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安得列夫同一作品的两个中译本《红笑》和《红的笑》，在1929年引发过译者有无抄袭、两位译者谁抄袭谁的争论，是新文学史上不大不小的一桩公案。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鲁迅、梅川，有程鹤西、张骏祥，出面争论者主要是鲁迅与程鹤西。论者一般认为，程受此案影响较大，并由此退出文坛转学农业，完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甚至程本人也表露过这种看法。笔者不是新文学的研究者，只是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一份文字材料，才注意到这个话题，在看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之后，想到不妨把手边这份材料贡献出来，顺便也说说自己的想法。
除鲁迅外，循例对案中人稍作介绍。
梅川（1904～？）浙江镇海人。本名王方仁、王以芳。1926年在厦门大学国学系成为鲁迅的学生，与崔真吾、俞荻等人成立泱泱社。1927年11月与鲁迅、柔石、许广平等人成立朝花社。后王方仁之兄开设的教育用品店在与朝花社业务往来中涉嫌欺诈获利，王方仁去了德国，不知所终。
程鹤西（1907～1999），湖北安陆人。本名侃声。农学家。曾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一九一八年随父进京，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年专意于水稻，成了水稻种质资源专家。……常在《晨报？诗刊》、《小说月报》、《华北日报》、《新中华日报》发表诗文和译作，很早就显示出才华、意趣和风格，好像是应该就此始终与文学一途了。但到底没有。也许和鲁迅先生的那一场小误会影响了最终的选择……”（扬之水《初冬的朝颜？序》）。作品《野花野菜集》、《初冬的朝颜》、《居京琐记》等，在2002年合编为《鹤西文集》。
张骏祥（1910～1996），江苏镇江人。笔名袁俊。导演、剧作家和理论家。1927年至193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获美术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江安国立剧专，先后导演了《蜕变》等剧，创作了《边城故事》等剧本。编导过《白求恩大夫》等影片，导演过电影《翠岗红旗》，著有《袁俊戏剧集》、《张骏祥电影剧本选集》，翻译有《富贵浮云》等话剧和电影剧本。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电影局副局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副主席等职。
案发当时，案中四人有三人在不同场合公开表明过看法，只有张骏祥，是五十年后才在书信中对此案有所说明。下面借他写给唐弢的这封信，回顾一下案情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我在中学毕业那一年，曾和同班同学程鹤西（即程侃声，鹤西是他的笔名）一起翻译了俄国安德列夫的《红笑》，是从英译本译的。当时把译稿寄给了北新书局。书局的负责人李小峰复信说准备出版，并寄了稿费几十元。等了几个月未见出书。不久看到《小说月报》上刊出了梅川译的《红的笑》（后来由北新书局出了书）。鹤西同志把稿费退还给北新，并在《华北日报》上写了篇文章对书局不满，怀疑书局曾把我们的译稿给梅川看过——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大约是有人去找鲁迅先生讲了什么，不久鲁迅先生就写了《关于〈红的笑〉》（后收入《集外集》），批评了鹤西同志，语气之中甚至怀疑是我们剽窃了梅川的译文。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我们寄稿在前，在《小说月报》发表《红的笑》之前不知道有梅川的译稿。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见到许广平同志曾说起此事，广平同志叹口气说：“鲁迅先生上当的事多啊！”以后我也未再问这件事。现在正在重新编纂鲁迅先生全集，我想这篇文章也会收入，因此感到有必要把事情经过申述一下，请求编委会设法加上诠释，以免后世误会。不知是否可以？程侃声同志是有成就的水稻专家，现任云南省农科院院长。关于《红笑》这事的经过，李健吾同志也可以证明，我们后来曾把译稿交给健吾的令兄办的歧山书局出版过。
梅川译《红的笑》，北新书局出版
此信是专为陈述这件往事写的，时间是1980年10月25日。唐弢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随即把信转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唐弢在转信时并没有表明他自己的意见，只是说：“我收到张骏祥同志从上海寄来一信，对鲁迅所作《关于〈关于红笑〉》（收《集外集》）一文中提及程鹤西的事有所说明，因为这本书是他和程鹤西两人合译的，附上供参考（1980年10月27日）”。想来是因为张骏祥写信的时间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发稿的时间太近，或不排除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他所提出的申诉，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并没有得到反映；又因为这信是夹在许多陈年的私人旧信之中，想来王仰晨在事后也已经忘记或无从查找它，未能提供给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所以在新版全集的注释中也没有得到反映。
程鹤西后来从文学青年转而成为农学家，这对其个人或民族的意义，肯定不像鲁迅从医学转入文学的意义那么重大。但是，究竟是不是《红笑》一案促成了他的转向，是不是鲁迅促成了他的转向，还是有必要探究清楚的。
