄扰民户”。
开宝元年(968)二月，赵匡胤将各藩镇、州府的办公用房及各地官仓的修葺情况列入地方官吏的考核内容。规定今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离任时，其治所廨舍的隳坏及增修情况，要记入档案，列为交接内容。如损坏严重者，在考核时要殿一选。如修扩建置而不烦民者，则加一选。同年五月，赵匡胤对经济官员提出要求，规定：“诸州通判、粮料官至任，并须躬自检阅账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任文状”，同时规定“主库吏每三年一易”。
同年十一月，赵匡胤又督责各地县级官员认真履行公务。在“检苗定税、部役差夫、钤辖征科、区分刑狱”等事务中秉公办事，如有违法，允许百姓告发。
开宝三年正月，赵匡胤申诫河防官员，不得掊敛丁夫缗钱，广调材植以给私用，违者处以极刑。除上述涉及各个方面，要求各级官吏恪尽职守、勤政廉政的一系列诏令外，赵匡胤还采取一些措施对官员进行了限制。
一是执政大臣子弟亲属要回避要职。赵匡胤出身军人家庭。较少门户观念，对贵族子弟仍抱有一定成见。他曾说：“贵家子弟，惟知饮酒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所以立国之初，便诏令“凡以资荫出身者，皆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即贵族子弟只能担任管理盐茶酒场和仓库一类的官员，不许担任握有地方行政大权的州县长官。
这个诏令影响很大，从宋初到宋英宗时代基本都遵循了这个原则。宋代“祖宗旧制，宰执子弟例不堂除，只于诠部注拟”，即不得由中书门下政事堂任命为六品以上要职，只能由吏部铨选为六品以下低级官员。
二是执政大臣的故旧亲信不得出任监察官员。赵匡胤对御史台一向颇为重视，对御史台官员的任用是慎之又慎。其任命权始终操纵在本人手中，宰相大臣无权过问。使监察官员成为自己的耳目，赵匡胤确是用心良苦。
三是沿用汉唐以来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宋初地方官员的任命，其大权操纵在朝廷，有许多常常是赵匡胤钦命。所任知州、知府、通判以及团练、刺史等军事官员，一律不在本贵州县及邻境任职，以防止吏民皆为乡里亲信，难于徇公，易于合党。
言而有信
言而有信，赵匡胤的上台，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因此，他上台后对地方官施恩，并能将承诺一一兑现，这对稳定人心很有好处。
新天子第一次巡视京城，自然是件很隆重的事情。于是，仪仗队、卫士、文武官员等等全都派上了用场。赵匡胤十分满意地坐上御车，缓缓前行。
当御车徐徐驶过御街，驶上大溪桥时，突然“嗖”的一声，一枝利箭紧擦御车飞过，直射悬挂在车后的黄旗。护驾的卫士大惊失色，赵匡胤也吓了一大跳。好在他久经沙场，见惯了刀光剑影，总算没有失态。不过，他已无心再继续巡视，匆匆返回了皇宫。
这场有惊无险的遭遇使赵匡胤心神不定。
显然，这次谋杀绝不是毫无背景的。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当上殿前都点检后，殿中侍御史郑起就对宰相范质“极言其事”，坚决反对他掌握禁兵兵权，韩通的儿子也多次劝韩通设法采取措施予以防范。眼下韩通一家被杀，但像郑起这样忠于周室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只是没有来得及或不敢公开进行反抗罢了。特别是，还有一大批资历和声望高于他的武将并没有对他俯首称臣，即使那些无可奈何地成为新天子臣民的官员，也难保不会对新政权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
事实证明，赵匡胤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翰林学士李防就是一个例子。李防，字明远，深州饶阳人，后汉进士，是周世宗柴荣亲自发现的人才。
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命李谷率军征战淮南，李叻当时是记室，也就是代为起草奏章的秘书。周世宗在阅处李谷军中呈送的奏章时，发现每篇都写得有章有法，光彩照人，由此思贤若渴。后来在相国寺翻看《文英院集》，才知道李防的诗写得也不错，一时称赏不已，立即晋升他为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显德四年，柴荣亲征淮南，又把李防带在身边。未及班师，就将他提升为屯田员外郎、翰林学士。
“士为知己者死”，柴荣对李防有知遇之恩。李防对柴荣、对后周感情深厚，对赵宋新政权怀有敌意是很自然的。
比起宰相王溥的“阴效款曲”，李防在人格上确实高出一个层次。
如果说手无缚鸡之力的李防之类尚不足为虑，那么，对那些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节度使还能掉以轻心吗？
这时，各地节度使大都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显然不同于李昉之类的不合作。观望者，按兵不动、伺窥动向也。当时节度使中，除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和忠武军节度使张永德表示归服外，其余的都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赵匡胤即位后，曾派使者携带诏书前往各地宣谕时，这些藩主们都要打探谁任宰相，谁当枢密院使，谁掌握军队，显然是一种掂量，一种从自己实力出发决定采取何种态度的掂量。
