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京所领导的是起义军中声势最大的一支，当然更是女真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目标。义军的人数虽是不少，然而编成未久，缺乏训练，如果独力来抗拒久征惯战的女真铁骑，那是一定要遭遇到困难和危险的。因此，辛弃疾向耿京献计说，应当归附南宋政府，以便在它的节制下，和南宋官军遥相配合；一旦如在山东实在无法立足，即可将全军调往南宋辖境之内，改编为南宋政府的正规军。
耿京同意这一建议，便由辛弃疾起草了一封章表，并送往附近义军首领王世隆、张安国等人处，他们同意后也都在章表上签了名。接着，耿京便派遣起义军中的诸军都提领贾瑞为代表，去与南宋政府接洽。贾瑞是蔡州人，是在耿京起义之初便率众来归的，在起义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耿京。然而贾瑞是个不识字的人，也不懂得拜会皇帝和将相大臣时应有的一些仪节，他害怕到南宋行朝之后，皇帝或宰相有所询问而不能对答，因而提议要加派一个文人和他同去。义军中的文人既只有辛弃疾一人，耿京就派遣辛弃疾与贾瑞同行。另外还有十来个随从人员。
1162年的正月中旬，贾瑞、辛弃疾等人经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县）到达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不但会见了将相大臣，而且被皇帝赵构“即日引见”。贾、辛两人向赵构面诵奏章，说明了要归附宋廷的意愿，并报告了山东地区的军事现况。一切所要接洽的事全都顺利完成，宋廷授予耿京以“检校少保”的官衔，并正式任命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诸人也都分别给以官衔，使他们仍回山东去向耿京传达朝廷的意旨。
校勘记
①《宋史·辛弃疾传》中语。
②见章颖《南渡四将传》中之《魏胜传》。
3缚取叛徒张安国
完颜雍做了金国的皇帝，在完颜亮被杀于扬州之后，他向南宋重申和议，依旧维持1141年所订的和约。对于中原和华北地区，他首先从“安定”社会秩序着手，部分地除去完颜亮晚年所行的一些苛暴政令，尽量诱使各地劳动人民各还本乡本业，企图借此缓和这一广大地区正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颜雍的这些政策并没有施行得很久，在几年之后便完全改变了。但在推行之初，却立即部分地收到了他所预期的一些效果：忠义民军当中的大量农民都要离营还乡，继续耕种他们的小块土地去了。极少数的首领们因为经受不住金政府的威逼和利诱，竟也动摇起来，打算变节投降了。
曾经在归附宋廷的章表上签了名的张安国，本也是山东地区一小支起义军的首领，是在耿京节制之下的。在贾瑞和辛弃疾既已“奉表”南下之后，他却和金人勾搭起来，金人许以重赏，许以官位，要他把耿京杀害掉。张安国联络了耿京部属中的一个动摇分子邵进，竟在很短的时日内对耿京下了毒手。起义军经此事变便大部溃散，未溃散的一部分便被张、邵等人劫持着去投降了金人。接着，金人便用张安国去做济州（今山东省钜野县）的知州。
贾瑞和辛弃疾等人经由楚州回到海州（今江苏省东海县东北），在那里才得到耿京为张安国所杀的消息。辛弃疾和当地军将李宝、王世隆等人商议，非把叛徒张安国捉获治罪不可。王世隆也愿意和辛弃疾同往，遂即约集了忠义军人马全福等共五十人，骑马径向济州奔去。他们到达济州，立即要与张安国会面，其时张安国正与部属酣饮，猜不透他们的来意何在，便出而相见。辛、王两人连忙把张安国缚置马上，声言要他出郊议事，并向济州的驻军宣称，南宋的十万大兵立即到来了，劝告大家从速起义。驻军中有很多人原是耿京的旧部，所以当场便有上万的士兵起而反正。辛、王等人便率领这上万的人马渡河而南，向着淮泗地区直驰，渴不暇饮，饥不暇食，一直到渡过淮水才得休息①。
张安国先被押送到建康，后又送往杭州，在那里审明了他的变诈反复罪状，便把他绑赴刑场斩首。
在此以后，辛弃疾被南宋政府派往江阴军做签判去了。
校勘记
①以上皆参据章颖撰《南渡四将传》中之《魏胜传》、洪迈的《稼轩记》和《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人物》。
南归后的最初十年
1宋兵在符离的溃败
赵构在做了三十五六年的皇帝之后，感到有些厌倦了，便在1162年的夏季传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眘（死后被追尊为孝宗）。
赵眘即位以后，改变了赵构在位期内对金的屈服政策，要以武力去恢复中原，起用主战派的张浚为枢密使，把用兵的事情完全委任给他。张浚是一个书生，言大而夸，将略实非所长。1163年夏，张浚用李显忠和邵宏渊为正副主帅，渡淮而北，分别占领了灵璧县（今安徽省灵璧县）、虹县（今安徽省泗县）、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宿州（今安徽省宿县）诸城。刚有了这些小小的进展，李显忠和邵宏渊二人及其部队之间却已发生了摩擦，士兵因犒赏不均而失去斗志，将佐之间也不再能上下相辖，及金方大兵开来，宋军在符离（在今安徽省宿县）地方乃不战自溃。士兵和丁夫等十三万人皆掉臂南奔，蹂践饥困，死亡无数，器甲资粮也全部丢弃，以致若干年来所积储的军需物品扫地无余。
主战派的人物在符离兵败之后陆续被排斥出南宋政府，主和派的人物和议论又在南宋政府中抬了头。
2御戎十论”（即“美芹十论”）