关于这一点，迄今所见是众口一词的。比较温和的说法是，“也许和鲁迅先生的那一场小误会影响了（鹤西）最终的选择”（扬之水《初冬的朝颜》序）；比较尖锐的说法是，“为了那本《红笑》，年轻气盛的作家，与文坛宿将鲁迅之间，起了一场在鲁迅不算大，在鹤西却不能算小的纠葛，最终导致了他离开了文坛。”（韩石山《他为什么离开文坛》）。但是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得出是鲁迅促使鹤西弃文学农的结论。要判明这件事，先要确定鹤西是何时开始学农的，再要分清学农与务农（姑且将农业科学研究也归为务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看鹤西自己是怎样说的：
我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也是很偶然的，好像是我毕业的那年，父亲罢官南归，因经济困难，准备不上学了。正在这时我翻译的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姊妹篇《镜中世界》在北新书局出版，得了170元的稿费。因此又想留在北京上学，但这时所有学校招生都结束了，只有北平大学农学院第二次招生，我就去报考，取了个第一名，就是这样上了农学院的。（1989年5月1日致乃翔信）这是鹤西本人的说法，他转向学农的原因就在这里。是不期然获得的译稿稿酬，使他有可能继续求学，而这时只有农学院的门向他敞开。在同信中鹤西还说，“农学院比燕京、清华费用也少得多，也是原因之一”；他又说，“我所以学农，除了前面说的偶然机遇以外，我和鲁迅先生的笔战也是促成原因之一。”其实这两段话中说及的原因，前者可以成立，后者却不能成立。因为他在同信中说，考入农学院“正是北伐胜利前后”，也就是在1927年，而他与鲁迅的纠葛是发生在1929年。说他1927年学农是受到1929年《红笑》案的影响，显然于理不合。
再看旁观者是怎样说的：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是鹤西写作最旺盛的时期，他不但写了很多情感真挚的诗文，而且翻译了嘉乐尔的《镜中世界》、德国赫斯的《梦幻与青春》以及彭斯的抒情诗。他的创作与翻译是齐头并进的。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回湖北安陆（他的故乡）做救亡工作去了。（蹇先艾《秋日怀鹤西》）蹇先艾是程鹤西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又同是文学青年常有往还。如果他的文章可以成为依据，那么可以看出，鹤西“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已经是在学农之后，并贯穿于他的大学时期，延续到了三十年代初。也就是说，鹤西“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在他选择学农之时还没有开始，在《红笑》案发后也并没有结束。这就说明，不仅所谓因《红笑》案转向学农无从说起，因《红笑》案离开文坛也不是事实。
搞清了鹤西转向学农与《红笑》案与鲁迅皆无关系以后，再来看看他选择务农是否与鲁迅有关。学农与务农，应该不能当成一件事来说的，一般而论，选择了学农以后，虽然不排除仍有弄文或是其他的选择，然而以务农为业是更为顺理成章之事。鹤西何时从农学院毕业，毕业后就业何处，在《鹤西文集》和他人文章里都未见明确叙述，所以无法确知他毕业以后的行迹。虽然无法确知他的行迹，但既然学农并不意味着他离开文坛，那么假定他毕业后即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或教学，也同样不意味着他离开文坛，由此也不能说他选择务农与鲁迅有关。然而那以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未闻鹤西有文学作品问世，事实上他是从文坛销声匿迹了。那么是什么让他离开文坛的呢？
笔者认为，归咎于战争是比较合理的解释。这在上面引用的蹇先艾文中也交代得明白：“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回湖北安陆（他的故乡）做救亡工作去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鹤西才重又给叶圣陶先生寄去过自己的诗集和译作，但都因为销路问题未能付梓。战争爆发对每个人的命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投笔从戎或实业救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改变了的环境和报国的心情，都让人难以在书案前安坐了吧。我们看到，战争过去以后，昔日的作家又拿起笔在从事翻译和创作了。如果他的作品顺利问世，焉知他不会在弄文的路上走下去？战争比之论战，对人的影响显然要强大和实际得多，然而或许因为战争是全民承担的，而论战是一身承担的，以至连鹤西本人都忽略了前者对自己的影响。
至于《红笑》案中各方争论的抄袭行为是否存在，或是存在于哪一方身上，当时既无法得出确切的说法，事隔80年之后，要想做出有凭有据的结论就更困难了。然而如上所述，无论抄袭是否存在，无论其真相如何，都不能得出鲁迅促使鹤西离开文坛的结论。程鹤西后来对鲁迅作何认识，自然是引人关注的，但现在所能看到的，也只有只言片语而已，在短文《追忆知堂老人》里面他说：“作为‘五四’时代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要一点不受周氏兄弟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自然也不例外，真正懂得他们，则是中年以后的事了。鲁迅先生我认为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于苦雨翁我所取的是他的人文精神。”另外在《鹤西文集》中，时有借助鲁迅的话对事物作正面说明之处，可以看出作者对鲁迅始终保持着敬意。笔者由此想到，那些在鹤西弃文务农的问题上，持有归咎于鲁迅的论点的人，如果是出于误会则不必坚持了，如果是出于其他目则应该自省了。
200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