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布里南来说，或许最难以理解的是博格做完手术之后的新生。先锋公司董事会成员、曾目睹过两人交恶的伯顿·马尔基尔说：“在博格传位给布里南，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时，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没有呼吸机的支持，博格连几步路都走不动。等做完手术，拥有26岁年轻心脏的博格好像又获得了新生，甚至重新打起了壁球，这可真是让人惊讶不已。显然，如果早知道手术会成功，他肯定不会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话虽如此，但心脏移植手术在当时还是一个新事物，患者身体排斥移植器官的可能性随时都可能出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雷蒙德·克拉平斯基说：“我记得在手术前，博格走进办公室跟同事一一道别。他对大家说：‘我走了，要去换一个心脏。’博格眼里含着泪水，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我记得那天大家都非常难过。”
但博格对此提出了异议，说自己肯定会回来的，但不是回来当什么董事会“高级主席”。他说：“我当然会回到先锋公司，当初的约定是，布里南担任集 团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我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他是公司里的头脑，我是董事会的领导。可这个约定并没有维持多久。”面对心脏移植手术的巨大风险，其实不难理解先锋公司员工把博格的离去视为最后告别的想法。杰里米·达菲尔德告诉我：“我对这件事（博格和布里南的关系）有很多想法，但并不想对你提。他们俩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不愿对此作出评论。但是你可以反过来想一想，现在先锋的问题是新任首席执行官和前任一起在领导公司，这种事你听说过吗？我可是头一回见到，简直可以写进美国商业发展史了。”
或许博格的同事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博格的另一位心脏病医生伯纳德·洛恩说：“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如果心脏移植手术成功，博格肯定会充满活力。
事实的确如此，他的心脏衰竭问题得到了解决，装上新心脏的博格就像拳击手一样健康。这种事并不少见，我见过很多移植完心脏的病人生龙活虎地返回到工作岗位，感觉就像他们已经和公司分别了20年一样。心脏移植患者的长期存活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我的一个病人手术之后已经活了30年了。博格以后甚至可以向人们炫耀，自己身上最年轻的部分就是他的心脏了。”
即使布里南和董事会成员无法彻底了解心脏移植手术的医学发展现状，对他们和先锋公司来说显然还是同意博格的最初意见，让他70岁之后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比较好。博格恼怒地发现，后来董事会对好几位成员都做出了工作年龄上的例外规定。例如，伯顿·马尔基尔担任董事到72岁，劳伦斯·威尔逊和查尔斯·艾里斯（Charles Ellis）也超过了70岁的留任期限。博格说：“有些人60岁时就毫无贡献，待到70岁还是毫无贡献。它（年龄限制）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是想对你说：‘你留下来已经没用了。’”马尔基尔也同意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他说：“我也说不好是否支持强制退休的政策，不过认为人到70岁就应该被淘汰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显然，杰克·博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如此，但根据董事会成员的陈述，当先锋公司董事会强制推行这一规定时并没有人表示反对。博格说：“年龄限制只是一个公司政策，政策是可以改变的，但董事会却决定维持这项政策，这肯定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从几年前人人尊敬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普通的张三李四，这种心理落差实在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董事会的意见很容易理解，它要透露的信息是‘我们要面向未来而不是停留在过去’。”或许，董事会决定让博格离开还有某些不为人知的背后秘密。博格有些迟疑地对我说：“我不知道下面要说的事情对这本书是否有帮助，但我想应该让你知道，因为它也和整个董事会事件有关联。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董事会）想为董事推出一项养老金计划，我说：‘那怎么行？养老金计划是给终生服务公司的人准备的，你们一年来公司的时间加起来才60个小时。再说，你们在别的地方（指除了在先锋担任董事）可能还有工作，那些公司可能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养老金计划。我认为独立董事不应该享有养老金计划。’但是，他们还是通过了这个方案，几年后又将其取消。我想他们大概因为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意见。老实说我记不清当时有没有投反对票，不过依照我对自己的了解，当时我可能没有反对，而是投了弃权票。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就想不通。但是，他们那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偏要这么做’的蛮横方式肯定不是征求统一意见的正确方式。这件事情过去几年后，他们就取消了70岁强制退休的规定。”14