主战派的张浚等人在符离溃败之后相继离开了南宋政府的时候，也正是辛弃疾在江阴任签判已经期满之日。紧接在他卸任之后，南宋政府究竟曾否又授予他新的职任，我们现时无从查知。但不论南宋政府对辛弃疾如何不加重视，而辛弃疾之热切地关怀着祖国的命运，要在这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贡献其个人的智能以谋拯救，却是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的。在宋廷又陷入低沉气氛中时，他又挺身出而独抒所见，对宋金对立形势和军事斗争的前途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写成论文十篇，统名之为《御戎十论》或《美芹十论》，于1165年送呈宋廷，要以此来重新唤起和提高宋廷君臣们的战斗情绪和胜利信念。
论文的前三篇，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以为它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有“离合之衅”可乘。原因是：由于女真统治者把辖境扩张得太大，在中原地区又尽量施行其种族压迫政策，以致辖境之内矛盾重重。故地广财丰不但对其作战实力无所补益，反而因矛盾之加强而更削弱其军事力量。例如，就其军队编制而言，其在中原所签发的汉军，“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槌剥之酷”，怨愤所积，一遇战事发生，当然要反戈相向。对塞外契丹诸族丁壮，金人也都是以极苛酷的办法加以驱遣，“诛胁酋长，破灭资产”，迫令从役；他们远在塞外，既难于调集，在被强迫从命之后，不待抵达前线便全已中道逃窜了。故其军队数量虽多，却也有不少溃败因素存在着。再则在女真屯田军大量内徙之后，霸占中原人民的田产牲畜，迫令当地人民从事于征战、运输、营筑之役，遇有诉讼则必是女真胜诉而汉人枉屈。在日久天长，怨已深、痛已巨、怒已盈之后，各地汉人便“相挺以兴”，从事于反抗斗争，其后虽大都不免于溃散，但被压迫的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却仍是不甘心顺服的。就敌人说，这是他们辖境内的一种衅隙；就南宋说，这却正可作为恢复中原的凭借。
论文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其实力，从事于作战的准备，以便能抓紧时机完成恢复大业等事提出了意见，并作了具体的规划。首先，他以为必须破除士大夫间的一种谬见：“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必须把这种谬见彻底破除，然后才可以有信心，才可以谈自治。在自治方面，他主张应先做迁都金陵的准备，并且停止对金人交纳岁币。这样对内既可以“作三军之气”，对外也可以“破敌人之心”，造成一种进取的气势，“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之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其次，他主张把从北方来归的军民安置在两淮，家给百亩，并给以室庐、器具、种粮和杂畜，分为保伍，加以训练，无事时是力田的农民，有事时便成了抗敌的兵将。这样在淮南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便可大大加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主张要主动地“出兵以攻人”，而不要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于自己之地。但主动地进攻却也应该避免“浪战”，因而他更具体地指出，出兵攻金应先从“其形易、其势重”的山东入手。根据辛弃疾的认识和估计是：山东的民气是劲勇的，金国在山东的军事布置是比较简略的，而其地又距离燕京甚近。兵出山东，山东之民必叛金而为宋军内应，如是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既被攻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便有可能了。
在这十篇论文写成之后，为要向皇帝递送，辛弃疾又写了一篇进书的札子。在札子当中，他概括地指出，自从对金作战以来，宋方一直陷于被动，也一直不曾有意争取主动，而这就是历次战争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从秦桧实行其丧权降敌的讲“和”政策以来的二十多年之内，对国防实力和士气民心都尽力加以摧毁和压抑，其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更是异常酷烈的。和这个相比照，辛弃疾便又提出，由于张浚之竭力主张而发动的1163年的对金战役，虽然是“胜不虑败，事非十全”、最后且以在符离地方的溃败结果而告结束的，但这次终还是宋方争取了主动，终还表现了一些“生气”，终还使得二十几年以来的萎靡疲塌气势得到了一次振奋和刺激。因而，是不应当为了这一战役的小小挫败而即改变甚或放弃恢复中原的根本大计的。根本大计既须着着进行，他在这十篇论文中所指陈和建议的一切便也应当受到皇帝和当国的将相大臣们的采择。
这时正在符离溃败之后不久，所以辛弃疾的这番议沦，不但是当时主和派的人物所不敢设想，即在当时主战派的人物当中，也同样不敢再对战争前途作这样明确的估计和判断。这也就充分表明，不论在如何困难的局势之下，这个年轻人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是丝毫也不会动摇的。
3歌词创作活动的开始
1168年，辛弃疾被南宋政府派做建康府的通判。
