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个重大文学史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标志，它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开始沿着扬现实主义、抑其他主义的格局演变发展。而在理论上，开始把写实主义看做无产阶级的文学、最进步的文学。这种理论的进一进演变，就把现实主义、客观再现文学当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体现，而把其他主义、主观表现文学看做唯心主义的、主观论的体现。同时，现实主义与“革命文学”的混同，使得对它的尊崇和强调，已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复杂的含义。而随着30年代后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现实主义逐渐演化为一种与社会政治思潮交织在一起的文学思潮，因此，任何对于这一思潮中某些具体文艺问题的论争，每每触及政治立场、思想意识等层次，“扞卫”现实主义同扞卫“革命文学”几乎成为同义语，现实主义在观念上被奉为“正宗”，这种观念统治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而现实主义被独尊的结果，不仅使其带上严重的排他性，似乎现实主义能解决和包容一切文学问题，而且现实主义一旦被看做一个自我完备的体系，就往往变为教条，严重影响对其自身的探讨，使得对它的理解长期处于表面低浅层次。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一面是客观再现的不断强化、现实主义的独尊，一面却是概念化、公式化、机械反映论的长期不得克服，严重影响现实主义文学水平的更大提高一面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激化，神人共怒的时代使得人们的情感常常胜于理智，而另一方面，则是缺乏足以表达这种丰富情感的、主观色彩极浓而表现力极强的力作的陆续涌现。这种现象，不能不与上述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的总体格局相关。这里无意于贬低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客观再现文学倾向的强化演变进程本身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也不想重复已为许多研究者反复论证过的现实主义思潮的合理性、必然性，而是想探讨这一演变过程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客观再现文学倾向综论
如前所述，以“五四”时期为新的契机，古老的中国文学历史长河在改变走向，朝着文学客观再现现实的方向运动，求“真”是其首要目标。站在这种文学潮流前列并推波助澜的，是一些具有新的思想意识、带有不同程度启蒙色彩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等，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又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他们提倡新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进行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的需要，对文学价值的判断着重于思想内容、认识意义和启蒙效果，而客观写实的文学无疑最适应这种需要。这已初步表明，客观再现因素的强化，除过中国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外，还为思想革命、社会改革等时代需要所选择。认为强调文学客观写实，既是扭转文坛浮华颓败恶风的关键，又是使文学成为思想革命的有力工具的重要一环，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文学意识。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之为先声。”①陈独秀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②周作人认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③胡适大力介绍易卜生主义，他对其理解为：“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④瞿世英说：“小说的价值，便在乎能描述人生至于若何程度。愈能将一幅人生之图描画得逼真的，便愈有价值。”⑤这些观点所显示的美学倾向正是，排斥那种对超现实的美的境界的追求，提倡文艺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崇尚对社会人生的逼真写实描画；同时倾向于把审美情感理解为唤起日常生活情感，文学艺术美的价值依存于对客观现实的再现。
中国现代文学一经诞生出现的这一倾向，因其在对封建旧文学彻底否定的前提下，触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所以它较之中国文学史上以往强调写实的文学主张就具有更深刻的超越历史局限的意义。然而，“五四”时期，许多强调客观再现的文学主张中却又潜藏着一种新的局限，它影响了此后文学的发展。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当时把文学为人生、文学反映现实着重理解为就是写实、描画、记录人生，是逼真再现社会情形、描摹出一个个“雏形”。这时，现实主义谓之写实主义并不仅仅是用词和称谓的不同，它其实正反映着当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区别现实主义精神和写实手法的真实情况。认识上的这种局限，当它在新文学初期着重作为理论主张来倡导时，还不构成明显缺点，相反，作为与“文以载道”和“消遣游戏”的文学观念的“反动”，在表现方法上对过去那种脱离生活的无病呻吟的“反动”，它显然是不应该多加指责的。
幸运的是，中国新文学客观再现和现实主义的理论在早期的局限，为鲁迅小说的创作实践所大大突破。鲁迅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表面看来，这和前述一般写实主义的主张颇相一致，但实际上，鲁迅的笔锋已经透过了社会现象的表层，深入社会历史深处和生活底蕴，大大超越了一般表面地描绘的水平。他的小说，以冷峻坚实的笔触描绘着那潜藏于平凡曰常生活场面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揭示着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愿望与现实存在的巨大冲突。批判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改造国民灵魂、探索农民和知识分子革命道路等重大主题的开拓，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实力。如果说，“五四”时期一般强调客观再现、描摹生活的人们，他们的认识还未完全脱出近代写实文学着重记录“怪现状”、使丑恶“显形”的水平的话，那么，鲁迅的小说，则正是对此的重大突破他的小说，舍弃了对奇闻怪事的表面记录和对外在教训色彩的追求，不是凭对怪异现实的“显形”来骇俗惊世，醒世喻世，而是深刻剖示那渗透于生活本身的悲剧因素，穿入隐微，促使人们进行深入思索和反省。在鲁迅的写实中，蕴含着传统文学所欠缺的深沉的思想批判力量、丰富的历史含义和巨大的理性认识价值，以及不露痕迹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这在客观上显示出，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能够在现代思想意识的指导下，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历史的真实。然而，在“五四”前后，鲁迅所达到的水平，对于绝大多数作者来说，还只是一种预期的目标。他们客观再现社会人生的作品正好是前述一般写实主义理论的实践。大约从1921年起，随着新文学运动由侧重理论倡导转向创作实践，以客观反映现实生活为特点的作品大量出现。创作数量的增丰固然表明文学的新发展，作家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写实手法的受重视，也反映出新的文学意识的觉醒。但是，就其基本面貌来看，绝大多数作品不能摆脱浮浅的描摹和被动地再现的缺点，缺乏“描写广阔气魄深厚的作品”。许多作家，并不乏客观的态度和对客观事件的记录，相反，他们有时“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力求写出人生的“血”和“泪”，或把它纳入社会人生问题的“簇新的思想”下；他们也不乏写实的手法，有些人甚至有意模仿鲁迅的选材角度和笔法。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缺少鲁迅小说所具有的深刻的思想批判力量和历史含义，缺少客观叙事作品应有的揭示生活底蕴的深度和力度，缺乏那种应该深深融进客观描绘之中的作家的主观见解，独特发现和情感力量，这种情形下，所谓“客观”就容易变为对题材处理的盲目，所谓“再现”就容易出现对表面事件的照搬和堆砌。这一切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对现实进行深刻的而非表面的“客观再现”，还有待于大多数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历史感的增强，更需要适应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科学理论的指导。