无论博格是否把董事会当做了敌对目标，董事会成员对待退休年龄规定的态度似乎并不较真，实际上自从布里南1996年接过首席执行官职位之后，他们早就感到博格时代的车轮已经渐行渐远了。对于博格和布里南之间的争执，有位董事会成员将其称为公司管理过程中“令人心烦意乱的插曲”。他说：“布里南已经为担任首席执行官做好了准备，而且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确非常胜任这个角色。因此，即便博格手术之后重获新生，也没有理由中断布里南已经走上正轨的工作，这是毫无道理的历史倒退。为了避免董事会继续面对这种尴尬，除了提出年龄限制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能让大家都更好地保存颜面呢？”
但无可否认的是，董事会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达到原来和平化解危机的目的，反而让所有人都倍感痛苦，引来了媒体的严厉批评，让大众对布里南产生了毫无道理的憎恶。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巴德说：“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参加博格家族一位成员的婚礼，妻子对我说：‘唉，真不明白博格怎么那么信任布里南，他可真是够坏的。’我问她：‘弗洛伦斯，你怎么知道的？’结果事实证明还真是这样，布里南因为嫉妒与博格反目成仇，当他得知博格手术成功返回公司时，他已经丧失了理智。首先，两人此前几乎都不说话，但布里南心里肯定在想：‘博格这次一定回不来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没想到博格却回来了，我能想象得到布里南心里有多嫉妒和愤恨，但问题是人不能这样做事。他对博格毫不理睬，而博格却总是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想想自己是谁？没有博格怎么会有他今天的一切！”
面对这么多令人头疼的局面，董事会为什么会屈服于公众压力决定延长博格任期，然后又反过来坚持让他在1999年9月退休呢？虽然博格不愿说出后来拒绝董事会建议的原因，但有人认为其实董事会深知博格的脾气，知道他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说白了就是彻头彻尾地做样子给大家看，目的是安抚被先锋公司激怒的广大投资者。至少，《纽约时报》当时刊登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认为的，文章称：“一些业内评论员认为，先锋公司董事会的投票显然是一种维护颜面的举动，目的是希望平息一个月来引起巨大骚动的博格去留之争。”博格当时拒绝了董事会的“好意”，公开表示：“（虽然我拒绝了）这件事毕竟说明他们接受了我的决定。”不过，现在看起来，不管是董事会假惺惺的挽留还是博格义正词严的拒绝，其实都是公共策略而已，是演给广大投资者看的。对此，丹尼尔·威纳的评论是：“不管怎么说，这起公共闹剧总算收场还不错，整个事件就此打住，人人保住了面子，结局皆大欢喜。”15
不过博格并不是空手离开先锋公司董事会的，他辞去高级主席的条件是，公司答应资助他在博格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从事支持股东利益的活动，工作地点仍在先锋创业园内。就这样，博格在胜利大厦一楼得到了一间小办公室，同时请来三位员工（分别是凯文·劳克林、艾米丽·辛德和萨拉·霍夫曼）协助自己，他们既是博格的研究人员，也是他的日常助手，负责处理博格的重要书稿和讲话，为他安排各种社会活动。
博格称，自从1999年离开公司管理层搬到楼下的研究中心以来，他和布里南之间的交流全靠先锋公司董事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来回传达。尽管在各种公开场合两人表现得毫无芥蒂，但实际上或许是因为先前的媒体风波让公司管理者依旧怀恨在心，先锋公司高管其后多年一直都在静悄悄地实施报复。一位公司内部人士告诉我：“有时候来自先锋公司上层的指示实在让人感觉很无耻，公司传达室本来有人每天负责接送博格上下班，但上面知道后竟然禁止这种行为。他们还打算把博格的办公室迁到另一栋楼，离这里有5～10分钟的路程，但是博格不愿意离开这里，他很喜欢看员工们来来往往，喜欢停下来跟他们聊上几句。”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博格又一次充满了新的热情，因为正是在这间和先锋公司法务部同一楼层的小小办公室里，他将以支持投资者股东权益的伟大斗士形象重新在华尔街崛起。实际上，自从离开公司管理层之后，博格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了，他后来完成的带有新观点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互联网时代的投资者对基金行业的认识。丹尼尔·威纳说：“我觉得博格在离开先锋公司之后变成了维护股东权益更有力的支持者。”假如博格是诺查丹玛斯的话，在美国历史最大的牛市期间让先锋走向成功的他肯定不会把1999年年底作为自己管理生涯的结束时间。接下来的十年是投资者眼中的“迷惘十年”，但对博格来说，它却标志着一段新事业的开始。
Nostradamus，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留下以四行体写成的预言集《百诗集》。有研究者称从他的短诗中看到不少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崛起等，其中也包括1999年世界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