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集》（上下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1976年8月的事。在此之前，结集出版的鲁迅书信约有7种，其中收录鲁迅书信最多的是《鲁迅书简》，由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出版，收入书信867封；其次是《鲁迅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收入书信334封。新版《鲁迅书信集》收录鲁迅书信1381封，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信96封，另有收信人姓名未详的2封和散见于书刊的片段16则；印数165000套，其中精装本60700套，另有少量特精装本。在稍早的同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鲁迅日记》（上下卷）。这两种鲁迅著作的出版，算是给十年****中萧条的出版界带来了一线生机，也为荒芜的读书界吹进了一丝清风。但是编辑部门的工作人员，却有过一次惊魂经历。
当年的9月16日，时任人文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王仰晨，接到了国家出版局的电话传唤。晋见之时，上司的训示相当严厉，指出了《鲁迅书信集》书中多条“严重的********”：一、《出版说明》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二、没有点名批判刘少奇和周扬的罪行；三、没有说明为什么收入了鲁迅给坏人的信；四、在《致****中央》一信的题解文中，没有提“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而是采用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最后的指示是，在印厂的书要停止发送，已经发到书店的书要停止销售并收回，已经寄给一些研究者或有关单位的书要全部追回。《出版说明》要重写重印，成品书要由工厂重新改装。
事实上，《出版说明》的原稿是曾经送呈出版局诸领导审阅的，并且几次催询过意见，但是没有获得任何答复，而书籍的出版总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事发之后，没有人出面说明这一情况，王仰晨也是有口难言。
重写出来的《出版说明》，篇幅比原文整整多出了一页，用它和原文进行对比，可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修订文增加的部分大致如下：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高度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黑体字也是修订时特别加的）……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些书信是鲁迅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一九三五年致****中央的贺电，热情地表达了鲁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依赖和爱戴，表达了他得知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的重重包围，胜利到达陕北后的兴奋心情，因此它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
在鲁迅书信的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十分重视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由于周扬等“四条汉子”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并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竟对这些书信肆意砍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扫除了鲁迅书信出版工作的障碍。在毛主席迭次号召学习鲁迅的推动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鲁迅书信的搜集、整理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在这些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些是胡风等坏人。由于鲁迅全部书信的内容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和他鲜明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未作取舍，都予辑入。
除以上部分之外，基本就是个别词句的改动了，写作日期也由1976年5月改成了8月。在这些增加和改动的部分中，正面突出的是******，反面突出的是王明、刘少奇、周扬，鲁迅本身的价值退居末位，重要的只是对这正反两方面的烘托。
书中《致****中央》一信是一段电文，题解的原文为：“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这被指为是采用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可能是改动书中正文的技术难度太大，所以未作改动。
现存若干学者致王仰晨的信中，也有对此事的反映。可以想见，当时北京的鲁编室感冒，远在南方的几位老先生好像也咳嗽了。兹按时间顺序引用上海的赵家璧、杭州的黄源和正在黄山休养的唐弢书信片断如下。