发现创作中的这种普遍问题、试图从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解决的是茅盾。茅盾在20年代初期的文学活动具有独到而重要的意义。他对于中西文学的认识具备一定的宏观意识，希图把中国新文学蓝图的设计和理论的建设，建筑在总结人类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西文学的优秀特质，“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他的设想难以在短时期内变成现实。但是，茅盾却能够不但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中，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要害在于“文以载道”和“消遣游戏”，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落后于外国、错了路子的根本，因而十分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而且，茅盾还能对外国文艺思潮作出自己的判断，不“独然慕欧”。在大多数人浮浅地理解现实主义并把它简单地与“为人生”画等号的时候，他却指出，只要为人生“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现神秘也都好”，“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
这表现出一种宽容博大的气派。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坚持文学为人生而不主张独用写实手法，反对表面浮浅地“再现”现实，正是茅盾早期文艺理论主张的独特性之一。在1922年7月《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发表之前，茅盾在寻求一种主观与客观统一、表现与再现结合的创作方法，以期使新文学真正能综合反映现实人生。当时他提倡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正包含这种内涵。稍后，当他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新文学创作中主观“流于虚幻”，“在思想方面唯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唯求报账似的报得清楚”的时候，在创作“内容欠浓厚，欠复杂，用意太简单、太表面”的时候，不得不“先找个药方赶快医治作者读者共有的毛病”，转而提倡用“自然主义”的某些手法，以强调实地观察和客观描绘来求“真”；进而以强调文学与现实人生、与时代、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来补救作家对生活理解和反映中的浮浅表面。茅盾在理论方面所做的这些努力，正与鲁迅创作实践所显示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可以说，在20年代中期以前，鲁迅的小说创作和茅盾的文艺理论，分别代表了中国新文学中客观再现文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最高成就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特点注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终归要与政治联姻2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孕育成深刻的政治运动并占据生活的中心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已不可能避免政治意识的影响。这时，政治斗争不会放弃对文学的利用，从政治角度对文学作出选择和提出要求；同时，新文学作为这个时代的产儿，也不可能脱离开政治。这种情势下，文学既要对政治斗争作出反响又要保持自己的特性，这是要比“五四”时期义无反顾地打倒封建旧文学复杂得多的问题。从1923年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到1928年展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是新文学运动逐步靠近政治运动并进行自身新的变革的时期，也是新文学阵营内部不同观念从产生分歧到逐步明朗化、尖锐化的过程。分歧的重要焦点正是如何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问题。这涉及此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面貌，当然也深刻地影响到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客观再现倾向文学的发展面貌。
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对文学的特点、功能、作用和目的以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的开始。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提倡革命文学的出发点是要充分地发挥文学在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及其他原因，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由片面强调文学的作用到无限夸大文学的作用，并简单地认为文学就是宣传，理直气壮地坚持认为文学是政治的留声机，甚至干脆认为文学就是政治。这种观点用来设想未来文学，实际是取消文学，用来分析以前的文学，便是对“五四”时期文学、包括自己创作的轻率否定。诚然，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适用于文学运动的发展变化，“五四”后的新文学确乎需要在否定和扬弃中前进，否则它就会与时代的变化发展脱节。但是，当时一些“革命文学”提倡者所要否定的却包括许多不该否定的内容。教条主义和机械论使得他们在否定什么和提倡什么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偏差。比如，他们既否定“文学是自我的表现”，又否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前者是“观念论的幽灵，个人主义者的呓语”，后者是“小有产者意识的把戏，机会主义者的念佛。”在“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的认识前提下，提出“文学与其说它是自我表现，毋宁说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毋宁说它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①又比如，有人提出否定“以个人为创作的中心”，认为“群众已登上了政治的舞合，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不重要的地位了”。所以，“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②再比如，他们对鲁迅《呐喊》《彷徵》的否定，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的否定等，都是代表某种文学意识和动向的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并且以革命文学运动的理论核心出现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并且对以后客观再现文学发展产生过不良影响，其重要偏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从根本上把文学看做“意志的要求”和“阶级意欲的实践”，削弱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使文学成为主观意志的显现。这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方向的一种偏离，也是对“五四”文学成果的否定和认识上的倒退。二是创作主张上对现实主义的偏离。从前述的现象可以看出，表面上似乎独尊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放弃或排斥其他创作方法，仿佛现实主义是革命文学唯一可行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则又否定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诸如以“宣传阶级意识”来代替对现实的客观再现，以强调“群体”形象，集体意识来否定以个人为作品的主人翁，使典型性格的塑造成为空话等等，都构成了一些革命文学倡导者政治立场激进而对文学本质特性认识后退的矛盾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