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以旗统兵的制度，凡族人和归属满洲贵族的各族人等分别隶于旗下，凡是隶属于旗下的人，都可当兵。努尔哈赤时编立满洲八旗，皇太极为了扩大兵源，来和兵力众多的明王朝作战，同时也是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贝勒们的军事势力，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本来，八旗属下的人丁也并非全是满族人，也有汉人和蒙古人。1633年，皇太极命满族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组成汉兵一旗，以黑旗为标志，第二年，改汉兵为汉军。1637年，皇太极把汉军旗分为两旗，也按照满洲八旗编壮丁为牛录。1639年，皇太极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到了1642年，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此外，1634年（明崇德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1635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洲八旗一样。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都是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这点和满洲八旗旗主世袭制不同。皇太极是满、蒙、汉八旗最高统帅，他可以直接指挥和调遣这些八旗军。
八旗制是由兵民合一的牛录制发展而来的军政合一的制度。清入关前，以兵制为官制，八旗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旗内之军、政、财、刑均操于旗主之手，皇太极名为一国之汗，实为“一家之主”，他称帝后，为了改变这种“十羊九牧”、政出多门的政治体制，曾不断削弱八贝勒的权力，以加强皇权。但各旗仍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各主旗贝勒有权在旗内设立官属、统率旗丁和拥有土地，中央集权与贵族分权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入关后，从顺治起不断改造政治体制，削弱八旗贵族，加强皇权，直到雍正才彻底以官僚政治代替了贵族政治。顺治、康熙年间对八旗制度的改革，就是这一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造的主要内容则是改变八旗制军政合一的特点，使它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其主要措施有二：第一，改组八旗。顺治帝迁都北京，将满、蒙、汉军八旗分为京营与驻防两个部分。京营旗兵，它占有八旗兵的半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清朝皇帝，保护中央政府，外地有重大军事行动，才派出作战，作战后仍回旧处，成为清军战略后备队。驻防八旗顺治元年开始置于留都盛京，由总管（后改称昂邦章京）统领，渐及全国90多个地点。八旗兵自成系统，分别独立，上面无统率机关，直接听命于皇帝；下不问地方行政，只管理旗内一切事务，只有边远地区的驻防八旗，如伊犁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才以武官兼管民政。这说明八旗制的性质基本上已由军政合一的制度过渡为单纯的军事组织。第二，分给土地，发给兵饷。清朝入关后，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京畿一带圈占土地，设置皇庄、王庄，并赐给八旗官员庄田，给八旗兵丁份地，免交赋税，使旗丁有了当兵的物质条件，同时按月发给旗兵饷银，这不仅保证了旗兵的来源，也说明八旗兵已由本族的义务兵转变为国家的职业兵。与此同时，清廷不断地削弱各旗贵族势力，提高皇权，加强对整个八旗的控制，所以，尽管顺治、康熙间，各王对所辖旗分仍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并借此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八旗军队已基本上由中央集权的对立物转变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
从17世纪末年起，八旗人口迅速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加，又不可能放松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这就产生了“八旗生计”的问题。清朝统治者把旗人尤其满洲甲兵看成是国家的根本，旗人在京有特权，是一种民族统治政策。八旗兵环绕京城内外驻守，旗人世代当兵，专靠粮饷过日。清初，凡是旗人都可得到一份旗地，原规定作为“世守”，不得买卖，不交租。旗人兵丁还有钱粮，月领银，年领米，除打仗时自备马匹、武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负担。但八旗制度把旗人牢固地束缚在京城或驻防地，不许参加工商业活动，使八旗人脱离了生产劳动。雍乾以后，由于人口剧增，限制旗人自由的制度没变，旗人全靠国家供养，而清政府已无法满足旗人日益增加的需求量，使八旗生计日渐窘迫。随着“八旗生计”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八旗兵丁的反抗斗争就逐渐发展起来。康雍乾三朝也曾多次发放巨额银两，赏赐给八旗兵丁以维持八旗兵的生活或代偿债务。尽管清廷竭力优待八旗兵丁，顽固地维系八旗制度，但一般旗人的贫困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避免。“八旗生计”问题的出现，是八旗制度开始崩溃的前兆，也是动摇八旗兵制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顺应形势创立的八旗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满族和后金——大清国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旗制度的建立，对满洲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以前的女真人，虽然自幼习武，长于骑射，勇猛善战，但由于部落分散，生产落后，经济条件太差，因此兵少将寡，粮草短缺，不能组成兵械精良、人数众多的强大军队，自然摆脱不了遭受明王朝的欺凌、压迫。