建康是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战略据点，在这里既设有行宫留守，也设有军马钱粮总领所。当辛弃疾到建康就任时，行宫留守是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是叶衡，他们在当时都算是很显赫的人物。此外，这时在建康任江东路的监司等职的，还有赵彦端、韩元吉、严焕和丘崈等人，也都是士大夫中很有才名①的。
负荷一路军民财赋重任的大官员既都聚集在建康，一个做通判的人物便显得渺小不足道，在商洽一路军政大计时，不论就“官守”或就“言责”来说，全都是没有他的份儿的。因此，这个闲散职务所实际安排在辛弃疾身上的，便只是参与大官员们的游从宴会、酬答唱和，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帮闲工作。然而这却给予辛弃疾一个发抒其歌词创作才能的机会。在这里，他开始了诗歌创作活动，也确定了在此后永远以此名家的长短句的写作方向。
而且就在这类游从酬唱的活动当中，辛弃疾也是随时随地都不忘记提出他的打击敌人、恢复中原和复仇雪耻的愿望的。例如他在为赵彦端祝寿的《水调歌头》一词中有句云：
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在史正志的宴席上所赋《满江红》一词有句云：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登建康赏心亭而写与史正志的《念奴娇》词中有句云：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
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在另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所赋《水龙吟》词中有句云：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这样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使得这个不满三十岁的辛弃疾，在一些已经享有文名的士大夫集团当中也显露出头角来了。
校勘记
①以上皆参据《景定建康志》。
4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
任建康通判未满三年，在1170年辛弃疾因人推荐而被皇帝赵眘召见于延和殿。赵眘问了他一些什么，他答了一些什么，现在我们全都无法考知了，旧史记载这事只说“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看来他这次向皇帝所奏陈的，大约还是他前此在《御戎十论》中所已经提出的那些。
召对之后，辛弃疾被调进南宋政府做司农寺的主簿。
这时候，虞允文正在做南宋政府的宰相。辛弃疾投归南宋之后，他的志节、干才和言论风采，曾得到南宋王朝许多文武大臣，特别是有志于恢复旧物的几个人，例如叶衡、王淮、虞允文等人的赏识。然而其中最受到辛弃疾的敬重的是虞允文。虞允文不仅有志于恢复，而且是在抗金战争中建立过功勋，在采石打败过金主亮的侵略军队的人。在当时一般高级官员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有朝气、敢任责、敢做事的人。从南宋政府一次关于用兵恢复的会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虞允文的意见和刘珙等人的意见是如何尖锐地对立的：
乾道年间的某一天，宋孝宗赵眘召集了宰辅大臣们商讨恢复之计，做“同知枢密院事”的刘珙首先发言说：
复仇雪耻诚今日之先务。然非内修政事，有十年之功，
臣恐未易可动也。
做“知枢密院事”的虞允文起而驳斥说：
机会之来，间不容发，奈何拘此旷日弥久之计？
且汉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数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谓十年修政之功哉！
刘珙又说道：
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测之危而无所顾；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轻重之势岂两君比哉？①
正是因为虞允文所抱持的是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所以他才成了辛弃疾最为崇敬的人。辛弃疾把实现其打击金人、恢复故物的强烈愿望，主要都寄托在虞允文的身上。当虞允文做了南宋宰相之日，辛弃疾就向他陈述了有关“恢复大计”的九项建议（《九议》），而在全文的前言部分，他首先给予虞允文的主张以大力支持，而对刘珙的意见的危害性，也大力予以揭发。他说道：
搢绅之论，党同伐异，一唱群和……于是乎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曰“吾爱君，吾不为利”，曰“守成、创业不同，帝王、匹夫异事”。天下未尝战也，彼之说大胜矣；使天下果战，战而又少负焉，则天下之事将一归乎彼之说，谋者逐，勇者废，天下又将以兵为讳矣。
《九议》中所谈的主要问题是要求确立恢复的规模。其中的一些具体建议是：
一、对敌的斗争应当“无欲速”，应当“知所先后”，并且必须“能任败”。也就是说，必须有远虑和成算，谋虑既定，不应以小胜小败而辄有改变。他认为“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和“论战者欲明日而亟斗”，以及一遇挫折便改变成算的做法，都是只能坏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