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亮耕曾写有《反轰炸》一诗，揭露了日机轰炸的暴行，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轰炸斗争。
种蔷薇（者）得蔷薇，
种蒺藜（者）得蒺藜。
如果你播种着仇恨，
收获的亦将是仇恨。
今天——迈过黄河、扬子、珠江……
每一条河流所哺育的
广大的中国的沃壤。
有名的无名的——
城市、村岔……
都给魔鬼们的血手抓住了。
罪恶的（铁）鸟
从不同的方向底
万里长空急飞而来。
日本法西斯强盗呵
你们是盗用了科学文明，
以万斤的炸药
来焚毁我们的城堡，
工（场）和家舍，
以急雹的弹丸
来屠杀我们的子民，
妇女和儿童；
无辜的是遭难了！
无罪的被炸伤了！
然而，复仇的信念，
是火一般明亮的
血一般鲜冽的
烙刻在
千千万万人底心上。
今天被欺凌的和被损害的
无数的中国老百姓，
有仇恨火焰猛烈底
燃烧在他们的心胸！
而仇恨的种籽，
是你们撒播在他们心田上的。
每个人都指天为誓：
“我们要个个武装起来
去保山河，保乡土！
我们要用全面战——
个个追随神圣的战旗。
来反抗仇敌的轰炸，
来答复仇敌的爆击。”
轰炸吧，爆击吧，
日本法西斯强盗——
你摧毁了我们的物质，
摧毁不了我们的意志，
你更广泛，更广泛地
撒播仇恨的种籽吧。
被欺凌的和被损害的
会举起万千的巨臂
万千的毛瑟
把仇恨的子弹呵，
瞄准你日本强盗
你罪恶的儿子——射击！
日本帝国主义连续数年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面对日本飞机的血腥轰炸，英勇的重庆人民没有屈服妥协。在重庆国民政府和防空当局的领导下，重庆人民以血肉之躯和钢铁般的意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轰炸斗争。为保卫陪都安全，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为减少轰炸损失，防空当局和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和防空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重庆社会各界一面谴责日机暴行，一面努力工作生产。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1.防空机构的建立和改组
为了对付日机的残酷轰炸，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建立了庞杂的防空、救护机构，其中主要的有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防护团和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1）重庆防空司令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后方城市的防空建设迫在眉睫。1937年9月1日，经军委会重庆行营决定，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兼任司令，市长李宏馄兼任副司令，第21军航空副司令蒋逵兼任参谋长。司令部内设4科，分管积极防空、防空情报、消极防空和财务等4方面的工作。另专设一情报所和宣传委员会，分别负责敌机情报的搜集、发放警报和防空宣传工作。此届防空司令部属地方性质，隶属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科长以上官员均为兼任，对空监视范围也仅限于重庆市区周围。
1938年2月，鉴于时局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升格为重庆防空司令部，直隶航空委员会，司令以下官员一律改为专任。对空监视范围扩展到重庆附近的32县（即大足、江津、合川、武胜、岳池、广安、渠县、营山、仪陇、巴中、南江、通江、达县、大竹、邻水、垫江、长寿、綦江、甫川、涪陵、丰都、彭水、秀山、酉阳、黔江、石柱、永川、荣昌、铜梁、江北、巴县、璧山）。1939年3月，重庆警备司令部升格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鉴于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卫戍总司令部对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各项任务作了适当调整，原第一、二科的积极防空和情报搜集工作由军委会统筹，第三科的消极防空工作由卫戍总司令部指导、监督。此后，积极防空工作实际由军队负责办理，防空司令部的主要任务为情报传递和消极防空工作。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军政当局深感重庆防空工作不能适应战时形势需要，决定改组防空司令部，任命重庆卫戍副总司令贺国光兼防空司令。同时扩大编制，升科为处，全部经费改由中央拨款，并成立直属防护大队，负责各种抢救工作；增设工程处，专门负责修筑防空洞和高射炮阵地。同年10月，军委会任命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防空司令。但防空工作主要由副司令胡伯翰主持。1940年4月，防空司令部转隶军事委员会，为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1941年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再次改组，原防空司令刘峙被免职，由重庆卫戍副总司令贺国光继任，防空洞的建设和管理不再由防空司令部具体负责。
重庆防空司令部自建立后，经多次改组，内部机构和实际业务逐步完善，在指挥和协调重庆的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工作方面发·263·
挥了重要作用。
资料
陪都防空司令部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大后方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那撕心裂肺的空袭警报，无不余悸犹存，切齿痛恨！防空，当时在山城民众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未能亲身经历这场伟大的民族圣战，但从先辈们的言谈中也略有所闻。先父丁荣灿先生，抗战八年自始至终都在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民防工作，解放后也曾撰有关于日机轰炸重庆的回忆文章。父亲去世已经五个寒暑，他生前曾一直希望将这段难忘的史实详尽地形之于文字，留给后人，以尽自己的历史职责。却未料他去得太匆忙，未能了却这桩宿愿，因而只好由我代父命笔。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日益恶化，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开始作一些战争的准备，因而防空工作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重庆防空工作的准备阶段始于1935年。是年冬至翌年春，中央有关部门调派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及海军部分中上级人员去南京中央防空学校受训，学习防空防护工作的有关业务知识。成渝两地共约20余人，由省府秘书杜象谷领队，统一乘轮船由重庆直航南京报到，进入中央防空学校第七期人民防空研究班学习。历时3月，结束后又调往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实习飞机识别，然后各回原地筹组防空专门机构，进行防空宣传工作。