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结束了女真各部各自为长、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把散居各地的女真人编入八旗各牛录，有力地巩固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八旗制度的建立，对满洲军事力量的增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八旗制度的统辖下，分散的几十万人被严密地编制起来了。在八旗人丁遵照汗、贝勒的旨意，积极屯田，垦荒，猎捕兽禽，牧放牛羊，生产迅速发展，改变了部分女真旧日渔猎为生的落后习惯，达到了八旗人员以“耕田食谷为生”的水平。努尔哈赤又责令各牛录提供人丁开矿炼铁，打造弓箭铁甲，采集狩猎，后金国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前是土地贫瘠，粮草不足；现在是土地肥沃，五谷丰盛。过去女真不会纺织、煎盐，手工业极不发达，盐、铁、农具、兵器全靠外地供应；现在是自给有余，大量出产狐皮、貂皮、虎皮等等珍贵皮裘，又有棉、丝绵、布、葛皮；又有金、银、铁。在八旗制下，女真人被统一编制起来，征战时，每牛录出兵100或150，便可挑选精兵数万。在粮草充足兵械精良的条件下，这样一支军队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努尔哈赤正是率领这支八旗劲旅，用兵三十余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后来清兵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绿营是清朝入关后建立的兵制。清朝统治者每占据一个地方，便首先接受明朝国家统治机器最主要的工具——当地的汉人军队，组成绿营军。绿营用的旗是绿色，以别于八旗，并以营为建制单位，所以叫做绿营，又叫绿旗。这种军制，与清朝未入关前本有的八旗不同，而自成一种系统，担负起比八旗更为重大的任务。
清朝已有八旗军，为什么还要建立绿营制度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八旗军队数量太少，所以不得不用汉人军队。因为清朝原本是东北小部落，后来才强盛，虽有部落归附，创立了八旗制度，但人数毕竟还是有限的，兵数当然更不能多。当时，清军得以人关，窃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成果，并顺利占据北京，全因靠了吴三桂的带引。这样一个刚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既要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要南下进攻明室的残余势力，更有全国风起云涌的人民抗清斗争，光靠区区八旗兵力（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加起来不足二十万人），这样小的数字，是远远不够的。在当时，要应付全国这样一个广大的战场和镇守卫戍已经占领的地方，就必须建立像绿营这样的军队来担负这繁重的任务。
第二方面的原因，清朝建立绿营是用以汉人制汉人的政策来统治中国，因为八旗兵不但人数少，而且八旗兵的擅长是骑射，在东北广阔的平原野战是可以打败明朝的，但到了关内，西南是崎岖险峻的山岭，东南是风浪险恶的海洋，满洲人就发挥不了他们擅长骑射的本领了。所以清朝要控制全国广大地区，必须利用当地的军队。
最后，清朝建立绿营制度，就是要用有定的镇守的兵力，来镇压随时可能爆发的无定的事变。清朝入关后，汉人到处反抗，清军往往远涉数千里，疲于奔命，而且对它所占领地方无法实行统治。于是明代在关山要地设镇戍守的制度，便为清朝统治者很轻易地接受了。清朝就是要用绿营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维护其统治。
绿营兵有四个兵种：马兵、战兵、守兵、水师四种。兵额常在60万左右。驻防在京师和全国各地。绿营的官兵绝大部分是汉人，但重要官职都规定由满族人担任，这是清统治者民族歧视政策的表现。绿营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级。各级长官主要有提督、总兵、副将等。驻扎在京师的绿营总长官是步军统领（也称九门提督）。
这样，清朝建立起来绿营制度，也就掌握了国家统治权力最主要的工具了。清建立绿营制度，最初是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作为它统治汉人的工具。统一中国之后，并与汉族地主阶级共同建立起封建皇朝的统治之后，就把绿营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了。绿营担负的任务主要有：镇守，在内地18省，名城要害的地方，都设绿营镇守，以镇压农民起义；差役，清代差役，都由绿营担负，主要是侦察造反的农民，镇压造反的农民；西北用兵和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戍，凡边疆未建立绿营制度的地方，则换防戍守，兼事屯田。如新疆南北路各城以陕、甘兵去屯戍，西藏以四川兵去屯戍；河工；漕运；守陵，清帝陵寝专设绿营守护。绿营的任务比较广泛，包括了军队、警察、差役、河夫等多方面的任务。
作为军事组织，八旗兵和绿营兵共同构成清政府统治全国的工具，他们同为清朝的正规军。但绿营和八旗又是两支不同系统的军队：八旗是清朝末年入关前的部落部队，绿营却是入关后接收明朝各省降军建立起来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利用绿营作为它统治最主要的工具，但是按照“崇尚满洲”的基本国策两者的待遇却不相同。在政治地位上，绿营兵经常处于八旗乒的监视下；在装备、兵饷、待遇上也不相同。最优良的兵器则归八旗使用，绿营所用只是普通的兵器。八旗饷项优厚，绿营则饷项微薄。尽管清朝统治者抬高八旗，压低绿营，而绿营却在清朝的统治工具里面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绿营兵数多于八旗，绿营的实力当然是大于八旗的，绿营的战斗力也强于八旗，八旗在入关后还没有占领全国，就开始腐化，清朝就不得不倚靠绿营。故当时作战，都以绿营冲锋陷阵，八旗安然后进。因而可知，八旗与绿营虽同为清代国家的正规军，而保卫国家的武力，除京师的禁卫外，实际上主要是由绿营来担负。
绿营制度承袭明代镇戍制度，在顺治初年建立，经过100多年的时间，到乾隆末年以后，逐渐腐化。首先，绿营差务繁重，不仅因担负差务重而影响操练，而且使军队染上衙门油滑习气。其次，绿营是世兵制，以吃粮当兵为世业，全家依靠月饷为生，而康雍以来，月饷日薄，绿营兵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靠做小贩、耍手艺为生，影响了操练，战斗力日渐下降，以至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已依靠部分乡勇力量。到太平天国革命时，绿营兵已不堪使用，曾国藩只能用勇营制度组织湘军来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企图重建绿营旧制，但已不可能。清末，绿营建制逐步裁废，有的改编为警察。绿营制度消失后不久，清王朝也随之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