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到修慧女士的电子邮件，告知11月里沪上将为赵家璧先生百年诞辰举办活动。修慧女士是赵先生的次女，年长于我。她在邮件中委我代寻赵先生的一篇旧文，拟用于编纂《赵家璧文集》，同时也问我届时能否到沪。
赵先生与父亲（王仰晨）同是献身于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人，虽然人生历程全然不同，虽然相互间相识恨晚，却终因意气相投成为终生挚友。赵先生早年凭借他的学识和卓见，从中学的校刊编辑做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知名编辑，又与作家老舍共同创立了晨光出版公司，他的编辑和出版成就，主要是在旧时代、在私体经济中完成的；父亲早年只是间断性地做过编辑和出版工作，成为职业编辑的时间是在1956年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他的成就主要是在新中国、在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完成的。我注意到，在父亲真正厕身文学编辑行列之时，赵先生从事编辑出版事业的高峰已经完成。
在赵先生方面，主持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晨光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是他对中国新文学和出版所做的最大贡献。在父亲方面，编发《茅盾文集》和《巴金文集》，编发《青春之歌》等小说，编辑《天安门诗抄》，主持编辑1981年版《鲁迅全集》、参与编辑《茅盾全集》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编辑《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是他完成的主要工作。
赵先生比父亲年长13岁，二人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不用说此前他们相互早有慕名，父亲对赵先生尤其敬重有加。眼下无从确知他们初次晤面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是在70年代的后几年间。赵先生写给父亲的信，现存15封，父亲写给赵先生的信，现存12封。赵初次写信给父亲是在1976年4月6日，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极为关注，此信长达三千余字，措辞很客气。他在抬头的一段写道：“仰晨同志：久仰大名，恨未识荆。从朱嘉栋同志那里才知道鲁编室现由你负责领导，给我的信就出自你的手笔，因此一直想写封信给您。因为从人文总分社的关系而言，我们也可称得上是京沪同事，虽然现在人文分社已并入上海人民了。上月初，延边大学中文系章新民、陈琼芝两同志由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友雄同志伴同来舍看望我，章同志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委托他来看我的，还说了一些客气话，这使我更加感激，更下决心与你交个朋友。（信中称谓或不一致，谨保持其原貌。）”信里接下来回复了鲁迅著作编辑室问询的一些工作问题，从中可知此前父亲已经为公事给赵先生写过两封信，但没有用个人的名义。
赵先生从1977年开始写编辑生涯的回顾文章，先后完成了五个集子，它们是《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编辑忆旧》（1984）、《回顾与展望》（1986）、《书比人长寿》（1988）和《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1991）。这些作品为研究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舒乙曾在纪念赵先生的文章中说，“他有两个辉煌，一个是良友，一个是晨光”。我认为也可以说，早年的编辑出版和晚年的写作，是赵先生一生的两个辉煌。赵先生在他作品的《后记》及与父亲通信里，一再提到过父亲给他的鼓励，同时又三番五次地现身说法，忠告父亲不要仅仅埋头做编辑工作，一定要自己写一些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心是与事业相连的。
1987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创办了“中国韬奋出版奖”，据说名单产生的过程艰辛而漫长，其间颇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许将来有人会著文讲述其中的曲折吧。我并不知道赵先生当时作为版协的副主席，在这件事上面起过什么作用，我知道的是，曾有位高权重的人试图影响这次评选的进程却未能如意。赵先生在这年9月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韬奋奖给奖大典已举行，全国各报都已发表得奖者名单，我兄大名高居首位，据我个人私见，你的得奖是受之无愧的，在此向你衷心祝贺！”赵先生强调父亲在入选者中取得了最高票数，有句话他说了不止一次，我想现在披露出来可能也不至于有太多的不妥了，他的意思是十名入选者中，他真正赞成的只有父亲一个人。
赵先生晚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我过退休生活已近二十年，朋友间通讯往来者不多，但屈指计算，像你这样关心我的老友，没有第二人。最近我从《新闻出版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报导的主要内容是今年第三届韬奋奖的十名得奖人名单，同时附有第一、二届得奖人名单，其中第一届的第一人是你，第二届的第一人是我。看来虽然是无意的巧合，但也说明我们两人在个人事业上是真正的同志（1993.5.28）。
修慧女士在她的文中说，“父亲一直关注着王叔叔的工作，王叔叔也乐意将他在编辑过程中的苦衷向父亲倾诉”，她还注意到两点，一是“王叔叔非常关注社会问题，他默默地观察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为之担忧，为之困惑，他的许多想法常会推心置腹地向兄长倾诉。”二是“王叔叔确实把父亲当自己的亲兄长那样关心着。在这些信中，将近一半是岁末、年初写来拜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内心的真诚和处事的细腻”。“最后一封信写于父亲逝世前两个月，那时，给父亲写信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自1994年母亲去世后，爸爸的身体日渐衰弱，反复地住院，收到这封信时，他已经好久没有写过字了，他要我代笔，给王叔叔写他的最后一封回信，一月后，他又住院，再也没有回来。”修慧女士在这里说到的年末通信现象，我也观察到了，而且不限于与赵先生的通信，我知道这是因为父亲日常积压的事务太多，有时会欠下信债，而他又是心细并且心重的人，未偿的债总会压在他心上，所以常在年关时进行清偿。
1997年，父亲去上海参加文汇图书出版社的一个活动，我曾陪同。记得某日有暇，我们到虹口鲁迅纪念馆看过朋友以后，他引领我从甜爱路漫步下来，不很远便是山阴路。这里的鲁迅故居是早已来过的，却不知道赵家璧先生也住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全长只有里许，赵宅与鲁迅故居所在的两条弄堂相隔仅数十个号码。父亲对我说，以往到上海，赵宅总是要去的，可赵先生已在年初故去，赵夫人更先于他过世，这次就不想去了。他语气虽平静，神情却黯然。他此行是为贺巴老94寿辰及一本书的出版而来，以他那善感的性情，此刻伫立在亡友门前，内心不知转过了多少念头？我以手轻抚他的后背，沉默地陪着他，心下祈祷他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他想做的事情。翌年初，父亲为《赵家璧先生纪念集》写了《怀念赵家璧同志》一文，赞赏赵先生是编辑出版行的通才，推崇他的敬业精神，也忆及在赵宅小客厅里茶话的情景，忆及赵先生两度为自己联系入住医院的热诚，忆及与“家璧兄长”直抒胸臆的通信。
2004年父亲去世后，我与修慧女士取得了联系。知道我有心整理父亲的遗作，修慧女士专程跑去上海鲁迅纪念馆，从该馆赵家璧专库中找到已经捐赠的旧信计12封，一一复制给我，并写成了《读王仰晨给赵家璧的信》一文，刊在《出版史料》2006年第1期，后来我再将她此文编入了《王仰晨编辑人生》一书。
很期待11月里能实现沪上之行，期待再去走走那些说不上谙熟却十分亲切的洋场街巷，期待去拜会几位父辈的朋友和世交的朋友，当然也期待与修慧女士会面，共同缅怀赵家璧先生。
200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