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委员长发表通电之第二日，即7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隧道窒息事件的教训”为题，发表社论。对于本案发生经过与善后处理，有扼要之分析，兹录志如次：
“6月5日夜本市大隧道窒息惨案，经审查委员会慎重严密调查之后，制成报告，于昨日发表，该案真相因此大白，过去所有一切传说与臆测，皆可澄清。审查委员会或为负有监督或考核责任机关的代表，或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所以能表现其超然地位与客观态度。该委员会于奉命组织后，调询负责人员，搜集确实证据，调查实际情况，检讨各方传说，最后用科学方法，断定其肇事原因与责任所在，一读报告书，便知其翔实可靠，足为定谳。溯自惨案发生以来，历时四周，以讹传讹，不知有多少误说，流布市上。即如死伤人数问题，人言人殊，其中难免有故意夸大其辞，耸人听闻。今经审查委员会以种种方法断定其确数，则一切谣言皆可不攻自破。又如隧道洞口栅门关闭问题，亦经审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后，证明其·633·
栅门系向外开，且于肇事之前，业经损坏，不能开关。因此，我们更相信无论任何事件，必须经过详密调查，始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流言止于智者，即是此意。
“窒息惨案，实可痛心。今真相既白，责任亦明，负责官吏，案经政府分别处分，则今后问题，首在如何改善管理与改进工程。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及防空洞技术改进委员会，皆已提出报告，察其所述，甚为扼要。我们相信今后欲消除此类惨事，则改善管理与改进工程，必须双管齐下同时并进。以改善管理补救工程技术所不及，以改进工程补充管理所未周。天下并无不能解决的难事，只要专心致志，力求改进，任何困难，皆可克服。就当前环境而论，欲求设备的完善，免除管理的困难，自属不易，何况大隧道容纳人数过多，更有鞭长莫及之感。但我们如能按照管理改善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切实做去，则过去缺陷，皆可逐渐纠正，不独今后不至再发生不幸事件，而且可使市民安心躲避，不致自相惊扰。至于改进工程技术，当然亦为治本办法之一，务宜择其切要，首先改进，力求完善。尤应斟酌人数，设法增辟新洞，使无拥挤之病。该两委员会所提改善方案，或从经验中得来的结论，或从技术上想出的方法，我们切望政府迅速促其实现，勿负专家的苦心和市民的期待。
“本市自建设陪都以来，遭受敌机轰炸，不下百余次，所有服务空袭防护、救济、医疗、抚恤、消防的人员，皆能忠勇尽职，实属难能可贵。每遇敌机滥炸，所投炸弹或烧夷弹，恒以百计。而服务空袭的人员，于敌机尚未飞离市空以前，即行出动，或任救护，或任医疗，或任消防，其冒险精神，即为我国固有侠义的结晶。猛火之中，危墙之下，救死扶伤，不遗余力，故能于极短时期之内，扑灭烈焰，免其蔓延。又能于警报解除后数小时之中，整理被炸区域，恢复交通。至于为被难市民保护财物，挖掘炸迹，亦为我们所共见的事实，谁无心肝，能不感动，这次窒息惨案，防护团员殉职者，亦达18人之多。今后我们市民所赖于防护团救护的，为日方长，故对于不辞辛劳不畏危险的防护人员，应尽量奖励，勿使灰心。不可因一事的过失，而抹杀其全功；亦不可因一人的疏忽，而漠视其全团，这是我们处世待人应有的态度，相信市民一定有同感的。
“全市防空洞的管理与工程，自经此次整理之后，在管理方面可以得到统一的效果，所有过去散漫的弊病，皆可根本革除。在工程方面，也可以得到合理的改造，所有不合建筑原则的防空洞，皆可彻底改善。但一切问题的解决，仍视人力如何而定。所以蒋委员长通电中特别指出：“政府主管有责各员，更宜凛守职责，特别戒慎，不容稍涉怠忽，致生疏虞。”我们亦切望负责人员，对于惨痛教训，应有透彻的认识，务须按照改善办法，努力去做，如有困难，必求解决，勿稍迁延。同时全市市民，亦应与负责当局通力合作，务期在消极方面能做到避难的安全，在积极方面能做到防护的强化，无论敌人运用任何残暴的手段，我们皆有自卫的力量，那么这次惨案的牺牲，不能说没有代价了！”
（选自《四川与对日抗战》）
前晚空前惨剧各方极为重视
市参会请惩办肇事者
（中央社讯）重庆市临时参议会，6日举行第四届第一次驻会委员会，到驻会委员陈铭德、温少鹤、宁芷邨、漆中权、王鸣岗，主席议长康心如，秘书长龙文治。市长吴国桢出席报告5日晚隧道内死伤情形，并谓蒋委员长对此事极为重视，除于6日下午亲往视察，并对死伤家属加以慰问外，并面谕嗣后应采取凭证入洞办法，俾免死伤。康议长临时紧急动议，提出四点：（一）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府迅予查明报告本会；（二）肇事责任究应谁属，查明之后，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请市府严切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四）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各案通过后，全体参议员由市长引导亲往肇事处视察，并对死伤家属一一慰问而散。
（《新华日报》1941年6月7日）
市参会开谈话会商大隧道惨案事
请审查会调查死亡确数
务期真相大白以纾民愤
（中央社讯）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为本市大隧道窒息惨案，特于13日下午5时举行谈话会，到会议长康心如，参议员郑贤书、温少鹤、陈铭德、胡叔潜、宁芷邨、李秀芝、漆中权、王伯康、连稚各、余际唐、王鸣岗、周钦岳、苏汰余，秘书长龙文治等，首由康议长报告参加审查委员会情形，嗣由各参议员交换意见，综结为下列四点：（一）各参议员尽量搜集关于本案实际材料及防空洞改进意见，于本月16日以前交付本会汇转审查委员会及其他两委员会。（二）请审查委员会调查伤亡及脱险者人数，俾得正确之数目。（三）请审查委员会分别召询脱险者及死难家属，以明真相。（四）本会为市民代表，应请议长出席审查委员会，将代表本会同人之意见，务期本案真相大白，责任判明，以纾民愤。
