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伤避，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鲁迅对“生活”过程与“生命”过程有着不同的解释。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的最终原因是模糊和多义的，其中的关键似乎不在“生活”层面而在“生命意义”的层面。子君和涓生是对自己的生命过程有过自觉感悟并企图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个性觉醒的宣言，也是有意义的生命过程开始的标志。但是，他们以后的生命过程出乎意料地走了下坡路，最终造成人生悲剧。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生活的拮据和乏味，还是“新”的生命过程的无聊、无生机、无希望？作者在回答问题时又提出了新问题。小说多次提到“生活的路”、“新的生路”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存问题，而是生命过程意义的问题。涓生没有能够拯救子君而悔恨和悲哀，在这悔恨和悲哀中，有对自己“自私”的忏悔自责，但也有无奈的叹息和对“不能”原因的思索，这“无奈”或者“不能”，其实质也许主要不在他不能给予子君以富裕的“生活”，而在于他不能给予她新的生命意识和有意义的生命过程。他知道“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却不知道怎样打破这种凝固，因而感到“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
涓生在“伤逝”过程中有一段名言“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一盲目的爱，一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但是，需要追问的是“生活着”的这对情人，他们的爱为什么就不能有所附丽，反而失去了爱乃至一个年轻的生命呢？显然不仅是生活的无着，而是无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也就是常说的无“理想”的生活。而涓生的“进步”或者“清醒”是把人生的“要义”、“活路”与“奋斗”联系在一起，而这奋斗目标显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着”。那么，为什么而奋斗，涓生却还没有找到答案，这是他最感困惑和彷徨的。我以为，对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过程的探询，而不仅仅是对爱情悲剧原因的反思，这或许是《伤逝》真正的意义所在。另一篇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也曾为充实的生命过程兴奋过、激动过，但是十年之后，生命过程重归无聊，只能违心地做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这篇小说表现的中心就是生命的浪费、意志的消磨和生存的无味。所谓“彷徨”，其焦点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如何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有效地融进历史过程的问题，也就是生命过程意义和价值问题。《孤独者》中，“以送殓始，以送殓终”，或许有一定的“生命过程”的象征含义。魏连殳作为一个有过自己独立意识和生命感悟的知识分子，他曾顽强地应付习惯势力对他的种种精神重压，走过了一段孤独的然而有意义的“超人”式的生命之路。但他终于屈服了，他的屈服就是与传统生命意识抗争的失败，是无价值无意义的生命过程的重新开始，其结果是自戕。他的死是没有具体原因的，但却是必然的，因为对他这样一个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人来说，他知道活着跟死了是一样的，他选择自戕，符合已经意识到生命过程价值却无法实现其价值的人的思维逻辑。
鲁迅的杰出在于他穿越一般社会现象和生活状况而直抵生命过程深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写出人生的血和肉，写出人的生命过程的真实状态，挖掘其中的内涵。孔乙己、阿闰土、祥林嫂、子君、涓生、魏连殳、吕纬甫等形象，其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就在于通过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生命过程的解释而通达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病态的批判。
中国文学从半人半神的形象的塑造，到对人的个体生命过程的重视，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表现对象的变化，而包含了人的觉醒，包含了文学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的重视，显示出新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新的联系纬度。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将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置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去思考和表现，具体的生命过程与具体的文化生存环境的关系构成对社会的批判性，社会的罪恶莫过于对人的生命的摧残，而其隐蔽性则在于这种摧残成为一种习惯和集体无意识，一种渗透在人生过程中的“自觉”行动，生命过程中伴随着几乎无事的悲剧。反过来说，只有通过人的生命过程的具体揭示才能真正发现这种“无物之阵”的巨大势力和浓重阴影。
与小说具有同样指向的是鲁迅前期杂文和随感录。春末闲谈谈中那被细腰蜂的毒针刺得不死不活不腐不烂的小青虫，作为旧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形象化比喻是十分恰当的。灯下漫笔对“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两个时代的循环往复的概括，也包含对中国人生命过程的揭示。“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所解释的中国的“人史”是惨烈的，生命过程是悲剧性的，人肉筵宴是令人震惊的。然而，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一种真实概括和精辟抽象。
鲁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透了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实质和现实的残酷，却从“自然”、“宇宙”的角度表现出整体的“乐天”精神和顽强的生命意识。他在《生命的路》中说：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二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它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在《热风·四十九》中，鲁迅对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关系的思考，体现出同样博大的胸襟。他说“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我想种族的延长，一便是生命的连续，一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鲁迅毫不讳言个体必有一死的自然法则，唯物地看待人的生命过程，这可以说是别一种勇敢地“反抗绝望”。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其意义正在于为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新的解释系统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者的丰功伟绩之一。
