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倾型作家一般不去表现重大题材和急剧变化的生活，并不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自觉和敏感，恰恰在于他们过于敏感和有深切的细微体验变化不定的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没有稳定的心态和宁静的情致，因而对此表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所以，现实的重大事件根本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说是他们所不需要表现的。他们必然地转而寻求那种最宜于表现抽象内容的题材，以在创作活动中找到一种安宁、超脱现实的心灵世界。就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个人秉性来说，有些作家表面上并不“内倾”，甚至很“激进”，但是，在他们“过敏”地感悟人生的内心深处，在他们超乎常人的生命体验过程中，却感到了精神与心灵的无助。比如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属于那种固守传统规范的人格类型。但是她的文学创作却无意间透露出她心理深层中更为内在更为重要的另一面。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张爱玲执意要从“安稳”、“和谐”方面而不是从“飞扬”、“斗争”方面去把握人生。她“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从那里“抓住一点真实的、最根本的东西”。她的这种特点，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基于真实的生存体验；忠实于战争给予她的“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的“感觉”。
她甚至意识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化，都要成为过去”。这种感受，使她拒绝了一切乌托邦彼岸的幻想，普通市民在战争中“攀住了一点踏实的东西”真实地活下去的事实，更启示她抓住了人生此岸，形成了她的“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历史观，张爱玲的心态正表明在现实面前所具有的内倾型人格的特征，故为内倾型的人“被现象世界的流动和混乱所折磨，这些人有一种对于安宁的巨大需要。他们在艺术中追求享受，主要并不在于使自己沉浸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中并从那儿找到乐趣，而在于把个别的对象从任性的、偶然的存在中提升出来，让它们接近于抽象的形式来使之不朽，这样在外部现象的不停流动中找到一点安宁”。
内倾型作家往往表现出对于传统人生“秩序”的欣赏和静观，对于往昔文化精神的迷恋和玩味，对于即将逝去的原始人性美的赞美和记录。这并非完全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道德态度，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的表现，恰恰相反，有的内倾型作家对于民族前途，特别是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人性的关注十分显眼，所体现的焦虑感、责任感也并不弱，但是为什么却给人以相反的感觉呢？这正是荣格所说的在人人都可见的“形态”背后有着隐秘的心态。内倾型作家“僧侣模样”的人格和矜持的姿态中有着不大为人理解的心理隐衷和精神方面的隐痛。其要害是这些作家身处其间的传统文化面临威胁和挑战时引起的他们精神的不安和心灵的匮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心理压力和集体无意识。个体的“内倾”型就是一种与集体无意识原型有着关联的情结。从这个角度上说，内倾型人格是某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而不单是作为个体的性格倾向。他们的“内倾”，曲折地反映着某种文化精神和意识无法抵御新的压力时的防御姿态。
比如，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清醒地意识到与城里人“原是两路人”。两路人的形成源于两种文化模式和背景，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心态，就个人的秉性来说，沈从文“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①充满着乡下人的自尊与自信。但是，当他面对“城里人”的文化模式、面对中国社会的变化，面对受精神文明浸染的城市文明和城市人群（知识分子、绅士）时，他却感到了自己作为个体面对城市文明整体的孤独和无奈。他无力改变这业已变化的现实，当然也没有无视这种现实，而是采取了他能够采取的应付这种现实的方式，这就是通过抽象和“沉浸在某种不变的必然事物的观照中”，“从生而为人的种种机会中，从生命存在的表面上任性中寻求解脱”。②沈从文不无悲观伤感地说：“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也许还可以作点小事，即保留这些偶然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秩序。我还得在种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稚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③源于这种心理需求，出于这样的目的，沈从文构筑了湘西文化世界，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人性”的“神庙”。沈从文的作品以其新奇和抒情感动了城里的读者，似乎取得了胜利。但是对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十分敏感的乡下人沈从文却仍然感到自己的失败和悲哀，失败感和悲哀感的表面原因是读者的“头模还珠”，是对小说故事清新的欣赏和对背后蕴藏的热情的忽略，是对朴实的文字的欣赏和对背后隐伏的悲痛的忽略。但更深层的悲哀也许来自于沈从文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作品中所体现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心理情感永远不会被城里人所领会和接受，意识到乡下人的文化、特别是那些有着原始美的人性、人情的无可挽回地被取代。他的出色的对于“地方风景”的记录及其对蕴含的人性的发掘，他对于历史演变中“常”与“变”的规律的感悟及其所采取的“对策”，终不能与正在成为主潮的文化精神相抗衡，也终不能消除一个乡下人的精神担忧和心灵孤独。