（《新华日报》1941年6月14日）
隧道惨案善后问题
（时评）
谈到5日晚隧道惨案，我们首先要向死难者致沉痛的哀悼！向死难者的家属致亲切的慰问！此次隧道窒息惨祸，死伤甚众，这是一件痛心的大事，本报当即对此事发表意见，为保障民命而呼吁，因遵令未予披露，翌日各报多有所论列，本报对此事又就管见所及，写就时评短评，但均奉令免登，兹以民命所系，事关重大，兹对各方尚未论及之问题一抒所见，以供有关方面之参考。
一、责任问题。此次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中央社即据防空司令部公布，将惨案发生原因，委之于四乡人士狃于固习，来城甚多，致发生惨案，而对防空当局之责任，只字未提，市民甚以为异。查防空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已不止一次。记得去年左营街隧道发生惨案之时，蒋委员长对改善防空设备，保障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即有所指示。不料事隔一年，惨案重演，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可见防空当局并未从此得出应有的教训，作出应有的成果来。渎职之咎，自难辞卸。这几日来，街头巷尾，纷纷议论，对防空当局未自承责任，深致不满。8日蒋委员长对此事之手令，亦指出“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这是很对的。
二、处分问题。蒋委员长手令中对此次惨案，既指出负责当局之责任，又对防空与市政当局处以革职留任之处分，这是完全必要的。惟市民方面，以此次惨案，死伤累累，损失过大，在最高统帅从宽处分，以观后效，原无不可，惟估计到平息民愤，以安人心，当嫌不足耳。而对于像时事新报社评所指出的那种“窒息而死的同胞的尸体所携带的小包或其他什物不复存在”的某些发死人财者，亦应治以应得之罪。
三、善后问题。关于善后问题，最高当局已特令组织本案审查委员会，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参政会、重庆市参议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监察院方面负责代表为委员，兹又指派大员及专家复组防空洞管理改进及工程技术改进两委员会，对此事之重视，可想而知。这些委员会的责任是两方面的：一是对此次惨案真相的彻查；二是对今后改进防空洞设备管理事项的研究。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将惨案真相真正彻查，·043·
关于发生惨案原因、惨案经过、死伤实情（例如防空当局公布损失数字与有目共睹事实大有出入）、死者所遗财物多少、责任所在等等问题，都应彻底查明，不循情，不折扣，公开报告出来。对于今后问题举凡洞内设备、居民入洞手续、宪警在洞内应占位置大小（例如今日本报读者信箱所指出事实）以及管理等等问题，均应有切实而妥善的办法，保障今后不致再有同类事件发生。
最后，数日来，本市同业为市民安全所作的呼吁，亦即是为保存抗战力量所贡献的意见，给当局对此事处理以必要之参考，用意至善，但处境至难。各方事实报道不实不详，引起社会人士不满不安。故宣传当局应给言论以应有之自由，使舆论作正确之报道，庶此次惨案之审查工作，更能获得舆论必要之督促与帮助，以便得出大家所期待之正确结论。
（《新华日报》1941年6月10日）
防空洞通风问题
（社评）
前晚敌机袭渝，发生了窒息惨祸，死伤甚众。这些市民不死于敌弹，而死于窒息，真是可痛！我们对死者万分哀悼，并对主管人员之不能防止惨祸，表示万分遗憾！
公共防空洞的空气问题，本已不是新问题。前年6月11日中山公园下大隧道曾发生了窒息之事，去年8月12日左营街大隧道也曾发生了窒息惨剧，而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不幸！去年左营街之事，本报曾有记载及评论，建议数点改善方法，希望主管当局注意，当时蒋委员长并曾亲至大隧道视察，对防空事务有所指示。即在最近，本报也曾于上月11日发表“读者投书”，讨论到公共防空洞的通风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也不是意外问题，而完全是设备不周与管理欠妥的问题。
本来大隧道的规模宏大，凭藉深厚，敌机再多，炸弹再大，也不能加以损害，而惟一的缺点就是容人太多，洞口太少，容易发生空气不够的问题。大隧道本身既有此缺点，再加上防护人员的处理不善，便会发生惨剧。前年公园下之事，就因为洞内空气不够了，避难者要求出洞透风，而把守洞口的宪兵严阻不准，因而演成惨剧。而前夜之事，又蹈其覆辙。此事责任所在，相信政府彻底查后必能适当地处分，我们关于此点暂不具体评论。而以为尤应注意的，是善后问题，务须得到今后再不会发生同样惨祸的保证。
……我们讨论此事，对忠良市民的惨被（遭）牺牲最感哀悼，而这种事发生本已不止一次，且一次较一次严重，这就证明主管人员有严重责任！现在敌人正加紧轰炸，政府必须有适当切实的方法绝对防止此类惨祸之再现！
（《大公报》1941年6月7日）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郭伟波
1941年6月5日晚上，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发生了一起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
笔者当时亲历惨境，侥幸生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现将现场情况如实写出，公诸于世。
