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
（一）
我的母亲对我的一生没有任何影响，她认为我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因而不爱我，她将要再嫁之前，就已把我完全交给了外祖父，他从《圣诗集》和日课经开始了对我的教育。后来，七岁的时候，送我上了学。我在学校学习了五个月，学习得不好，我憎恨学校的制度，也恨同学们，因为我总是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我在学校感染上天花之后就辍了学，以后再也没有复学。这时我的母亲患急性结核病死了，外祖父也破了产。外祖父家是个非常大的家庭，因为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都同他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除开外祖母这位善良得令人惊叹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老太婆外，谁也不喜欢我。我终生都将带着热爱和崇敬的感情怀念她。我的舅父们都喜欢日子过得痛快，也就是喝得、吃得又多又好。喝醉之后，通常是互相殴打，或者是与客人打（我们家里的客人向来是很多的），再不就是打自己的老婆。一个舅父打死了两个老婆，另一个打死了一个老婆。有时候也打我，在这样环境里谈不上任何智力的影响，况且我亲属都是半文盲。
八岁那年把我送进鞋店当“小伙计”，但两个月后，我被滚开的菜汤烫了双手，被老板打发回外祖父家。伤愈后，外祖父把我送到远亲绘图师家做学徒，但过了一年，由于非常艰难的生活条件，我从他那里跑了出来，跑到轮船上给厨师打下手。他是近卫军的退伍军士，米哈依尔·安东诺夫·斯穆雷，一个有着惊人的体力、粗鲁、读过很多书的人，他唤醒了我读书的兴趣。在这之前，我厌恶书籍和一切印刷物，但是，我的教师用打骂和爱抚迫使我相信了书的伟大意义，爱上了书。第一本使我高兴得发狂的书是《大兵如何搭救彼得大帝的故事》。斯穆雷的整整一个箱子都塞满了大多是皮革面的小开本书，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图书馆。那里既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也有埃卡尔特高森的书，既有《同时代人》杂志，也有安·拉德克利福的书，有1864年度的《火花》杂志，也有《信仰的盘石》，还有小俄罗斯语的书。
从生活的这个时刻起，我开始阅读所有落到手上的书籍；从十岁开始写日记，把从生活和书本中得到的印象记录进去。后来的生活各种各样，非常复杂；我离开厨房，再度回到绘图师那里，以后卖过圣像，在格里亚齐－察里津铁路做过守夜人，烤制过面包，住过贫民窟，几次徒步游历过俄罗斯。1888年，在喀山生活时，第一次结识大学生们，参加了自学小组。1890年，我感到在大学生们中间没有找到自己应做的事，又去旅行。从尼日尼走到察里津，穿过顿河区、乌克兰，进入比萨拉比亚，又从那里沿克里米亚南岸到库班，到黑海。1892年10月，我住在梯比里斯，在那里的《高加索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特写《马卡尔·楚德拉》。我受到很多赞扬，返回尼日尼后，我尝试为喀山的《伏尔加信使报》写短小的故事。报社都满意地接受并登载出来。我把特写《叶美良·皮里雅依》寄往《俄罗斯新闻》——也被接受并发表出来。或许我在这里应该指出，地方报纸发表初学者的作品，容易得确实惊人。我认为，这应该表明，或者是编辑先生极为善良，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文学嗅觉。
1895年，《俄国财富》（第6期）登载了我的短篇小说《契尔卡什》，《俄国思想》杂志（不记得是哪一期了）发表了对它的评论。同年的《俄国思想》刊出了我的特写《错误》——似乎没有反响。特写《苦闷》1896年发表于《新语》杂志，评论见《教育》10月号。翌年三月，在《新语》发表了特写《柯诺瓦洛夫》。
（二）
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样学习写作的？
我既直接从生活中得到印象，也从书本中得到印象。前一类印象可以和原料相比，后一类印象可以和半成品相比，或者，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而打一个粗浅的比方：在前一种场合，我面前是一头牲畜，而在后一种场合，则是从牲畜身上剥下来的一张经过精制的皮革。我从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很多益处。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残暴而又吝啬的人，但是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从没有像我在读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之后所认识和了解的那样深刻。欧也妮的父亲葛朗台老头子，也是一个吝啬、残酷、大体上同我的外祖父一样的人，但是他比我的外祖父更愚蠢，也没有我的外祖父那样有趣。由于同法国人作了比较，我所不喜欢的那个俄国老头子就占了上风并高大起来了。这虽然没有改变我对外祖父的态度，但它却是一个大发现——书本具有一种能给我指出我在人的身上所没有看见和不知道的东西的能力。
