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7日是个星期六，天气不错，从维州的住处驱车去了华盛顿。早已习惯对白宫和国会山视而不见，此行只为看看双橡园。
找路稍稍不顺利。找到了才发现，其实这里与国家大教堂（圣彼德和圣保罗大教堂）近在咫尺。这条没有多长的小街名字是WoodleyRd，姑且称之为伍德里吧，除去我们一行二人，看不到一辆车一位行人，说它冷僻比安静更准确。
双橡园的门口，铁栅栏门是紧闭的，看得见满园翠绿，却看不清建筑的全貌。在门前留影时，把石柱上镌刻的门牌“3225TwinOks”也拍了特写。
3月里的《世界日报》刊出过一帧图片，是一只狐狸在和熙的阳光下漫步，背景是初开的梅花，地点就是双橡园。7月里的《世界日报》刊出过一条消息，是女留学生苏雅文在DC被汽车撞伤，先后截去了双腿，但她很快开始借助义肢学习走路和驾车，并计划如期完成艺术管理硕士论文；为她的事，若干台湾侨团在双橡园开恳谈会。
试试按下门前的对讲机，问是否对游客开放，里面的声音和气得有点儿让人意外，答案却让人沮丧：“请先到“代表处”登记才方便接待，抱歉啊。”去代表处？有种沉睡了4年的警觉，立时从大脑皮层深处被唤醒，想到可知与不可知的麻烦——还是不要多事吧。
这里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官邸，那个声音所说的“代表处”，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的台湾驻美代表处。
此园建于1888年，占地18.1英亩，一说19.5英亩，占地面积略大于白宫。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可以上溯到独立战争时期的将军佛瑞斯，后由国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赫巴德买下，请来名建筑师艾伦兴建房屋。建筑是“乔治复兴时期”风格，内有26个房间。赫氏的第二位女婿是电话发明人贝尔，也曾在园内居住，据说就是在这里做研究和发明了电话，他制成的第一部电话现在是园中书房的陈列品。
1937年，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向赫氏的后人租借此园作为官邸。1947年，驻美大使顾维均以政府名义买下此园，到1978年，共有九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官邸设在这里。1979年美中关系的改变导致了美台关系的改变，出于最后一位大使沈剑虹的建议，台湾政府以象征性价格将它售予了高华德参议员主持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中国之友协会”，同时授让的还有麻省大道的大使馆及武官处两处房舍。1982年，双橡园仍由台湾政府收回。此园的名字，得自房后的两株橡树，现存的橡树已不是原物，分别是在叶公超和钱复任上补种的，叶公超于1958－1961年间任驻美大使，钱复于1982－1988年间任驻美代表。
1986年，这所建筑风格据称为华府地区仅有的院落，被美国政府列为古迹。
天将正午。高高的围栏内，那幢为草木掩映的三层楼房，不无神秘地隐在庭院深处。园内没有人迹，也没有狐狸。驻足这所百年老园的墙栅之外，看看它眼前的空落，想想它往昔的辉煌，任谁也无法不生感喟吧。
以我来说，最关注的园中故人，不是名声最大的洋人科学家贝尔，而是中国文人胡适。
上世纪中国燃起抗日烽火之初，胡适临危受命，出任了驻美大使，1938年10月到1942年9月住在此园内。他以没有外交经验的一介书生，真的在这个位置上报效了国家。他利用在美国的声望，巡回发表演说，借以激发美国人的正义感，日本《东京日报》气愤地说，他在利用演讲引导美国加入对日作战；反对美国因珍珠港事变卷入战争的历史学者毕尔德认定，美日最后交涉的失败，实由于胡适的影响（傅安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那么我们就知道，站在中国的角度，站在历史正义的角度，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置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非同小可。
胡适后来有一句话深合我心，他说，“假如我要批评我们国家的政治，应该在台北批评，而不是在纽约”（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有了他的话放在那儿，就稍稍不惧别人笑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了。在美数年，有时看到那些“不同政见者”的言论，有时在游览地突然被人扯一下袖子，为的是塞给你一册什么功的宣传页，感受总是有些复杂。
胡适卸任后，在1943年10月27日作有《双橡园追忆》二首：
其一窗前两棵七叶枫，三秋日日赛花红。康桥红叶虽然好，终让他们来梦中。
其二雪夜独坐月到窗，窗上藤影龙蛇绕。一声“剥铎”破万寂，藤花豆荚爆开了。
诗虽不见得高明，毕竟是他在双橡园生活的余韵。
双橡园所在的伍德里，此刻仍是如此安静。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福特这些座上宾，来了又去了，云集的冠盖聚了又散了。这条小街这个庭院，见证了中美关系那么多的过往变迁，值得中国人永久记住，个人未能入园的遗憾，倒也没有什么要紧。
20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