另外，也有像他那样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在磨刀霍霍，还有早已承诺给部将的重赏没有兑现。
这一切都在动摇着对他这位新君主的支持，而一个不能取得广泛支持的皇帝，又怎么能长久地坐稳这把令人垂涎欲滴的交椅呢？
善于处理棘手的复杂事务是每一位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从巩固权力这一点来说，赵匡胤在处理这种复杂局面时，应该说还是令人信服的。
陈桥兵变，谋士们功不可没，因而赵普、刘熙古、吕余庆、沈伦5人首批被提升官职，刘熙古由节度判官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吕余庆由观察判官提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沈伦由摄观察判官提升为户部郎中：赵普则由掌书记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进入了权力很大的枢密院。
禁军在兵变中起了关键作用，宋太祖即位后即“优赏”禁军将士，以满足其获取财富的欲望，报答他们的拥戴之力。对于立下汗马功劳的各位武将，一律给予超级提拔。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挥使升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由马步军都指挥使提升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由步军部指挥使提升为马步军都虞侯；王审琦由殿前都虞侯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由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升为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微由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升为步军都指挥使。不仅给予晋升，还特意规定这些将军们“官爵阶勋并从超等”。
当时还有两支禁军在外地，一支是由韩令坤统率的巡防北边的军队，一支是由幕容延钊率领的、比赵匡胤提前一天出发的北征前军，已到达真定驻扎。
赵匡胤“受禅”后，立即派人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取得他们的合作和认可后，便也以高官厚禄相赠。这样，韩令坤当上了侍卫司最高统帅——马步军都指挥使，慕容延钊则成为殿前司统帅——殿前都点检。
恩威并施
治国就得依靠臣子，但对那些容易给皇权造成威胁的大臣，得用策略制服他们。赵匡胤就这样通过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在他即位的头一两年內，分化和瓦解了后周旧臣，使他们成为了新王朝的将士。
赵匡胤处理完大事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同他的老对手李重进进行一番较量了。
李重进自恃是有些资本的人。他是后周王朝的开国功臣，也是周世宗柴荣即位的顾命大将，作为郭威的亲外甥，当年郭威在世时就担心他权重难制，临死前特意让他与柴荣明君臣之分。李重进根本不服赵匡胤。当他为后周王朝的建立而指挥千军万马浴血疆场的时候，赵匡胤才不过是一名让人随意拨弄的兵卒。
也许郭威的临终嘱托管住了李重进的个人野心。周世宗时期，战高平、征淮甸，屡立战功，但却没有居功自傲，表现出对柴荣的无比忠诚。
柴荣对李重进是比较信赖的。樊爱能、何徽被斩杀后，李即出任赫赫有名的侍卫司统帅。应当说，赵匡胤当时想控制殿前禁军，谋求发展个人势力，李重进是主要障碍。
据说李与赵在周世宗时同掌禁军，因赵的才能、本事比李要大，时常惹得李重进恐惧不安。其实，论资历、论声望，李都在赵之上。
后周荣帝柴宗训即位时，李重进还兼任宿卫军指挥之权，同时出任淮南节度使。
赵匡胤早就对李重进进行了防范，当上皇帝后，首先解除了李重进对禁军的指挥权，委任韩令坤取而代之，出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还没有从变故中完全反应过来的李重进，身在外地，只得一边虚与委蛇，一边思谋对策。
他要求人朝。按说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赵匡胤心里清楚得很，这种归顺并不是他所需要的归顺。对手，特别是很有实力的对手，什么时候也难以成为真正的朋友。
赵匡胤也要应付，他不想在攻打李筠的同时又增加另一个强大的对手。
他命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大讲了一通“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的安慰话，同时委婉谢绝了他此时的入朝请求。
李重进无路可走，于是准备与李筠联合反宋。在李筠举兵之时，他派出心腹之臣翟守同李筠联络，打算起兵响应。不料，亲信早已生背叛之心，他没去潞州，却到了开封。偷偷地通过枢密承旨李处耘求见赵匡胤。