一、日机轰炸下的重庆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视重庆，动用大量空军力量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
重庆是个多雾的山城，每年深秋季节，一到黄昏就大雾弥漫，翌晨八九点钟才雾散天晴。雾季要延续至第二年春、夏间方才结·243·
束，这段时间能见度低，日寇飞机前来空袭的次数比平时少，晚上一般也很少来，重庆市民可以睡得略为安稳一些。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威胁下，国民政府的机关团体都占住了依山的有利地段，建造起各自的防空洞。而一般市民无法可想，只有去钻公用的防空洞，这些公用防空洞的地形都不好，设备尤其简陋。因此，当时很多人都在日机空袭时纷纷疏散到重庆的江北、南岸和近郊去躲避。
二、重庆大隧道的结构和设备
重庆市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市中区的十八梯附近，它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2公里长、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的大隧道，专供一般市民躲避空袭所用。
大隧道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阶梯用石板石块砌成，阶梯尽头与地下隧道接合处有木栅制成的大闸门。每当敌机起飞，并向重庆方向飞来时，下川东一带的监视所即向陪都报警。此时，重庆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出第一次警报，市民闻警即行疏散，大隧道也打开闸门，让市民进去。一旦敌机迫近，响过紧急警报之后，大隧道的闸门便要关闭，由防护团在闸外阶梯上把守，不再让市民进去。
大隧道是抗战开始后仓促修建的，隧道内宽、高均约2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设备。隧道内既无支柱，道壁也未砌砂墙，上面也无水泥结构托顶，什么通风、防火、防毒、医药、电话通讯设备等等，一应俱无。
每遇日机空袭，市民如不到（或来不及去）郊外疏散，均扶老携幼，携带金银细软，进大隧道躲避。原因是一怕被炸死，二怕如果不进洞会涉及“汉奸”之嫌，所以都不愿留在地面上。尽管大隧道设备不好，但它是免费开放的，设备较好的防空洞不是由政府机关专用，就是要按人收费。因此，市中区的市民一般都往大隧道里跑。
三、日机夜袭重庆
1941年仲夏，重庆雾季甫过，停歇了很久的日机夜袭又开始了。6月5日下午6时，空袭警报的汽笛长鸣。笔者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三期受训，全班学员60多人在警报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就匆忙集合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电影院附近的隧道口进入地下。军委会外事班学员本来按规定是可以进入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处所属的另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的，但当时军统内部人事摩擦不让学员进洞，外事班学员才被迫进入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按往常的情况，从发出初次警报到发出紧急紧报多在5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发出后再过50分钟左右，日机便会飞临重庆上空。敌机往往是轮番来回轰炸，因此人们有时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
当时因久未有日机夜袭，市民毫无准备，闻警后疏散不及的大都涌入大隧道内躲避，人数比从前激增一倍以上。原容积约可容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内，这天涌进了近万人，除洞内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的外，连中间过道上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拥挤，严重阻碍了空气的流通。
下午7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闸门，断绝了进出。我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三人坐在离闸门10米左右转角处的板凳上，因我们都是广东人，每入防空洞是不肯往深处走的。
四、惨案发生
晚上9时左右，万恶的日机又在重庆投下了大批炸弹，隧道里听得见一阵阵闷雷似的爆炸声和感到一股股震动和摇撼的冲击波。这时麇集在洞内已有2个小时的人们已经觉得浑身燥热，呼吸不畅，隧道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二氧化碳奇增的现象，情况开始严重·443·
了。
大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死亡的危险已威胁到整个隧道里的所有避难者。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压、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