乔治·艾略特的一本枯燥无味的小说《米德尔玛奇》，奥尔巴赫、施皮尔哈根的作品，告诉我在英国和德国的省份里，人们并不是完全像我们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的史威斯丁斯卡亚大街上的人们一样地生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不见得就好得多。他们讲着同样的事情，讲着英国和德国的钱币，讲着必须敬畏和爱戴上帝；可是他们也像我所住的那条大街上的人们一样，大家并不相亲相爱，尤其不喜欢那些跟他们周围大多数人有点不同的特殊人物。我并没有寻找外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我寻找的是他们的差异，但却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
我的外祖父的朋友，破产的商人伊凡·休罗夫和雅科夫·科杰尔尼可夫，以萨克雷的名著《名利场》中的人物一样的口吻议论着同样的事情。我根据《圣诗集》学习读书写字，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具有一种优美的音乐般的语言。当雅科夫·科杰尔尼可夫，我的外祖父和所有的老头子互相埋怨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就想起大卫王在上帝面前埋怨自己的逆子押沙龙的话，而且我觉得老头子们在互相证明如今一般的人，特别是童年，生活得越来越糟，变得更加愚蠢，更加懒惰，不肯听话，也不敬神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都是一派谎言。狄更斯描写的那些伪善的人物也是这样说的。
（三）
我从前读书当然没有什么系统和次序，完全是碰到什么读什么。我的主人的兄弟维克多·谢尔盖耶夫喜爱阅读法国作家克沙维爱·德－蒙特潘、加博思约、查孔奈、布维爱的“低级趣味”的小说，读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后，他接触到那些带着讥笑和敌视的态度来描写“虚无党人－革命家”的俄国小说。我也阅读了符谢·克烈斯托夫斯基的《盲目追随的一群人》、斯契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无处可去》和《结怨》、维·彼·克留什尼科夫的《海市蜃楼》、皮谢姆斯基的《澎湃的海》。当我读到那些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毫不相似的人的时候，我感到很有趣，这些人可以说是那个邀请我和他同去“遊逛”的犯人的亲戚。当时，这些人的“革命性”自然还不是我所能理解的，而这也正是这些作者的目的，他们尽用一些煤烟来描写“革命家”。
偶然落到我手中的是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这两篇短篇小说。当波米亚洛夫斯基给我指出的小市民生活的“难堪的贫乏”和小市民的“幸福的贫乏”的时候，我虽然只是模糊地觉得，但却仍然感到忧郁的“虚无党人”总比安逸的莫洛托夫好一点。读了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作品以后不久，我又读了查鲁宾的一部最枯燥无味的书《俄国生活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我在书中没找到光明面，可是黑暗面在我看来是容易理解而且讨厌的。
我读过无数的坏书，然而它们对我也有益处。应该知道生活中的坏的事物，像知道好的那样清楚和准确。应该尽可能知道得多些。经验越是多种多样，人就越得到提高，人的眼界就越广阔。
我在相当晚的年代才阅读“优秀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的作品。列斯科夫的惊人的知识和丰富的语言，无疑曾影响了我。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和精通俄国生活的专家，这个作家对我国文学的功绩还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安·巴·契诃夫说过，他从列斯科夫那里得到许多教益。……
二十岁左右，我开始明白，我所见过、经历过和听过的许多东西，都应该而且必须告诉别人。我觉得，我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与体会和别人不一样，这使我惶惑不安，情绪不稳定，爱好说话。甚至当读到像屠格涅夫这样的巨匠的作品时，我有时也想，《猎人笔记》中的主人公们，我也可能用不同于屠格涅夫的方法来讲，在那些年代，我已被认为是一个有趣的讲故事的人；搬运夫、面包师、“流浪汉”、木匠、铁路工人、“圣地朝拜者”，总之，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们都很注意地倾听我讲。我讲述我所读过的书时，我越来越发现自己讲得不正确，歪曲了我读过的东西，从自己的经验中给它加添了一些什么东西。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活中的事实和文学作品在我的心中融合成为统一的整体。书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一种现象，它也是活的、会说话的东西，它在和人类已经创造出和正在创造的一切其他东西不一样。
知识分子在听了我的话之后就劝我道：
“写吧！试一下看！”
——摘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附记]
这里选编的材料主要反映高尔基早年生活和读书的经历，而这一切正是促使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动因，并成为他后来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可见，丰富的生活阅历是成就一名优秀作家的关键。他的早年经历后来反映在他的《童年》和《在人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