在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时代激流中，他建造的人性小庙是何等的渺小和脆弱，至此，我们可以说乡下人沈从文的创作不是一般的乡土文学，他对湘西艺术世界的建构源于他的内心的担忧和隐痛，他的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苦闷的象征”。在这里，就沈从文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个体来说，他的经历、他的创作态度、他的性格气质似乎是外倾型的，是积极进取的，对外部世界他常常采取“进攻”的姿态；但是沈从文作为一种即将逝去的“地方风景”的记录人、一种即将消退变异的文化肖像的描摹者，他在另一种文化面前，在“充满危险”的、强有力的现实面前，他却是、也只能是“内倾”的姿态。他企图通过对原始生命意识的肯定和赞美，对淳朴的人性和人情的忠实记录，将其抽象为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来加以保存。于是，人们从积极“入世”的沈从文的作品中，在沿着“长河”和“边城”观赏湘西地方风景和人情世态的同时，却发现了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言人和一个民族无意识心理显现者的沈从文所表现出的“防御”姿态和退避心理，也看到了其精神意蕴与时代趋势的脱离。惟其如此，沈从文创造的文学世界客观上获得了某种文学人类学的价值。
抽象性作品的价值取向
内倾型的作家，一般喜欢表现主观情思和内心感受，但是，并非一切倾向主观表现的作家都是内倾型的人格，如郁达夫。郁达夫鼓吹文学是作家的自叙传，并且实践着创造社“本着内心的要求”进行创作的文学主张。他的多愁善感，他对自由、个性的重要性的强调，很接近前述一些作家的情况。但是，郁达夫对于外界纷杂的变化及其敏感的体验，没有采取退让的向内的姿态，没有企图通过抽象的方式寻找心理的安宁，而是将所思所感大胆地表现出来，对之采取了应战的姿态，尽管这种应战是无力的和病态的，他的“好处”也许就在于他敢于面对现实“绝叫”而不寻找心灵的逃路。
内倾与外倾在特定情景下可以发生“反向转化”。分析心理学认为，反向转化是人的心理变化的一种趋势。一个人往往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放弃先前执着的价值和信念，转而追求相反的价值和信念，或放弃先前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相反的生活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从外倾转向内倾，或由内倾转向外倾者都有。朱自清的心理变化就带有从外倾向内倾“反向转化”的特点。朱自清说：“我解剖我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这是命运规定的吧。”“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的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的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了像小儿的学步。”①朱自清的这种已经变化的心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表现。于是我们看到那个曾经面对“黑夜里歧路万千”的现实而苦痛地呼唤“光明”的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新的身影和情态：“路上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茫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那么，内倾型作家和抽象性作品，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壮潮中，为何由对人生、人性、生命意识等等的执着思考，甚至对重铸民族精神的关注，却在客观上走向了对于现实人生的回避和对时代中心的疏离了？荣格的解释不失为一种较为准确的答案：“面对生气勃勃的对象世界的令人为难的丰富性，我们创造了一种抽象物、一种抽象的普遍意象，这种抽象的普遍意象把种种混乱的印象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形式。抽象型的人变得如此迷失和沉浸在这一意象之中，以至最后，这意象的抽象的真理被建立在生活现实之上，而由于生活生命，可能干扰对于抽象美的欣赏，它遭到了完全的压抑，抽象型的人把自己转向和投入到一种抽象物之中，使自己同这一意象的持久效应打成一片，并从而在其中穆的伟大的美学趣味，他们营造着自己的意象世界，安放着敏感而孤独的心灵。他们往往在总体上呈现出艺术领域中的真诚追求与现实行为中的态度暧昧的矛盾，他们在现代历史中的表现总是受到道德方面的责难。但是，这种现象用一般的脱离现实来解释似乎过于表面，与其说他们是脱离现实，毋宁说他们对于现实过于敏感。就对现实的感触的深切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敏锐和多情本身并没有过错，反而为他们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提供了独到的内容，并获得了价值独具的艺术成果。问题主要在于面对外界变化的刺激，他们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理在难以承受这种刺激的情形下，转而寻求一种解脱之道，一种内倾的心理趋向。这种心理趋势的变化必然反映在作家现实生活中，变为一种无可避免的选择，于是心理类型倾向也就带上思想和道德含义了。
这种心理倾向，在所谓和平盛世中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过错，但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特殊年代，这种本来只是人格类型的现象就有了伦理道德的色彩，有了高下之分了。相反，外倾的作家，比如鲁迅，他对现实的敏感和人生的体悟不但异常深刻而且异常“绝望”：一本薄薄的《野草》，展示了一幅怎样令人战栗的阴暗的痛苦绝望的心灵世界啊，然而，我们同时从《野草》中看到了鲁迅对绝望的反抗，也看到了他本质上心理能量的“外倾”。从这种对比中，我们似乎既感到了西方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在中国现代精神界的矛盾性萦绕，同时也似乎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不同回响。
中国现代内倾型作家的这种性格类型和心态的形成，似乎不能理解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与他们后天的出身、经历、教养、社会地位等因素相关的。对于他们来说，社会现实还没迫使他们绝望到只有采取“应战”才能真正解脱心理压力的地步，他们所感到的只是精神方面的匮乏和心灵遇到的纷扰，而不是生存危机所引起的恐惧。因此，即使在剧烈变革的、纷乱的外界的刺激中，他们仍然还可以找到自己心灵的避难所。
僵化，因为对他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重新得救的方式。他放弃了自己真实的自我，把他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他的抽象物之中。在这种抽象物之中他可以说是完全结晶化了。”①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左翼作家相比，有自由主义意识倾向的作家在现实面前大都容易采取“内倾”的态度，大都喜欢谈论抽象的人性，追求高贵的单纯和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