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多。部分油灯开始熄灭，大祸临头，谁也不愿再坐以待毙。于是，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不约而同抢着向洞口挤去，只想尽快出隧道，上地面。
我发现事态严重，立刻站起身来与谭、黄二人随着人流向隧道口涌去。谁知，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站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有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赶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惆、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扯破，纽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失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五、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
我竭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名同学蹒跚地走着，活像是一个个幽灵。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便和两个同学转身跑进隧道，想去援救自己的同学。
我们一进入大隧道，闷热而带有臭味的气流迎面扑来，使人不得不捂住嘴巴。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寰的可怕图画。
地下隧道与阶梯结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像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地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谁都无法抽出身体，通道已被堵塞死了，而隧道深处的数千人仍旧拼着力气想向外挤，致使前面的人群越挤越紧，越压越重，根本爬不起来。人们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死亡前发出最后的哀号。
隧道里冲出来的气味更加烫热带臭，我们只好用手帕沾湿了水叼在嘴上权当口罩，跑到阶梯的最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我们看到有六七位外事班同学被夹在人堆中挣扎。我们隔着尸体探身伸手去拉他们，摸到了他们的手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到洞外附近的店里敲开门户，借来水桶，搜集到一些茶水送进隧道里，用杯碗盛给离我们最近的遇难者喝。对远处的人，我们无法送水，只好干脆将茶水朝他们脸上泼去，希望他们藉这茶水减少一些痛苦，多延长一刻生命去等待救援。
空气实在稀薄，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被迫要到洞外去换换空气，商量一下又跑进去，心中仍想着营救同学。我们解下皮带，与借来的绳索连结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位同学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嘈杂）示意他把绳子系住腋下，我们好往外拖拉他。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位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643·
我们不要再拉。我们见到他那痛苦的神情，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隧道，茫然无策。
事后我们才了解，当时因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导致了普遍的窒息。少数离洞口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点微薄的新鲜空气，尚有残力冲上阶梯走到地面，我当时就是凭这仅有的条件幸存生还的。大多数离洞口较远、挤压时间较长、呼吸不畅的人，早已是筋疲力竭，神志昏乱。虽勉强挤到闸门外，却无力再跨上台阶，一步踏空就被石级绊倒，被后来者践踏、挤压。结果，最前面一群人就这样被压死了，后来的人虽然未死，却又像木桩入地一样动弹不得。他们只有上身躯干还能动动，于是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红胀，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因窒息难受，自己抓扯得稀烂。
六、死神降临
晚上10点多钟，马路上开来两辆小车，从车上走下好几位官员和卫士，有人认识他们是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些人一下车就被在场的群众团团围住，刚交谈几句，东边天际又响起隆隆的马达声，日军飞机又来进行疲劳轰炸了。官员们大惊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仓皇乘车溜走了。日本轰炸机再次轰炸了重庆。