鲁迅之外，新文学的其他重要作家，也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这个层面上，做出过可贵的努力。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会曾是大力提倡文学为人生的团体，他们的“问题小说”更是把人生问题的探究作为直接的表现对象的，而其中创作小说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叶绍钧。但是，叶绍钧的小说在对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或者说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层面的价值。叶绍钧的小说善写“灰色”的人生，表现无爱的、无聊的、无意义的、无生机的生命过程，揭示人与人的隔膜和孤独感。在这些方面，他最接近鲁迅。1921年3月的短篇小说《隔膜》，就是通过我在走亲访友中的见闻和感触，表现生命过程中的虚假和无意义感、孤独感。小说写道，人们表面上相互尊敬、相互了解，主宾之间关系融洽，实际上是在用“公式”交往，互相敷衍应付，充斥言不由衷的套话。对于这种“各有各的心”，但“深深地掩藏着”的人生状态，“我”体验到的是“孤独”、“寂寞”，“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寂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之上透入我的每个细胞，使我深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潜隐的爱》中的主人公对邻居孩子的爱和孩子离去后的惆怅与失望，同鲁迅的！明天有异曲同工之处，表现生命过程中的孤独和寂寞。独幕话剧《恳亲会》中的小学校长黄隶青在自然界的勃勃生机的理想境界中，有着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反思。“河水是不息地流动着，草木是生生不已，没有一刻说唱没有新机的，小鸟会得唱歌，叫出宇宙的微妙，轻云会得舞蹈，构成美丽的图画。”但是，在人类社会，却另一种景况，“环绕我们的人，却决然相反，他们的心灵，只充满了忧郁，怨恨，汕笑，诽镑，猜疑，怠慢，丑恶，衰弱，腐朽，死灭”。
这可以看作叶绍钧的夫子自道，浸透了他对灰色人生的痛切体验。生命意识的麻木，生命的灰色无生机，生命堕落为生理过程的“重复”，这就是习以为常的中国的人生过程。由此可见，探讨“人生问题”、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品，提供的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是普通的又发人深省的。反对苟活，厌弃灰色、无聊的生命过程，批判窒息生命力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肯定生命的自然形态等等，在这些方面，新文学阵营有极大的一致性。创造社的创作、特别是郁达夫等人的私小说，也以切身体验表现特定情势下人的生命过程。通过展示人的生命过程，现代作家找到了表现现实人生的最佳切入点，将表现“人生”落到了实处，显示了现代新文学的实绩和文化特质。
在30年代的文学中，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这一传统并没有终止，而在发展中演变。巴金的，家是提供了一个大家族内的种种生命过程现象。这里有生命在家族制度中的衰败（高老太爷），生命的浪费和无聊（克安、克定），生命的扭曲（觉新），生命的横遭摧残（鸣凤、梅、瑞珏等），生命的蓬勃和新路（觉慧）。巴金后来在，憩园中表现出的对于生命被金钱毁灭的惋惜，《寒夜》中对人的生命被困境所扼杀的无奈的控诉，都是对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过程解释的继续。老舍对民族性格的文化思索，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人的个体生命过程的展示为依托的。祥子的人生就是一个健康生命在现实中的畸变过程，《月牙」儿》通过母女两代的生命过程控诉了人不如狗的生命状态和社会不如监狱的生存环境。曹禺感兴趣的不是宏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具体情境中的生命过程和生命状态。在《雷雨》《日出》中，开拓了为人们所不熟悉的表现领域用话剧这种叙事方式真实地展现了不同的生命在特定情境中的迸发、冲突、搏斗和毁灭；在《北京人》中批判了家族制度和传统文化如何导致了生命力的萎缩，《原野》则通过复仇故事把人的本能冲动与情理冲突、阶级矛盾与人性弱点、心理危机交织在一起，把人的生命过程中的深层精神世界的表现推向极致。而沈从文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理性自觉和感性表现，在现代作家中格外突出。沈从文说过：“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水云》）他在，生命，长庚，烛虚《水云》《中国人的病》《给志在写作者》等一系列论文和《从文自传》中，都表现出对生命力的肯定，对无意义的生命过程的批判，对精神上的阉人的蔑视，对“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的抨击。在《生命》中，他说：“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①《长庚》：“至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称绅士淑女的，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②“麻木风气表现于个人性格上，大家都只图在窄小个人小圈子里独善其身，把所学一切只当成换吃换喝的工具，别的毫无意义。这些人生存的意义既只是养家糊口，因此凡一切进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何等良好作用。”③“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见的光景，或许就是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④这是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人的生命过程的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对原始生命力的礼赞和对精神阉人的嘲讽更是人们熟知的。另外，张爱玲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示着生命的扭曲，提供了另外的生命过程图景。京派、海派的作品和钱钟书的《围城》，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中国现代社会人的生命过程。
从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到历史过程的宏大叙事我在这里重点要说的是另外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文学从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向侧重社会变革过程解释的转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诸多层面和线索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和发展轨迹，就是文学创作经历了从侧重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再回到人的生命过程解释这样的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文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人的文学”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随着个性解放向阶级意识的觉醒的转变，新文学的主潮发生了从侧重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的转变；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作家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这两种现象相互并存又不断地发生冲突，一直持续到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所取代。而当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更将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作为文学的表现中心，个体的人生过程或命运结局实际成为社会运动过程的解释符号。这种现象延续到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才渐渐改变，其主要表现是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等等对普通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而此后的“个人化”写作则将它推向极端。我想无须用太多的笔墨去描述这些现象和过程，而需要侧重分析这些现象中包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