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宁不仅是枸杞之乡，而且还盛产红枣，尤其是枣园的酒枣和蒸枣很有名。清代乾隆年间的中卫知县黄恩锡有诗赞道：
亲串相遗各用情，年年果实喜秋成。永康酒枣连瓶送，蒸枣枣园夙擅名。
他只说了永康的酒枣，其实枣园的酒枣和永康同样有名，只是他没有口福，没能吃到罢了。
酒枣和蒸枣的主料都是红枣。红枣在中药材中称大枣，《本草纲目》一书中记载了大枣和它的性能与功效，谓之曰：“大枣味甘甜、性能热，有健脾、健胃、补气、祛胃寒之功能也。”中宁大枣除生吃、煮吃外，制作成酒枣和蒸枣也特别好吃。
做酒枣的枣子要个大、无虫、无伤，在树上多熟十几天，待熟到半硬半软状态时（当地叫树荫枣），要一枚一枚用手摘下，并保留枣蒂，且不能碰压，用清水洗净后晾干，再按60度白酒2两兑1市斤水、10市斤红枣的比例（超过标准枣会烂掉），装入罐中，用糨糊和纸封口，置于阴凉处。等到农历腊月时，把中药材甘草熬成水，加红白糖，冷透后倒入罐中与红枣浸泡几日，就可取出食用。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酒枣酥脆可口，泡枣的酒水更是清凉爽口，甘甜适宜，是保健和馈赠亲友的上等佳品。
蒸枣要挑选大而皮薄、肉厚无虫的干红枣，洗净晾干，放在蒸笼里用小火蒸，蒸至熟透，表皮发干时，再关火晾凉，用同样的方法蒸晒3次即成，这即是所谓的“三蒸三晒”法。蒸枣味道甜蜜老到，是药膳食品之一。
也许是因为枸杞的保健功能和红枣丰富的营养价值，在枸杞之乡中宁县盛产红枣的河北地区，出了一位108岁还耳聪目明能干农活的高龄寿星。
那是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登记发现六区铁桶堡乡湾滩村农民崔信，当时已108岁，是中宁县年龄最高的老寿星。
崔信，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50岁丧妻后未续弦，体高个大，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说话声音洪亮。90岁后又新生满口牙齿，能嚼豆子，饭量好，一顿可吃一大碗黏饭，烟酒与他一生无缘。他性格开朗，待人接物以和为贵，雍容大度不发火，记忆力强，对往事尤其是清末乱事记忆犹新。尽管儿子儿媳皆亡，但孙媳贤惠孝顺，生活有依靠，他每天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上房晒糜子、拾粪等。
县民政科获情上报，省民政厅十分重视，将新中国成立后接收来的民国宁夏省军政要员献给马鸿逵母亲的一帧“载徳寿诞”苏绣百鸟朝凤大寿幛（高3米，宽1.5米）和缎棉袍、裤、帽等转赠崔信。县政府又购买了一些礼品，由县长、民政科长等人送给崔信，表示庆贺，并专为崔信在寿幛前照了坐相。后将照片投《人民画报》刊出。此后，全国及志愿军的贺信和礼品纷纷寄来，区政府都悉数转给崔信，并代崔信将印就的感谢信和照片一一复寄。
崔信病殁于1955年，享年110岁。出殡之日，由区乡政府组织社火队和大批群众相送，气氛热烈。
中宁人朴实厚道，情深意重，不仅敬重百岁寿星，更钦佩感人肺腑的跨国父女情。
1920年12月16日，海原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5级大地震，大震波及到附近的中宁县，河水四溢，庐舍成墟。新堡乡王家下庄的一个高利贷主，趁人之危，向本村刘八指索债，逼得刘八指吞毒自尽。残忍的高利贷主以“夫债妻还”为由，把刘八指的妻子和女儿凤英卖给了刘家洼路村的小商贩侯富德。年仅3岁的刘凤英从此变成了侯凤英，跟着继父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那时，中宁宁安堡东头道巷有个基督教福音堂，福音堂里有个传教的美国牧师叫赫思敬（中国名字）。他先后在广州、上海、烟台、兰州等地传过教。1921年被派遣到中宁。他待人和蔼，熟悉汉语，兼通医术又善于布道。因此，刘家洼路村不少人信了基督教，其中就有侯凤英的母亲和继父。每逢教堂礼拜的时候，凤英都跟在母亲身后，学着大人的样子祷告，唱赞歌，娇声嫩语，十分可爱。赫牧师常逗她玩，给她拿糖果吃。
屋漏偏遭连阴雨。凤英刚7岁时母亲又去世了，继父的生意也破败，无力抚养两个孩子。其时赫牧师夫妇尚未生育，收养凤英为女儿，继父同意了。
侯凤英认了洋爹洋妈后，从此过上了温馨的生活，只是凤英吃不惯西餐，也觉得用刀叉不如用筷子方便。赫牧师也不勉强她，叫厨师给她另做中国饭菜，家中顿顿饭菜都是中西兼有。赫牧师有时间就给凤英教英语、读圣经、传医道，还送她到宁安完小读书，回家给凤英指导作业，督促复习。出门时，赫牧师夫妇总把她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有了家庭的温暖，小凤英更加聪明可爱，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
