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背景说明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著名作家。1890年2月出生于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里，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是钢琴家，从小接触到许多文艺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深受教育、熏陶与影响。1909～1913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其间曾赴德国进修。学生时代开始写诗，曾参加过未来派文学团体，早期作品有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1914年，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问世，1916年出版第二部诗集《在街垒之上》。1922～1932年的10年中，出版了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主题和变调》、叙事诗《施密特中尉》、《一九〇五年》，还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权威尔斯的童年》，自传体散文《安全证书》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到“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攻击，很难发表作品，转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人的名著。1957年，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1958年“因为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的两个阵营之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迫于国内舆论压力，他未接受该奖。1960年5月30日，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中逝世。
推荐版本：蓝英年，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名著概要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父亲因破产自杀，10岁时丧母成为孤儿。深受信奉基督教的舅舅的影响，后被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他与教授一家相处融洽，并同他们的女儿东尼娅一起接受教育。日瓦戈在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与女孩拉拉产生了感情。“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回到了妻儿的身边。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但战后的莫斯科生活异常艰苦，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一路上，饱受寒冷、饥饿和战乱之苦。在瓦雷金诺村，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到处盛行着说空话、说大话的风气。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的图书馆去看书。在这里，遇见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该市的拉拉。从此跟她有一段浪漫的爱情。两个月后，日瓦戈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并打算将所有实情告诉妻子。
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从此同家人分离，至死没有再见面。他在游击队里待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于是他逃跑了。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了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就在拉拉走后的当天晚上，斯特列利尼科夫来到了瓦雷金诺。他们聊了许多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日瓦戈说拉拉其实仍然一直深爱着他。第二天早晨，日瓦戈发现斯特列尼科夫开枪自杀了。
1922年春，刚刚开始实行经济政策时，日瓦戈从乌拉尔徒步走回莫斯科。目睹内战的创伤，他万念俱灰，放弃行医，以写作自娱。他写的医学、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以及小说、诗歌在书店里成了畅销书。一次偶然，他在莫斯科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他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莫斯科的街上。
知识链接
圣愚说
美国学者汤普逊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认为，日瓦戈形象的原型是俄国的圣愚。圣愚，是俄国一个古老的名流，从11世纪到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几乎每一个市镇和乡村都有一个外貌奇特的人，他衣衫褴褛，到处流浪，有神秘的力量，能预言灾祸、治病救灾，常常拜访农民和贵族，受到极高的崇敬，人们称其为圣愚。
圣愚的行为规则由五组二律背反的概念组成：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也就是说，他既有超人的智慧，又疯癫、呆傻；他完全否定物质生活，因而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纯洁，同时却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拒绝清洗，肮脏可厌；他代表着俄国的文化传统，但对家庭或者宗教团体，他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漂泊流浪，没有妻儿，是自由无根的；他被认为是谦恭的，但同时又责骂、惩罚他所恶之人。
因此，人们对于圣愚，一方面既敬重与惧怕，另一方面又讥讽和鄙视。在俄国文学中，有很多著名的圣愚形象，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比埃尔、涅赫留朵夫，陀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圣愚的特征，如果不熟悉圣愚文化，这些人物的怪异行为和性格就难以理解。
名家评述
“人与历史”就是这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重要主题，永生不死的自然则是人的生活和历史事件的背景。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发挥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话语和当时在苏联国内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话语形成鲜明的对照。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话语是关于革命的话语，在小说中通过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表现出来的；而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拉拉、韦杰尼亚平、西蒙·冬采娃等人传达出来的历史话语，主要是关于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个人的自由、信仰，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的生长相似的观点。
——邓鹏飞《论〈日瓦戈医生〉的历史主题》日瓦戈是一个充满宗教精神的形象，在他身上有着许多来自基督教文化的智慧和美德。他以基督教《福音书》为基础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是这部作品中温暖的光照，也是对作者心灵的慰藉。日瓦戈医生不是文学传统中的英雄人物，他头脑清楚而心情苦闷，在现实面前显得纯洁而怯弱，但是却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在他的身上有一种韧性，这表现在他对人的终极价值的不懈求索和对现实冷静苛刻的审视之上。“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尘世的道路就是潜逃的道路”，日瓦戈的流浪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更是精神上的，像无数俄罗斯精神的朝圣者一样，他在流浪中寻找上帝之真，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
——刘锟《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日瓦戈医生〉》
精彩推荐
以下文字节选自《日瓦戈医生》小说主人公对现实的深刻审视以及对人类终极价值的不懈追寻，由是可略知一二。
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锛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你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象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璞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并不把我偶然的命远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适宜由此而做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诺来了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护拥革命，并完全不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信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口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安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