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文学的发展不能不以主题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标志，文学主题的迅速更迭从一个方面也表明了作为文学反映对象的生活本身的急剧变化，现实生活的日趋丰富和复杂为文学主题的多样性、多义性提供着基础。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文学主题的发展变化与题材、与创作内容的变化混为一谈，不能简单地把文学对新的生活反映的依序排列等同于文学发展前进的轨迹。
文学主题的发展变化，应该同时体现出作家们对于社会人生、现实生活的新的理解和认识，蕴含着对生活新的思考和发现，并呈现出由表及里，由外显层次到深隐层次的演进。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却正是以对重大题材的追求（这并不能笼统否定）代替了对主题的深入开掘，以至于形成一种心理习惯，把文学题材的变化简单地看作文学的深入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在创作中，不追求体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新的发现和思考，而是以社会科学的命题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创作变成对已有认识结论和抽象概念的演化。这类作品的主题很少引起争论，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一清二楚，过分的理性色彩消泯了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在同一类题材中很少产生主题的意向交错。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并不在于作为文学反映对象的生活本身就是如此简单划一、黑白分明，或缺乏色彩，而在于一些作家简单狭隘地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在于他们作品的“主题”本来就只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也多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是用“正确”或“错误”、“革命”与“反动”等标准来划分的概念在这个层次上，任何意向的交错或主题的复杂多义都可能被视为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和弱点。
与历史的联系，注重人物性格与时代特征的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较之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在反映人生方面的重要进步，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不庸讳言，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社会进程和生活发展轨迹的描绘比较充分，展现了从辛亥革命到土地改革的长长的画卷然而，在这幅画卷中真正堪称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并不多。这种现象的产生，一个深刻的原因，正在于许多作品在处理个人与时代关系、人物性格的变化与历史必然性的联系的问题上，存在着机械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现象，某些人物形象隐约有着“宿命论”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其目的不是刻画具有历史因素的典型艺术形象，把人作为主体对象来描写，表现人在争取自由的生命运动中的拼搏奋进！而是把人物命运、生活道路、性格生成等等作为“历史”进步的具体对应物来表现，人物形象的描绘终归只是为了证明历史的必然性。在创作方法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追求线形因果律，只选择同质环境而排斥异质环境，人仅仅是阶级实践的工具，是完全被绝对必然性摆布的傀儡，人物性格的发展不是由生活发展和性格逻辑来制约，而是由“历史必然”来推动，人物性格常常消融到事件中。更有甚者，个人性格个体特征被看做无足轻重，而代之以“群体”形象和整体意识。从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些人物突发式地转变，以及转变前后形象的真实、丰满程度的比照一如有些人物在个性主义道路上是具有独立性格的“这一个”，而汇入集体主义革命洪流后却失却鲜明性格特征一来看，作者对人物的这种处理又不单是个描写方法问题，而主要还是一个创作思想以及对艺术理解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它的背后还有因政治环境所制约的作家创作心理倾向的问题。对此，李健吾曾经有过深刻地分析，他说：
我们把人生看得命运化，男女多是傀儡，或者类型，缺乏明显的个性，深致的内心的反应。我们的人物大部分在承受作者和社会的要求，而不在自发地推动他们的行为。……我们描绘的风景大半和人物无关，我们刻画的人物不一定和性格有关；一切缺乏艺术的自觉，或者说得透些，一切停留在人生的戏剧性的表皮。……
我们无从责备我们一般（特别是青年）作家。我们如今站在一个漩涡里。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的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理。
的确，处在新旧交替、未死将生的剧烈变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们要对生活发言，要对历史趋势作出评判，他们必然要通过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必然要灭亡的，什么是一定要兴盛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由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创作心理，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容易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甚或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使历史必然性的揭示由于削弱人的主体地位而陷于抽象化概念化。这种情状，借用卢卡契的话来说就是：“新人看来不像是事物的主宰，倒是它的附属品，是一宏伟的静物画在物方面的组成部分。而如果把事物支配人的情况加以描写，那么在艺术上便使得事物对于人占有优势了。”而“事物对于人占有优势”，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个问题上，40年代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们》所体现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具有启发意义，其意义便在于在作品中“人占有优势”。胡风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实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杀的经验。”
胡风在这里讲的几点，即：以人物为辐射中心点反映历史，写出精神世界的波澜及其来根去向，表现心灵与历史命运的搏斗，这些作为路翎创作中的追求，可以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与揭示历史必然性关系方面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把人物作为中心点，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其次是注重人物的心灵的揭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因历史的不可抗拒而轻易地牺牲掉人物的个性特征，即使是一个被批判的人物。对此，作者曾在本书《题序》中讲得很明白：“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底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判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
