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就其题材本身说，并非时代生活的主流，也很少诗史因素，但是，剧作中各阶级阶层人物之间乃至血缘关系之间的矛盾纠葛，与历史的、社会的矛盾关系糅合在一起，人物的性格既有复杂性、多面性，又有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基本规定性，这就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补充了人们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长篇连续小说，虽然写的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现象，但作者要把自己认为“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反映出来的雄图，和他创作中表现出的对生活观察的全面理解的深入，对“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等等研究的透彻和熟谙，以及表现的浑厚、细腻，描写手法的娴熟，都表明，“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①也许正由于描写内容的关系，李劼人的小说没能产生像其他作品那样重大的现实影响，但他的小说所具有的艺术成就，无疑是中国文学在客观再现生活方面达到新水平的有力证明。这个时期，巴金、老舍、曹禺创作的重要性，正在于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20年代后期文学在人物塑造中那种强调共性轻视个性，强调社会普遍意义轻视个别特征和偶然因素的缺欠，增强了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不重复在人物命运的把握中向单一方向发展的模式，揭示了人物在处于异质环境时性格的合逻辑的发展变化，注意塑造蕴含历史因素的人物性格。高觉新的终于不能离“家”，祥子的最后堕落、蘩漪的发疯和陈白露自杀，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人性含义交融的特色。作家在当时对人物所作的某些似乎悖于社会普遍心理倾向甚至伦常观念的处理，曾经遭到过责难，但却符合生活本身的复杂性。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连作家本人后来都试图弥补、修改的“缺点”却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优点，这再一次证明了现实主义的胜利。
30年代，鲁迅和茅盾，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密切注视着复杂生活的实质性变化，并做了深刻的反映。鲁迅后期不潜心鸿篇巨制的制作，但他的杂文却以极其广泛的取材和灵活多样的手法，在整体上显示出一种伟岸恢宏的气派。他的伟大和独特，表现在他对社会现实的毫不掩饰的深刻揭示，对时代特质进行历史性、哲理性的思考，对人的灵魂的“拷问”等等，并不因其改变创作手法和文体样式而减弱，反而因他的创作使杂文这种文体获得了特殊的文学意义。茅盾曾一贯强调地要反映社会“全般”的理论的同时，由他自己作了成功的实践。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春蚕》《林家铺子》等，通过都市、农村和商镇生活情景的描绘，展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30年代的历史图景。这些作品，不仅以宏大的规模、广阔的生活画面有力地反映出时代的复杂面貌和壮阔波澜，而且将脉络清晰的理性分析付诸细致缜密的艺术描绘，透过作品主人公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等的命运，人们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紧紧扼住中国民族工业咽喉的怪异图画，“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畸形现实，和民族工商业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凄惨景象。这既揭示的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也是对有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主题的艺术表现。
抗曰战争爆发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担负着新的使命，曾经有力地配合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但同时，它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就是，文学在及时紧密地配合现实斗争、发挥其特殊的作用的同时，能否创作出具有强烈现实感又有充分历史感的作品，这关系能否保持和继续提高现代文学水平的问题。
毋庸讳言，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从整体考察抗战爆发后的创作全貌，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总的向前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严酷的现实在这时并没能使作家的创作枯竭，相反，它孕育出许多新的创作内容，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这表现在：第一，一大批革命作家，选择足以反映时代特征和现实本质的生活题材，多侧面多角度地描绘着抗战开始以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第一阶段的故事》(茅盾）、《火》三部曲（巴金）、《心防》《法西斯细归》(夏衍）、《丽人行》(田汉）等等，大都在普通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剧烈变化中，表现不同阶层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和整个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以及人民的斗争精神，特别像老舍的《四世同堂》这样的杰出巨着，以其深沉的历史感和众多典型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部被征服者的“痛史”。在这部着作中，可以感受到，鲁迅曾用力探索的“国民性”的主题不但真正被继承，而且具有新的含义和开掘深度。而像《腐蚀》《茅盾》《寒夜》《第四病室》《憩园》《巴金》《升官图》《陈白尘》、《雾重庆》《宋之的》等，则深刻地控诉和揭露讽剌了反动政治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阴暗腐败的本质，对社会特点观察认识的明确性、透彻性，以及作者在处理素材中所表现出的对未来历史发展趋势的敏锐性，都是这类作品的突出优点。第二，这一时期，有一批作家在恶劣的政治气候下，转向描写敌后游击区、沦陷区、“阴阳界”、“小城风波”、“乡村土劣”和知识分子的苦闷等等，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大规模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生活，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层、阶级的人物形象，描绘出旧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的现实画卷；艾芜的（山野）等长篇，则表现抗战时期中国农村“人民自己起来抗日”的战斗历程及其心理变化，并揭示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乃至宗教矛盾互相交织的复杂社会关系而黄谷柳的（虾球传）通过一个流浪者的坎坷经历和走向革命的曲折途程，展示种种社会世相。这些作品大都注意以整幅画面来反映时代的变迁，有的作家还有意识地试图使作品具有社会和时代缩影的特征。如齐同的（新生代）是要“将从一二·九到七七北方青年的思想变动忠诚地告诉读者”。郁茹的（遥远的爱）“是想介绍在现社会中艰苦挣扎的女性底一部奋斗史”。（财主底儿女们）的作者路翎说：“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这是要牵涉到中国底复杂的生活的在这种生活里面，又正激荡着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暴。”不管作者最后奉献出的是什么，他们力图深入历史、直面现实的自觉的艺术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一些现代作家对文学客观再现生活的认识和探索是在较深刻的层次上进行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李有财板话》《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骤雨》《种谷记》《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作品，以崭新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新的时代生活。惊天动地的武装斗争，翻天覆地的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解放区工农业战线的创造性劳动，以及那些小门小户人家日常生活的深刻变化，构成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的壮阔画面。尤其重要的是，一些作品不仅表现了人民群众在这一伟大历史过程中的战斗身影和英雄壮举，而且深入揭示了他们心灵上的历史性变化。