大隧道惨案在继续发展，遇难者仍在拼命挣扎、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从隧道深处跨越人丛的头顶，连踩带爬地摸出来获得新生。他们原在隧道中部，开初因缺氧休克而倒地，没有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原地。大批人群涌走后，隧道中部变得空荡荡的反而便于呼吸，所以他们躺了一阵清醒过来，体力得到一些恢复，终于踏着遇难者的头顶爬了出来。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弱，遇难者经过四个多小时缺氧的折磨，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我们看见外事班同学龚存悌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竭力高呼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挣扎了片刻便含恨死去。我们曾设法救援过的那六七名同学，也像其他难遇者一样先后伏地死去。
死神降临了。在这个午夜时分，死神张开它那黑色的翅膀，夺去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生命。我们满腔悲愤地走到洞外，既不想什么也不愿离开，迷惘地同其他生还者坐在一起，谁也不愿多说话。
午夜刚过，我们突然听到隧道内又传出微弱的声音，便又戴上湿手帕进入洞内，只见少数遇难者又苏醒过来，正在呻吟和呼救，但我们却无法帮助他们。政府当局始终未组织任何力量进行抢救，组织松散的防护团人员早就不知去向了。
6月6日凌晨一两点钟，少数苏醒过来的人再次伏地而绝气，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数不清的尸体和闷热的臭气。恐怖代替了焦虑，我们再无勇气逗留在洞里，垂着头退出了大隧道。
天亮时分，空袭警报解除了，政府当局始派出人员清理大隧道里的尸体。这些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全部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
死难者亲属是无法认领尸体的，一是因为尸身衣服碎落，面容变样，难以辨认。二是因为尸堆成山，难以翻动。三是因为有三个道口同时清尸，亲属无法分身到各处认领。且边清边运，时间短促。四是因为有不少人是全家死难，无人认领。当时我们外事班学员生还仅41人，死难学员尸体是靠从军制服上辨认领回。
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市中区有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来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
谢藻生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是1941年6月5日发生的。
大隧道的开凿，并不是为防空之用。1936年，我在重庆行营当办公室主任。当时行营有个组长，名叫谢贯一，是美国留学生。他羡慕欧美各国的大城市，都有地下交通的设备，他觉得重庆是个山城，街上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地下又是坚硬石头，开凿隧道，作为交通大路，不感困难。适逢全国禁烟委员会，有50万元的税款，解交行营。他想把这笔钱，作建设重庆地下交通之用，向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建议。顾祝同同意，就命令行营工程专员左应时、行营公路监理处副处长彭先蔚，会同重庆市长李宏、市府秘书长赵子英，商量设计。计划既定，不料禁烟委员会所解来的钱，蒋介石临时有个手条，移作建筑川陕公路之用，事遂作罢。
但重庆地方人士，仍然觉得修筑地下交通，是一件很好之事，愿意由地方自筹款项，共同来做。商量妥后，决定开凿两条隧道，先由临江门、夫子池、石灰市、保安路、大梁子这几处，分段兴办。未过多时，地方筹措经费，亦感困难，事又中止。
适抗日战争发生，日寇飞机，时来轰炸重庆，市民正苦无处躲避，就把这个未成隧道，改为防空洞之用。这是开凿隧道及把隧道改为防空洞的经过情形。
窒息的原因，是负防空责任的人，毫不负责，把全市人民的生命，当成儿戏，没有估计大隧道究竟能容纳多少人。6月5日夜间，有敌机几批，轮番进袭重庆。当时天气很热，大隧道的人特别的多，洞内没有通风设备，空气全不流通。在每批敌机离开之后，又未把握时间，挂出休息信号，使洞内的人，出外稍换空气。一连好几点钟，时间太久，竟演成窒息死伤。
窒息惨案发生后，刘峙慌了。在天还未亮时，急忙派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窒息死亡的人，运到朝天门河坝。用意是以为这些人，是在洞内缺乏空气，窒息而亡，运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或可复活。由卫戍司令部派些军队，去搬运死尸。这些去搬运的人，先搜抢死尸身上的金银财物，有些（是）发了财的。他们把死尸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是一息奄奄，并未气绝，在运输时，因堆积在卡车之上，被压死了。
运到朝天门河坝，果然也有人因吸到新鲜空气，得复活了，我曾随贺国光到河坝视察，看见一个姓曹的人，在河坝苏活过来。
在河坝复活的人，因自己身上的衣物，或随带的箱子，被人拿去，觉得回家，无以为生，多半放声大哭，河坝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凄惨声状，令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