可见，路翎确实是想塑造一个“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的新的艺术典型。也许，我们可能说作者的探索没有完成，但是作者所体现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却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在新的认识层次上较深刻地理解了人与历史关系的表现。而从作品的主要成就看，作者即使在表现蒋纯祖作为个人主义者在时代潮流面前的跌落，展示他的背时的奋斗及其悲惨结局，也是在塑造一个实在的具体的个人；“历史”和事件在作品中承担着纠结人物命运的任务，同时也“参与”了人的行为和苦难。作品的独特和成功，甚或主要也是在表现蒋纯祖个性主义理想追求的不可企及中，反映了历史命运的不可抗拒！在表现“他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中证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蒋纯祖的形象也才因此而具历史价值和典型意义，才不与任何个性追求者雷同，他的悲剧才更具深刻性。在这方面，可以看出路翎对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真正继承，和他对外国现实主义杰出作家（如罗曼·罗兰）艺术经验的大胆汲取。
但是，路翎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这种艺术追求只表明了作者自己的独特性，却在当时不能对已经形成模式的普遍的创作倾向产生太大影响此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处理人物与历史必然性方面，路翎的这种艺术追求的真正意义仍然未能引起充分注意和产生大的影响，直到80年代前，中国文学对人的观照主要仍是沿着另外一种向度惯性运动。一这或许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造的典型形象与描绘的时代色彩、历史画面不相称的原因之一。
主观表现文学倾向综论
“五四”时期到1923年前后，是新文学中主观表现文学倾向获得充分自由发展的时期。彻底冲破“万马齐喑”的氛围和打倒了封建正统文学的新文坛，确实呈现出黎明期的朝气。理论界的“纷如乱丝”，创作界的空前活跃，社团的大量迅速蜂起，文学刊物的层出不穷，使文学界顿然有声有色，这时，文学研究会高举写实主义大旗，强调客观再现，并不减弱对主观表现的兴趣他们也并不那么“客观”，在写实之外往往点缀着“爱”与“美”，显示着各自对人生的主观见解和医治病态人生的“药方”。
创造社异军突起，本着内心的要求，毫无顾忌地表现着自己的主观，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与写实主义对峙的、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主观表现倾向文学的高峰。这时，即使严肃冷峻如鲁迅，也主张“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鸹便鸱鸹般叫”。即使人生派的代表如茅盾，也认为只要表现人生，“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象神秘也都好”，甚至在寻找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融合的创作方法中，借用“新浪漫主义”以“聊胜于无”。
这一时期，不但“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而且这些不同倾向都能够同时“杂居”，相得益彰，这一切，曾经使得当时在涉及新文学的建设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得到几乎一致的拥护，而这也正体现了划出了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在诞生期的一种健康正常的情状，这一时期，面对彻底反封建的基本任务，适应人性解放的要求，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的作家，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对社会人生的主观感受，有个人独特的表现内容和表现角度，在诗歌领域，诗人们在同一时代环境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只要我们仅仅列举那一不长的时期内有影响的诗人的名字，就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当时主观表现充分发展的某些历史面影：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俞平伯、康白情、宗白华、郭沫若、王独清、穆木天、周作人、谢冰心、朱自清、梁宗岱、朱湘、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冯雪峰、汪静之等等；在这个蔚为壮观的诗人世界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充满个人色彩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以不同的形态表现着自己对现实人生的主观感受，充分地体现着典型的个性解放的时代情绪和新旧交替的历史气氛。如果我们同样观照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诗作，将会加深这种整体印象。从“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起首的（尝试集），到高扬时代精神的（女神），以及在这前后问世的《冬夜》《草儿》《湖畔》《雪潮》《流云》《繁星》《春水》《微雨》《红烛》和《志摩的诗》，乃至颇有影响的诗篇《小河》和《毁灭》，等等每一诗作都展示着一个个人的心灵天地，森罗万象的客观现实经由诗人主观的艺术感受和表现，显得扑朔迷离并充满感情色彩。诗人表现的或是“情绪中的意境”（宗白华)，或是“情绪中的想像境”（康白清)，或写“刹那间的感觉之心”（周作人)，或追求真和自由，表现“赤子之心”（俞平伯)，或是让激情火山爆发式地喷涌（如郭沫若等)。因作家不同感受、不同主观态度和艺术追求而创造的不同诗意世界气象万千。从要吞掉全宇宙的“天狗”、不屑“补天”立志创造的女神，到赞赏在空中游戏、夷犹如意的“鸽子”，感受掠过脸边细柔如春天绒线的“细雨”，以及“在和平的春里”远燃着的“几团野火”和鸣不平的“布谷”，这些抒情意象，或硕大恢宏，奇特邈远，或虽则纤小，却含深意，都从不同层次和角度表现了人在“大梦初醒”时的感觉和情绪，以及那种在黑白交接时刻特有的憧憬与躁动不安。在小说领域，鲁迅那忧愤深广、以象征为特色的《狂人日记》《长明灯》和具有强烈抒情色彩的伤递，表现着作者对中国社会历史深邃的思考，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感受和强烈的内心情绪。这些作品丰富的个人特点和主观倾向因之获得了震撼千万读者心灵的客观效果。而以郁达夫为代表，包括郭沫若、王以仁等的“身边小说”和庐隐、淦女士等的抒情小说，或以一己的体验表现时代的病痛，或以个人的不幸反映国家民族的不幸作者胸中之逸气和强烈的感情色彩付诸真实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更有一种撩人情思的感染力量。而那独具个性、多姿多彩的散文小品，则简直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家人格的写照。
这是由不同思想感情层次所构成的一种文学倾向，是以不失个性特征为特点的主观表现文学思潮它用不同于再现时代特征的方式表现了时代特性，由个体审美感受最终体现了群体审美意识。
这一切表明，“五四”新文学，虽以强调客观再现和提倡现实主义为一大特点，但是，如果忽视同一时期主观表现倾向文学充分发展的事实，则是不能全面正视历史的表现。实际上，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学，惟其是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两种文学倾向的共同发展，是现实主义同其他“主义”的相互消长，才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学在打破传统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向“多”的方面发展的新气象；同一道理，“五四”新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它的最重大的意义便在于文学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自由，有了多角度、多层次发展的机会，使文学以正视现实、面对生活和关注人生为轴心，形成广泛多样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中国文学在反映客观现实与表现人的真情实感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所谓“五四”文学的优良传统，也不应仅仅看做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
中国在“五四”时期有过个性解放的历史阶段，有过在这一阶段出现的主观表现充分发展的文学思潮，这些同欧洲在中世纪以后的社会和文学现象相似的情形，还包括中国人重新拿起在几百年前欧洲人使用过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和文学“武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个性解放的时代与主观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深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