其中赵树理的某些作品（如短篇《邪不压正》等），以严肃冷峻的态度注视着土地制度变革之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以明朗欢快的基调表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送别过去，当家做主人的乐观情绪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敏锐而又深沉地揭示出一部分人由被压迫者变成当权者之后的心理状态和新的欲望，反映出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惰性，特别是小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农民心灵上的印记。这些都表明，解放区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时代，在自己独特的描写领域内，对新的社会生活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映，为中国新文学谱写了新篇章。这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个必然发展，又是新的开拓和前进，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伟大转折时期产生形成，随着深刻的时代变革而发展变化，它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最大的生活内容一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更加自觉、直接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特别是当激烈的社会矛盾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实践中去的时候，现代文学以它巨大的思想性和广阔的社会内容，以它昂扬的战斗激情和革命精神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文学对时代变革内容的及时反映、文学敢于直面现实的战斗精神，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巨大的认识价值、教育作用和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美学意义，构成这一时代文学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可以说，就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就文学在反映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以及就作家对这两方面认识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以往其他时代的几十年文学史都不能与中国现代三十年文学史相比拟。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倾向的强化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倾向的强化，既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一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对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传统文学的反叛同时又受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复杂因素的强烈制约（其中政治斗争的因素尤为重要)。这些因素产生了两种直接效果即：从客观的积极意义上来说时代发展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与文学自身向客观再现倾向变化趋同一方向，它不断地促进和“强化”着客观再现文学倾向；从消极方面来说，同是这种“强化”作用，使得客观再现文学有时偏离艺术发展规律，限制其水平的提高有时使文学对自身缺点的克服变得异常复杂和艰难，产生了现在看来是比较重大的偏差和缺欠。而在政治的功利目的强烈影响文学的时代，这些矛盾又不能为文学自身所克服和解决，其结果，文学紧紧追随时代，不断反映发展中的现实社会现象成为一个优点，现实主义受到了独尊，保证着文学不脱离生活但同时，又造成文学长期以来对生活的反映多停留在政治层次或表面现象上，不能深入历史底蕴，作家个体艺术上的追求也被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这些又严重地影响着客观再现文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又是这个时期文学不能否认的历史局限，这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文学作品的主题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使得不断开拓出新的文学主题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特点但是，从整个现代文学史发展来看，在文学主题问题上却又常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随机性和概念化的现象；缺乏对重大主题的深入思考探索，与缺乏主题寓意的丰富性、多义性，具有某种因果关系。
本来，侧重客观再现的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应是经由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描绘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提出社会历史性主题，揭示生活的底蕴，同时应该渗透进作家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它所提供的认识价值往往使作品成为特殊形态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因之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都曾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追求和迫切的渴望，力图把处于伟大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同祖国未来、人民命运和民族前途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理解和表现。这一内在的重要因素，使得许多看起来似乎根本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联系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描绘着中国现代的形象，展示出一幅幅色彩各异的社会生活画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厦的构筑，铸进了数以百计的进步作家共同追求的成果。也正是这种共同性，使得现代文学中所描写的题材现实而重大。从“五四”前夕《狂人曰记》问世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发表，文学涉及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革命道路问题“个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结局问题、城市个体劳动者命运问题、土地制与农民命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中国现代社会中重大的现实课题。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所提出和揭示的主题，就其重要性和现实性来说，足以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触及的主题相比拟。这是可以引以为豪的。
然而，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跟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开掘出新的文学主题的同时，在对这些主题揭示的深度方面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对一系列重大主题缺乏集中的探索和深刻的哲理思考，缺乏多层次多侧面的掘发表现；一些本来蕴含深刻历史因素的主题因多种原因常常被迅速更替或导致中断，或者轻率地被视为“过时”和作出简单的结论而不屑一顾。比如，关于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探索，鲁迅从开始新文学活动就把探索国民灵魂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并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的小说的历史性成就与对这一主题的独立思考和杰出表现密不可分。同时，鲁迅由于把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一主题的意义远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它所具有的历史哲学含义和寓意超越性决定了这不是一个很快就“过时”的课题。但是，20年代前期中期，鲁迅小说的意义不被一些人所认识和理解，以至进行苛刻的批评和否定，其重要原因正是认为鲁迅小说的主题过时了，“死去”了。待新的文学运动兴起，许多作家已转而开拓新的主题去了，对此不再感兴趣。随着创作题材的变化，作品内容的变化，一些作家的笔触离开了揭示国民灵魂的角度。后来虽有如老舍的《猫城记》《四世同堂》和部分短篇，张天翼的《鬼土日记》，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小说程度不同地继承了探索“国民性”的主题线索，但这些作品在这方面的价值却也长期不被理解。类似的情况，如个性主义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等，一些仍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终结”或有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