窒息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呢？伪政府讳莫如深，从未公布。但那次在大隧道避难的人，有些是全家死绝，有些是一家死去几人，数目确实不少。死者绝大多数，是城市工人、贫民，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很少。地主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很舒适的洞子，决不会到这种无人管理的洞子来。
其时我住在会府忠烈祠二号，隔石灰市大隧道很近。每次有警报时，我家的一个工友，名叫朱更桃，总是到石灰市大隧道躲避。那次惨剧发生后，他竟得生还。据他身历其境所知道的情形，对我说道，在洞内，当危急时，起初只感觉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觉身体浸在热水当中，脚下特别发烧，地下温度，异常之高，用手向地下一抓，似抓得一把极热的东西，看见左右接近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衣裤撕烂，好像神经失常，心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他因坐在一口箱子上，把口张开，用嘴唇紧紧吸着防空洞的石壁，由鼻孔奄奄一息地延长生命，得免死亡。待到解除警报时，看见左右接近的人，有很多死去。
6月6日，蒋介石传见刘峙、吴国桢、贺国光三人。蒋介石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呢？刘峙、贺国光茫然不知所对，独吴国桢很从容地，冲口而出，答以具体的数目字，说：几千几百几十几。蒋介石点头，似表示吴国桢比刘峙、贺国光强一些，及出来后，贺国光问吴国桢说：“你这个答复的数字，有根据吗？”吴国桢说没有根据，我知道他（指蒋介石）的性情，如果不答复一个具体数字，他便不高兴，我所答复的数字，是真是假，他又从何得知呢？贺国光笑笑，说：“你真聪明，真会应付事情。”这件事，是贺国光亲口对我讲的。
惨案发生后，重庆舆论哗然，市民一致要求惩办刘峙。蒋介石迫不得已，免去刘峙防空司令职务，由贺国光兼重庆防空司令。这一严重事件，就如斯结局。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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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5日傍晚，一个微雨初晴的黑夜，市区内白天疏散的市民纷纷返家，都以为可以平安度过一夜了。那知事出意外，忽然四周空袭警报拉响，日机又来了，市民们闻警仓猝入洞。我当时16岁，在瓷器街一家杂货店帮工，又兼义务空袭服务队队员。紧急警报后，我随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洞内。后来得知，这次临空敌机只有3架，在空中盘旋扫射，投了少量炸弹在市中区和南岸地区，约一小时后返航。接着又来3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这样连续5次，到晚上11时都未解除警报。
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又坏了，有人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在大隧道口避难市民顿生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顿时众人围着洞口蜂拥而入，秩序大乱。据说大隧道的凳子可坐3000人，最多5000人，但这天晚上不知进了多少人。因人多拥挤，时间又长，空气不足，使避难市民受到窒息威胁，洞口的人想往里面挤，而里面的人又想往洞口挤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因人太多，引起洞内大乱。里面的人憋得慌大呼：“遭不住了！”拼命往外挤，外面的人想躲命又拼命往里挤，这样乱成一团，洞内一片惨叫，几次骚动后，人们你抓我扯，就开始有人晕倒在地，后面的人又被人流推拥在倒地者身上，人越压越多越高，把洞口堵塞了。洞内中段尚未窒息的人流，又掉头朝石灰市、衣服街方向挤去，衣服街、石灰市的又向十八梯方向挤去，双方互不相让，把转弯道和出口道一齐堵满了。我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压得不能动弹，当时我急中生智，就把双手搭在别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石凳上。我的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头部，可腰上肚皮上被挣扎乱挤的人咬了10多个牙齿印。我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中，后搬开死尸，发现左下肢被一死人紧紧抓住不放手，由于时间长，造成了我左脚残废。
第二天（6月6日）我父母到几个洞口去翻看抬出的死尸，都没看见我，认为我已死在洞里了，正准备买棺材收尸。有一认识我的防护团员进来抬死人，发现我还活着，忙通知我父母，等着抬人。
从这次大隧道惨案伤亡的人来看，多半是青壮年男女，老弱的人体力弱，没去拥挤，安坐在洞内深处移动不得，反而有些得以幸免。
我父亲就是没有去挤，最后从石灰市洞口出来未遭劫难。
第二天下午大概3点左右，我被抬了出来，看见死难者的惨状，令人不寒而栗，余悸犹深。有的全家遇难，遗下孤儿无人抚养；有的婴儿死在母亲怀中；有的夫妻一方死亡顿成疯癫；有的孕妇被踏死，赤身露体长发蓬松，其景惨不忍睹。在洞内抢救的防护团人员、抬担架的士兵趁火打劫，从尸体上剥取金戒指、首饰、衣物等。我曾在洞内看见，也曾当场抓了几人关监牢。洞内死人抬出后，先·253·