1935年，18岁的凤英出落得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经人介绍与王国翰结了婚。洋爹洋妈为他们主持了婚礼，陪送了全套家具、被褥、四季衣服，甚至为将来小孩都买好了玩具。1945年，赫牧师调兰州教区福音医院任院长。上任时，将凤英夫妇带到兰州，让凤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凤英就成了一名能够独立工作的助产师。转眼两年过去，凤英的丈夫要回临夏老家，凤英这才离开了洋爹洋妈。临行前，赫牧师送给他们几箱药品，还帮他们在临夏城里开了一家妇产诊疗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赫牧师整装回国，老夫妇要将凤英一起带走，无奈女婿不肯出国。告别时，赫牧师一再叮嘱女儿要爱国爱教，多念福音，少生事端，免得父母牵挂。就这样，挥泪告别，谁想到，这一别就是37年。
曾经一个时期里，港、台、海外关系成了人们沉重的政治包袱，侯凤英为了隐藏自己和洋爹洋妈的关系，改名王懿贞。平素守口如瓶，不敢轻露只言片语，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后来，她的丈夫去世，她带着孩子又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中宁县古城子乡古城子村。她触景生情，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大洋彼岸的父母，心里默默为他们祈祷。
她的洋爹洋妈，几十年来，也思念着他们在中国的女儿。在海边散步时，赫牧师对着太平洋高声大喊：“凤英呀，你平安吗？爸爸妈妈想你呀！”每逢圣诞节，他们全家吃团圆饭时候，桌边都给凤英留一个位置，桌上放一双筷子，特意做一份中式饭菜……王懿贞和他的洋爹洋妈分别29年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这就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赫牧师看到了重见中国女儿的曙光。1980年以后，他开始向中国有关方面发信，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女儿。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寻找一个寻常百姓，真如大海捞针，况且王懿贞已经不叫侯凤英了。但他始终没有灰心，1986年，他坚持要从加利福尼亚来到中国亲自寻找。其时，他已86岁，他的老伴82岁，卧病在床，不能同行。女儿凯斯和她的丈夫不忍老人独行，就陪着他出发了。
在北京，他们得到美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的帮助，顺利到达兰州。他们在甘肃省第一人民医院（原基督教河北福音医院院址）徘徊多时，没有找到当年在福音医院工作过的人员，又从兰州到了银川，通过教会的关系，找到一位过去曾经给他做过饭的魏妈妈。魏妈妈告诉他，侯凤英现在叫王懿贞，他有个女儿在中卫县工作。他们立即赶到中卫，在职业中学找到了王懿贞的女儿王爱崇。
王爱崇是王懿贞的第五个女儿，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从未听说有个洋爷爷，一听自治区外事办翻译马斌同志的介绍，惊呆了。机灵的凯斯立即拿出新中国成立前夕王懿贞寄给赫牧师的亲笔信和王懿贞结婚时全家的合照给她看。这时，她才化惊为喜，急赴中宁古城报讯。当王懿贞听到爸爸从美国来寻找她时，激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1986年6月5日，对赫牧师和王懿贞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一早，王懿贞换了新衣，带了礼品率领全家进城去看爸爸。古城村距城十里，这十里路竟是那样的漫长。1小时后当她到达招待所门前时，远远地，他们就小跑着扑过去，抱作一团，号啕大哭。其时正值上早班时间，街上行人正多，乍见此景，颇为惊诧，都围起来看稀罕，待到弄清真相，个个被这真挚的异国父女情所感动。
赫牧师为了表达找到女儿的喜悦心情，在招待所包了一桌酒席。入席之后，哭声未止，佳肴美食，难以下咽。赫牧师对王懿贞说：“是我连累了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王懿贞忙说：“不，爸爸，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关系又吃香了，前几年我当上了临夏市的政协委员，一年几次到临夏开会，汽车接送，我还沾了您的光哩！”说得一家人破涕为笑。
饭后，王懿贞陪着洋爸爸和洋妹妹、洋妹夫参观。赫牧师曾经在这里生活过20多个春秋，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他们特意来到街东头，寻访当年福音堂的旧址，沧海桑田，不胜唏嘘。几位当地老人，还认出了当年的洋牧师，把臂话旧，情浓意切。临别的时候，赫牧师告诉王懿贞，如果上帝准假，他还要再来。
时至今日，他们虽身处大洋两岸，但飞鸿不断，和别人的家信不同，他们的信是英文里夹着汉字，汉字里夹着英文。更感人肺腑的是赫牧师的夫人，她爱女心切，觉得书信不能充分表达她对女儿的思念，就专门复习了一段时间的汉语，然后用汉语把对女儿要说的话录在磁带上，从圣克利门蒂寄到中宁，表达了一位慈母的拳拳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