唐弢在9月22日信中说：
“……今天收到社里来信，要我将《鲁迅书信集》寄还，说是《出版说明》有误。这很使我为难。第一，我这次仓促出走，什么书都没带，此间更是无处借书，疗养院只有一部《黄山志》，还有不全的二十四史十几种。得《书信集》后，非常高兴，我想详细读一读，一来为写传，二来摸一摸思想发展线索，有书可据，有事可做。第二，我阅读注释时，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无材料可查，得力于书信不少。现在《且介亭杂文》尚未看完，如将《书信集》寄还，等于缴械。考虑再三，想到一个办法，既然误在《出版说明》，就将《说明》撕下寄还，请您向社里说明一下，这样我可以不中断工作。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爱书的人，不愿撕掉，但为出版社可以统一安排，只得这样做，并请出版社原谅。以后补给我两张《说明》就是。”
赵家璧在9月25日信中说：
“……蒙你社寄赠新出《鲁迅书信集》精装一部，不胜感谢。此书装帧印刷，都属上乘，内容较《书简》多半数以上，可见你们花出了极大的劳动。本月上旬，上海市委统战小组通过上海市政协给了我一项任务，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写一篇对台宣传稿。这是党给我的光荣任务，虽然有十多年不写文章，总算花了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题为《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四千字文章，于十三日交上去了，是否可用，何时何地用何方式发表都不知道，因文中提到许多书信，为供领导参考核实起见，我把《鲁迅书信集》下册，连同一本《鲁迅全集》一起送去了。十八日突然接到你社来信，我因一则下册不在手边，二则出版说明印在上册，所以第二天就把上册挂号寄京，谅早收到，如果需要我把下册也寄回，请来示，当照办。”
黄源在10月5日、30日信中说：
“……犯错误是难免的。你又忙又紧张，容易出错。……新《出版说明》有便掷下”。
“……上次《书信集》未寄还，我是看透这批鬼捣乱，但终在四十逝世周年前夕揪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出版说明》已交叶兄。……”
那时鲁迅作品的注释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赵家璧、黄源和唐弢三位先生，各抱老病之身参与了对注释的校订，为新版《鲁迅全集》出力甚多。而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像他们一样共襄此项文化工程的专家学者所在多有，楼适夷和孙用两位先生，也在私人通信中表露过对此事的不解。
巴金在9月25日信中也宽慰老友：
“知道《书信集》的说明受到批评。我早已得到你们编辑室寄来的信，第二天就把书寄回去了，虽然我已在书上盖了章签了名。你受到批评，不应当灰心。有错就认错，错了就改。对自己要求严一点，也会有好处。水平不高，不要紧，慢慢地提高嘛，而且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够提高，边做边学，边学边改。心情开朗些，想得远一些，据我看，即使受点委屈，也不要放在心上。我觉得能够为鲁迅先生著作的传播尽一点力，能够为革命做一点工作，这是幸福。工作未做好，不管是谁的责任，既然自己参加了，自己多负点责任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能使工作做得更好。不要把一点委屈放在心上，继续愉快地做下去吧，尽自己的力，但要注意身体，不能把身体搞垮，因此必需做到心情舒畅。我想鲁迅先生若在，他对你这样工作一定会满意，一定会鼓励你。……”（文汇出版社《巴金书简——致王仰晨》P．84）原《出版说明》经过修订和重新排印以后，不得不请印刷厂为将近17万册的书换页，将书中原有的《出版说明》页撕去，粘贴新印的《出版说明》页。修订后的《出版说明》中“胡风等坏人”的写法，显然不是书面用语，不知是审阅者后来加上去的话，还是编辑者受到训斥后写出了如此不像样的文字。这项无益的举措，徒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干扰了出版社的正常工作秩序，伤害了鲁迅著作编辑、注释者的工作热情。据笔者了解，此事造成的经济损失，使王仰晨先生深深自责。而在政治方面的教训，则未闻他提及。回想起来，在往昔的政治气候下，意识形态问题的不可知性，也并非有过教训后便能独善其身的。稍后的11月17日，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曾有信给他说：“仰晨同志：你的检讨信已读，有关的同志也都看到了。主席教导：‘错误改了就好’，我希望你遵照主席指示努力去做。你对自己所作的检查，对我也是深刻的教育。鲁编室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望你带领同志们努力学习理论，努力工作。具体任务将来再谈。对我有什么意见、批评或建议，今后希望不客气的提出来，帮助我进步。”
与这部《鲁迅书信集》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起初，国家出版局曾将此书的印数限定在200部，限定为工作用书，这种无视读者需求，无视经济成本的指令，对于“**********”是如何革文化的命，也是一点说明。后来因为周海婴就鲁迅著作出版问题上书，得到******正面的批复，国家出版局才通知出版社自定印数。
当年10月，四凶殄灭。
次年1月，《鲁迅书信集》再版印刷了205000套。所以存世的《鲁迅书信集》版本有三种：第一种是没有经过换页，采用原《出版说明》的原版本，量极稀少；第二种是经过换页，粘贴了新《出版说明》的版本；第三种是采用新《出版说明》的重印本。
200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