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装尸，后又用粗蔑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岸，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五天时间才告完成。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国民党社会部谷正纲命令详细调查，了解到衣服街、木货街、草药街、和平路、百子巷、十八梯等街道市民，凡进大隧道避难者几乎全部死亡，幸存无几，有的几天都无人开门，全家死亡，我当时工作的店铺五人进去，只有我一人幸免。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市民的无比愤恨，社会舆论大哗。死者亲属组织起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新华日报、民主报等不断撰写社论抨击，满城百姓民怨沸腾。蒋介石为了缓和舆论，假惺惺地手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审查团，查清案情，追究责任。结果，刘峙被撤去防空司令，以贺国光继任，其卫戍总司令撤职留任，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兼防护团长唐毅记大过一次。防空洞工程大队长罗志英因走了关系，没被重办只撤职了事。追究责任的结果，是对有责任的头目，作一次虚假处分，欺骗人民。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行政院赈救委员会发出大尸20元，小尸10元的抚恤金，又请太虚法师主坛由慈云寺方丈法云、罗汉寺方丈觉通召集僧众108人在较场口做了21天罗天大醮，超度枉死冤魂。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对惨案死难者的所谓负责。
（《重庆政协报》1998年6月5日）
“大隧道惨案”亲历记
曾婉清
从1938年初到1943年8月，日本侵略军对当时的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多的空袭轰炸，无数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大隧道惨案”震惊中外。我作为“大隧道惨案”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对当时的惨状仍历历在目，心有余悸。
1941年6月5日傍晚5点多，我与同学余德坤一道前往当时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都邮街购物。正逛着，突然传来尖利的警报声，顿时繁华的商业区像炸了锅，惶恐万分的人们左冲右突，争相逃命。我与余德坤随人流直奔附近的大隧道防空洞。还未进洞，敌机已经临空！接着，一声声巨响，一阵阵热浪迎面扑来，敌机开始俯冲轰炸了。这时人们不顾一切涌进了大隧道防空洞。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我又有孕在身，体力不济，被挤得喘不过气来。余德坤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让他们进去吧，我们最后进，反正听天由命！”当我们进洞后，发现洞内人成千上万，十分拥挤，找个立足之地也难。洞内空气混浊，温度很高。洞外火光冲天，敌机正轮番狂轰滥炸。
大隧道是重庆最有名、最坚实的大防空洞，设有许多洞口，洞内路径四通八达，有的洞口可通至郊外。洞内交通道宽约2米，高约2米，两旁安装木条凳供避难者休息。墙上凿有凹洞，安放油灯照明。洞内设有通风口，通风口装有鼓风机，以调节洞内空气。
这一天，可恶的日本鬼子似有目的地在我们头上持续投弹轰炸。更可怕的是，不少通风口被炸塌了，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闷热，人们越来越烦躁。突然一声巨响，1枚重镑炸弹在我们头顶爆炸，整个防空洞震得弹跳起来，煤油灯灭了，漆黑一团。打氧的抽风机毁了，我越来越觉得呼吸困难。这时洞内秩序大乱，孩子哭，大人叫，挤成一团，相互撕咬。我喘着气对余德坤说：“今天情况不妙，我们可能出不去了。”窒息的人们衣衫褴褛，歇斯底里，不断有人晕倒，情况万分危急！我张着嘴，喘着粗气，冷汗湿透全身。突然两眼一黑，栽倒了。幸好我的同学余德坤，是个身体强壮的20岁未婚女孩，她紧紧地抱着我，大叫：“同胞们！我的同学不行了！请大家行行好，让我们去前面的洞口吧！”难民们异口同声答道：现在寸步难行，怎么移步呢？这时，余德坤抱着我用力拖，有·453·
人在后面推，硬是从人们身上、头上一寸一寸往外挪。快到洞口时，我和余德坤都站不住了，一声惨叫滚到一个大泥水坑里。幸好当时维持秩序的“防护团”团员七手八脚把我俩拉上来。余德坤一再要求防护团让我们到洞口吸点新鲜空气。当我被拖到洞口附近时才清醒过来。只见洞口一片火光，是敌机扔了燃烧弹。洞内有人大叫：“防护团，快开门！我们愿意死在外面，不甘心闷死在洞里！”防护团不断喊话：“同胞们啊！求大家一定要守洞规！否则死得更快！同胞们啊！鬼子正在我们头上扔炸弹，我如果开了洞门，大家出去一个也活不了！”这时余德坤也快虚脱了，我俩摇摇晃晃扑倒在洞口，耳朵只听见爆炸声，还有枪声，而洞内原来鼎沸的人声，现在却渐渐减弱下来了。
一直熬到半夜12点左右，敌机在分批次轮番轰炸6个小时后才遁去，警报终于解除了！我与余德坤相互馋扶着出了防空洞。我们手拉手相互凝视，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回头望，进洞时人潮如涌，出洞时三三两两，阴风习习的黑洞口，像鬼子的血盆大口，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吞噬了！
