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仪女士一直关心本书的编辑工作，先后针对本书的编排体例、版式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专门为本书撰写跋文，在此深表谢意。而关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会在未来再版中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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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
沈先生除编撰《中国历代服饰图录》（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名为最早在历史博物馆进行编撰时的定名），还有十几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在进行着，如“狮子在中国”、“妇女坐具”、“熊经鸟申”、“扇子的衍进”、“玻璃史话”、“螺钿史话”、“铜镜史话”……其中关于“扇子”的研究，1978年时本准备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沈先生还为此写了后记。后来先生又因调入社科院历史所等一系列工作，而使得出版事宜搁置下来，他也全心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校对整理中。“扇子”的研究最终在2005年由万卷出版社出版。
这些物质文化史的工作条目繁多，细致严谨，是沈先生一贯的研究方式，也是我跟随沈先生的契机，在这里引入沈先生当时对这段研究的记述及对于扇子”研究的概述图表，作一份插注：
在日常器物中，有千百种东东西西，和大多数人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有的地区，常年都少不了它；有些方面，又明确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时间早可上溯到两千年以前，如“便面”式扇子对于东南亚或印缅影响。近也有了千把年的历史，如“折叠扇”、“白松扇”来自日本、高丽对中国的影响。）又还有直到如今，每年新的生产数以千万计，作为中国手工艺品，分散于世界各国，继续发生普遍广泛作用的。
但是关于这些事物本身的历史，文物工作者，大都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采取个较新的，也较切实的态度，试来进行些探索性分析综合工作，得出些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不是以为问题小而平凡，值不得注意；就是觉得由唐到清，书上有的是各种记载，想明白它，查查书也就成了，哪还算得是什么问题？其实，所谓“不是问题”，也许恰恰就“是个问题”。因为知识若只限于书本，常由于辗转抄撮，真伪虚实参半，实不大得用。书上没有的，更不会凭空得到“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同工农业生产建设，出土新文物以千万计，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布局，都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崭新的物证：或丰富了历史内容，或纠正了历史谬误（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于文献记载，进一步得到证实肯定）。这还不过近于一个开端，不久将来，出土新文物肯定还将增加千百倍。
一个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认识的史学工作者，稍稍和这份无比丰富现实材料发生接触，都必然会感到眼目一新，不能不承认照过去搞问题方法，是大大不够的。或许会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只近于官定的“通史纲目”，主要内容，只涉及社会上层的矛盾变化，取予得失，所占分量极大。至于维持这个伟大国家机器运转，千千万万人民的千年万载劳动生活现实，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文化成就贡献，以及对于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却着墨不多，未免过于简化了“历史”。特别是关于“物质文化史”的进展，简直可说还像是一个“空白点”，实有待从另一角度分门别类来进行大量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明确的认识，对于贯穿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阶段，所有劳动人民共同努力，重要发现和发明，如何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过程，作出崭新的判断。若依旧照传统方法，来谈中国物质文化史，是永远接触不住问题，得不到正确理解的。