赵匡胤大喜过望。寒暄之后，彼此成了很知己的君臣。赵问：“我欲赐铁券于重进，他会相信我吗？”翟回答：“李终无归顺之志。”既然标明终生不被加害的铁券都失去了信用价值，赵匡胤便要按既定方针行事了。
他交给翟守一个任务：劝说李重进缓图其谋。
得到赏赐和即将得到爵位的翟守，果然不负期望，返回淮南后，一方面假意劝说李重进要“养威持重”，多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力劝不要轻易采取行动，免得仓促从事，难以成功。
李重进就这样被一介小臣所左右，白白丧失了宝贵的时机，进而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六月份赵匡胤平定李筠叛乱，占据津、潞两州之后，这位新皇帝显得自信和气度不凡多了。
一切都按他的预想进行着。打李筠时，希望李重进暂时不要起兵，果然有了效果。现在，腾出手来了，采取行动的时机也就到了。
当然，精明的政治家，总是要把和、战的开关掌握在自己手中。既要战争，首先就得高唱和平。他首先调移交重进为平卢节度使。由扬州移镇青州。
这使李重进顿觉大事不妙。
但赵匡接着派了六宅使陈思诲手持铁券前往淮南。以此消除他的疑惧。
真真假假的伎俩使李重进难以决断，一方面，他打点行装，准备随陈思诲人朝；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自己是周室近亲，恐怕今后性命难保。最终在彷徨之中听信左右意见，拘押了陈思诲，加紧了起兵准备。
仓促应战的李重进已没有退路。他派人到南唐求援，可南唐已慑于赵匡胤平定李筠的威名，不敢接纳使者，反倒把这一消息报告了赵匡胤。
更为要命的是，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化。李的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知道李必反无疑，担心连累自己，投奔了宋朝，宋廷只用一个滁州刺史的官位，就轻易地将他变成了自己的助手。特别是李重进的猜疑又铸成大错，他怀疑诸将都心怀异志，都像安友规一样随时可能背叛地而去，就囚捕了数十名军校，这些被冤的军校一再申诉：“我们都是为周室报仇，您要尊奉周室，为何不让我们为您效命！”
对于这些效命士兵的口号，李重进不予理睬，反倒将他们全部杀掉。
李重进真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
赵匡胤已完全操纵了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他根本不把李重进放在眼里。赵普对他分析说：“李重进凭仗长江淮河，缮修孤堡，一味采取守势，无恩信，士卒离心，有勇无谋，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
赵匡胤最终还是采纳了速取方案。十月二十一日，率大军亲征，任命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吴延祚和吕余庆为东京留守。
阵势早就安排好了：石守信出任扬州行营都部署兼扬州行府事，王审琦副之。李处耘为都监，宋延渥为排阵使负责战术，统领禁兵征讨。
赵匡胤乘船经宋州、宿州到达泗州，合船登陆，命令众将击鼓前进。
十一月十一日到达扬州城下，当日克城。
扬州即将攻破之际，身边人劝说李重进杀死陈思诲，李重进此时已万念俱灰：“我今天全族都要赴火而死，杀他又有何用！”说完，当即放火自焚。不过，陈思诲最终还是成了刀下之鬼，成了赵宋王朝的牺牲品。
进城之后，赵匡胤大开杀戒。“同谋”数百人被斩杀，兄长李重兴，当初听说弟弟违抗诏命就自杀了。弟弟李重赞和儿子李延福，被拉至街上斩首示众。除“恶”务尽，对于足以引起祸患的“乱臣逆子”，赵匡胤是决不心慈手软的。他也说话算数，为平定李重进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翟守，被补为殿直，不久又升为朝廷的供奉官。
赵匡胤大动干戈，从战场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二李之乱”被平定，不仅使赵匡胤得到了泽、潞两州和淮南的土地，恢复了后周时期的统治范围，更重要的是，二次征战的胜利，慑服了各路观望的诸侯。
成德节度使郭崇，起初听说赵匡胤受禅，追记周室对自己的恩德宠遇，时常痛哭流涕。当时的监军陈思诲将这一情况密奏朝廷，并提出建议：郭崇靠近边界，应当谨慎防范。赵派使者视察情况。郭崇闻知使者将至，一时慌了手脚，担心有性命之虞，幸亏观察判官辛仲甫从旁指点，建议他礼仪周到地接待使者，尽力表明心迹，才了结郭崇的一块心病，不久，郭崇即请求人朝。此事发生在平定李筠之乱后。
保义节度使袁彦，性情凶悍，得知赵匡胤自立为帝，便“日夜缮甲治兵”，磨刀霍霍，大有起兵作乱之势。赵匡胤也深以为虑，派潘美前往晓谕赵意，令其入朝。袁彦见潘美单骑入城，气势不凡，便打消了种种念头，乖乖地打点行装上路。
建雄节度使杨庭璋，也是后周的皇亲国戚。杨的姐姐是周太祖郭威之妃，李筠起兵之时，曾派人与杨联系，邀约共同起兵。杨不予理睬，反倒囚禁使者，报告朝廷，并且献攻取之策。即便如此，赵匡胤感到仍不放心，仍派郑州防御使荆罕儒出任晋州兵马钤辖，对他严加防范。荆罕儒每次出入杨府，都要全副武装，甚至随从也都挺杖持剑，杀气腾腾。杨庭璋慑于赵匡盾的威势，不得不俯首称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