第二天上午8点，我和余德坤又来到都邮街。天色灰暗，行人稀疏。都邮街、米花街的房屋都被毁了，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随处可见炸成碎块的尸肉，烧成像焦炭一样的尸体还冒着恶臭的黑烟，其状惨不忍睹！街上，收尸队在往卡车上搬尸体，这些尸体许多都是从大隧道防空洞拖出来的。尸体堆得太高，汽车开动时，不时有尸体滑落下来。由于窒息致死，尸首大多衣不蔽体。有的用芦席一包，运到朝天门码头，后来芦席不够用了，也就草草处理了。此情此景，不似人间，倒像在阴间地狱。至今回想，还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六五大隧道惨案”震惊全国，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据说当天有汉奸为日机发信号，日机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造成洞内大量难民窒息而亡。因为第二天我还到现场，尸积如山，惨绝人寰，估计窒息致死的不在5000人之下。幸好我们迟些进洞，离洞口较近。又幸好我们所处的洞口未被炸塌。更幸亏我的同学余德坤奋力拼救，防护团协力抢救，我才幸免一死，否则也早成了孤魂冤鬼了。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大罪行是铁的事实，不容篡改！作为中国人，要牢记血海深仇！成千上万的死难同胞，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控诉着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无时无刻不在警醒后人：祖国啊，赶快强大吧！落后要挨打，亡国奴再也不能当了！
（曾婉清：女，81岁。1998年4月15日于厦门）
附录 因海军飞机夜袭，死者12000人——重庆的防空壕惨剧（详报）
（住澳门渡边特派员19日发）5日晚我空军夜袭重庆时发生的防空壕惨剧，当时据传有700余人窒息而死，但据最近的情报判明实际上死者在12000人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政权最初公布的700名的17倍。蒋介石极为重视这一事件，事件发生后立即戒饬重庆防空司令刘峙，担心这一事件对内对外造成严重影响，令其只公布死者人数700名。
据传迄今为止，从防空壕内已搬出约8000具尸体，还有4000具以上的尸体留在壕内。发生惨剧的防空壕，周围两英里住有五个地段的人口，是重庆最大的防空设施，但壕内完全依赖天然空气，没有设置特殊的换气装置。空袭之夜，在壕内避难的人中有些人因感到窒息而打算出去，但入口的守卫因空袭警报未解除而禁止外出，接着就发生了大惨剧。
由于发生了这次防空壕大惨剧，重庆市民的厌战情绪更加强烈。“迁都论”已在市民中流传。
在德国空军轰炸下的伦敦和在日本空军轰炸下的重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备的防空城市，在重庆可见以这次发生惨剧的能容纳12000人以上的防空设施为首，还有很多能收容千人以上的防空设施。
[译自《东京朝日新闻》昭和16年（1941年）6月20日]
附录 大轰炸尾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准备今后长期的日美战争，积蓄国家实力，日本力图尽快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但当时日本已对重庆持续进行了三年的狂轰滥炸，却并未实现其从空中摧毁重庆的战略企图。于是，1942年，日本陆军统帅部制订了“重庆作战”计划，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向重庆发动进攻，企图从地面攻占重庆。然而，历史并不是按照侵略者的狂想而发展的。中国人民在敌后、在正面战场顽强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同时，中国的空军和防空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也开始投入对日军的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空中优势也不复存在了。这一切，使日军在中国战场面临着很深的危机，也使“重庆作战”难以实施。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也越来越不利于日本。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北非战场屡次遭挫失利，日军在太平洋上发动的中途岛战役和瓜尔长纳尔岛战役也相继以失败告终。日本为了挽回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不得不将大批军队和物资调往南方，“重庆作战”被迫取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也接近尾声。
1942年，只有日军侦察机数次窜入重庆及周边地区上空窥视。本年内，重庆防空司令部只发布过两次空袭警报（9月19日、29日），日机未在重庆投弹。
1943年，日机仍然主要是对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窥视，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布空袭警报9次。本年内，仅有一次轰炸，发生在8月23日。是日，日机54架分两批空袭四川，其中一批27架于上午10时左右轰炸重庆近郊小龙坎、盘溪、石门、玉带山、马王场、黄泥湾、陈家坪、烟灯山、邰家湾、联芳桥等地。日机共投弹151枚，炸毁房屋99间，炸死21人，重伤18人。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架。这是日机对重庆的最后一次轰炸。此后，日机再也没有飞临重庆上空了，日机对重庆长达5年的空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