至于一个文物工作者，他面对现实，将更加会感到老办法难解决新问题。从大处说，比如历来上限六千年的黄帝传说，和面对达八九千年一堆新的骨石木角陶生产工具的出现，旧传说就已经动摇，历代考古学者把新石器出现，估计在一万年左右，也都已因之得从新考虑。就小事说，比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古坟竹筐中发现了两把竹编半翅形扇子，发掘报告中只轻轻一笔带过，好事者又诧为稀有事物。其实若联系砖石刻画做点比较工作，就会明白它比棺上那个招魂引路幡也可说还重要一些，因为恰恰是唐初博学多闻颜师古注《汉书·张敞传》提及的“便面”。以“扇子应用进展”作例，这种扇子且在两汉魏晋间约四五个世纪还是生产主流。随后魏晋南北朝才有“纨扇”、“羽扇”、“塵尾”、“塵尾扇”等继续出现，代替了它的地位。纨扇在唐代成主流后，先后形象也还不同。北宋以来，传自高丽、日本的“白松扇”、“折叠扇”，逐渐代替了较前一切，而取得新的地位。
这些事事物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发展和彼此相互关系又如何？若只知单纯引书证书，当然不易得到明确具体印象。若结合部分实物和图像，作些比较分析，对于这类问题的真实发展成就，才会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若再把眼光放宽一些，用大量图像为主，适当引申文献作注释，从正反两面去求证，所得知识将会完全不同。试用这么一种探索研究的方法，作出的估计和判断，由于材料分散难于集中，仍难免会有错误。但方法无疑将是较新的，接近于唯物的。可望不断充实以新的内容，取得认识上的进展和突破，弄清来龙去脉的。
所以我这个小文，和近三十年搞的其他丝绸、锦绣、印染加工、纸张加工、漆器、铜镜、服装……做的一系列小问题，内容虽不同，性质却相差不多，大都只不过一种常识性探讨，远远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只由于业务需要，接触的问题比较杂，因此试就起居服用方面，依据手边所有，或见闻所及，把一些应用器物历史，试为分门别类排排队，做些图解性说明。若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对国内年纪较轻些的文物工作者，又还稍微有些启发，还将继续做下去。目下待收尾完成的题目，有十来个，可望继续进行完成的也有十来个。如体力许可，工作条件又稍好一些，争分夺秒地做去，也许还可望完成计划中另外一部分。
最后一点，或许只能当成一种理想希望，怕不大可能实现了。因为这十多年在“四人帮”阴谋活动篡党夺权反复折腾下，我所有点点工具书和积累得来的图像资料，大都被一些在“四人帮”的小伙计狂热冲动下，用个“代为消毒”的绝妙名分，几几乎乎已全部散失。一家三代六人，又还被用各种不同名义，被迫、被哄，分散到湖北和其他各处，用意存心就是让我在一个陌生荒村里老病中死去完事。可巧的是在高血压二百五十，低血压也高达一百五十情形下，我偏偏又还不死去。
在一九七二年回去旧居后，还感到对后来人有责任待尽，于是收拾残破，又慢慢地在难于设想困难情形下，把工作继续下来。（由于独自一人在十一平方米小房中乱书堆里工作，房中本来相当阴暗，为了检查材料便利，连窗带壁全钉的是大小图像，房中未免黑得出奇，白天也得把荧光灯拉开，因此很容易忘记时间早晚。幸亏同院住的几个老大妈，因为听不到我房中有一点声息，担心我生命或已报废，在天明后还见房中灯光闪亮，总是极轻脚轻手走进窗边敲敲窗子，知道还在桌子边图像堆里，才放了心。不是送茶送水，就是告我时间，提醒我应当回到相隔约两条街两站车路、年近七十的老伴的另一住处去吃饭。照习惯，我是前后已四年都是吃一顿带一顿，回来加热送下肚子了事的。相熟亲友都觉得代我难堪，以为我有些神经不大正常，因为很有些不仅神经正常而且异常聪敏的老同行老同事，日子都混得蛮好，凡事吃得开。）
且今后还可望从各方面帮助下，重新加以收集、编排、整理，总还得要一两位既耐烦得力，又准确敏捷的好手相协助，把它分别摹绘出来，由我根据它一一加以注解，材料也才顶用。这些工作总的看来，大都不过是些七零八碎小问题，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若善于运用，也许在文化史、艺术史，以至于文学史各部门，都可望起点竹头木屑一砖半瓦之用，也说不定。社会既在发展中，以论代史的方法论，终究会失去意义。但是习惯势力也决不会一时即可望消失其作用，至少在本世纪内还将有一定市场。
所以，我这些平凡工作，大致还应当把希望缩小些，实事求是些。除了像是一个业务上还不够格，而年龄却已非退伍不可的博物馆说明员，企图把个人有限生命，试就本业学习中经常接触到的、有待一一解决的小问题，尽力所及来进行些常识性探索，为比我年纪还轻的同事尽点应尽责任外，只寄托点点希望：这类小文在同行少壮中，还能起点“抛砖引玉”作用。乐意采用个同样朴素学习态度，做些“接力赛”的准备，把目前文物研究中千百个冷门空白点，一一加以填补，克服困难，取得应有进展与突破，才可望把文物研究工作带进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一部“中国通俗劳动文化史”，也才有可能在这份成果上，打下个物质基础。
这个小问题所有图像，绝大部分是由王亚蓉、张孝友两位好友持久热情，而又耐烦认真逐一摹绘完成的。特别是王亚蓉出力最多。实取自历史博物馆张毓芬同事的摹绘稿。雍正四妃子中一图，和另外一小部分杂图，则转摹自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同事完成待印的《中国服装资料》图版部分。此外还有姜俐、鲁双芹二同学，也热心协助过工作。所附图表，则成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王之手，并且在本文及图表中说明，提供过许多宝贵意见。这小文若对于读者还能引起一点好印象，劳动成果全是他们的贡献。我只不过把图像大略时代排出个秩序，并就图像分别加些简明解释，由于年老体衰，记忆力失灵，其中疏忽错误处，却统应归我负责。
沈从文
一九七八年四月末五四前夕
于北京新窄而霉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