成渝两地受训人员返川后即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防空协会”，由省府厅长黄墨涵任总干事。重庆则成立省“防协”办事处，由市电话局局长王介棋负责。凡去南京受训人员分别轮流深入到各基层单位、团体、学校等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防空工作人员。同时，办事处还将中央防空监制订的防空宣传资料大量翻印后，分发广大军民群众阅读，收到了一定的实效。
由于形势的发展，防空宣传的深入进行，重庆于1936年冬又成立了以市长李宏锟任团长，警备司令李根固、警察局长王资年分兼副团长，市府秘书赵子英兼总干事的防护团，总团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消防、防毒、救护、避难、管制工务、配给等防护十大业务组成十个大队。并按当时全市行政区划，每区设一区团，由各区警察分局长任区团长，区长兼任副区团长，该分驻所所长或派出所所长兼分团长。区、分团亦按总团十大业务设十个班种，组成人数根据辖区大小确定，十至十几人不等。防护团团员皆抽调商店店员、居民等充任。这一组织基本上属群众性地方组织。防护团建立后，“防协”办事处即自行结束。
1937年夏，因时局日紧，市府邀请所有去南京受训人员参加防护员的训练工作。为轮训防护团员，丁荣灿自己动手编写关于防护业务的简易教材，亲自讲授防空防护专业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分期分批对防护团员的轮训任务。随即又着手组织对防护团的全市性联合大检阅。邀请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任总检阅官。检阅时，队伍阵容严整，服装整齐，执行各项任务亦基本合乎要求，贺表示满意。在以后的实战考验中，防护团尽管还暴露出不少弱点，如团员毕竟未经过正规训练，无实战经验，临阵慌乱，又无严格的纪律约束，行动较散漫等，但在长期的空袭救护方面，仍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国民政府及各中央机关陆续迁到重庆后，重庆升格为“陪都”，旋又定为战时首都，其战略地位随之不断提高。作为战时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重庆自然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故重庆的·463·
防空工作益见举足轻重。
然而，重庆当时的积极防空力量十分薄弱，仅有十几门高炮和少量高射机枪，武器装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抵御敌人大批机群的狂轰滥炸，完全不能确保重庆地区的安全。因而防空工作的侧重点就落在消极防空方面了。
迫于抗战形势的需要，重庆于1937年9月1日正式成立防空司令部，按部队编制，纳入军队序列，作为全市最高防空指挥机关，受重庆行营领导。对空监视范围为重庆及其周围32县市。以警备司令李根固兼任司令，市长李宏锟兼副司令（挂名），曾任二十一军海军司令兼空军司令的蒋逵兼任参谋长。部内设四科，分管积极防空、防空情报、消极防空、财务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各科由市警察局长、电话局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人分兼科长，而另由副科长实际负责。司令部另专设一情报所和宣传委员会，分别负责敌机情报的搜集、发放警报及防空宣传工作。
本届防空司令部尚属地方性质，经费亦由地方民间筹措，决定除在全市房捐内附加外，另由公用事业收入及各银行、商号等捐助。同时成立一防空经费募捐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成立一防空经费保管委员会，负经费保管之责，防空部用款即由该保管委员会拨支。这样，总算暂时解决了经费来源的问题。
防空司令部成立之初，科长以上负责人都是兼职不兼薪，每人每月只发20元车马费，但大家都认为国难当头，应共体时艰，亦知部里经费困难，均未领取。其时，司令部所属各部门也都积极开展自己的业务工作。第一科主管积极防空，由中央防空监调来一营高炮部队，以充实其对空防御力量。第二科主管防空情报，中央防空监派其第二处处长黄静波驻部指导该科工作。第三科主管消极防空，丁荣灿任科长，任务极为鳖杂，如防空、防护器材的补充，消防蓄水池的增凿，消防车辆、舰艇的增加、防护人员在空袭时的掩体及市民避难洞壕的构建等等。丁荣灿无暇顾及家庭，只好将妻子及年仅4岁多的大女、2岁的次女送回巴县老家，自己则吃住均在司令部内。
1939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日益频繁。同年5月3、4两日，大批敌机分别对重庆上、下两半城市市区轮番进行轰炸，并大量投掷燃烧弹，炸塌烧毁房屋千幢以上，伤亡人员亦数以千计。鉴于这一惨痛的教训，国民党最高当局才感到重庆的防空工作还不能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决定改组重庆防空司令部。另委派贺国光（时任重庆市长）兼任防空司令，以下官员一律改为专任，均由中央委派。部内编制扩大，改科为处。各处原主管业务不变。另增设一司令部办公室，室下又设总务、经理、会计三科，同时新建一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以贺国光任指导员。
重庆防空司令部自1937年秋成立至1945年冬撤销，共历经五次改组，五易司令，人事变更较大。先后兼任司令的有李根固、贺国光、刘峙、贺耀祖等。其中，以刘峙兼司令任期最长，约两年多，这一阶段日机轰炸重庆最频繁、最惨烈，防空部工作也最有成效。
因贺国光于1939年秋调任四川省府秘书长，代行省主席职权，防空司令一职即由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接任。刘峙兼防空司令后，本人很少来部，只每周参加一次部务会议听取汇报。另少将参谋长胡伯翰到防空部任专职副司令，防空部工作主要由胡伯翰直接领导。胡伯翰系保定军校八期毕业，为人正派，作风严谨，每天一早便到部里召集各处、室负责人布置任务，当天下午即逐一检查执行情况，工作一丝不苟，奖惩分明。由于他能以身作则，使整个司令部也都充满活力，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丁荣灿也因工作勤勉、表现出色而受到胡的赏识和器重。
胡伯翰工作有独到之处。为防止电厂及输电线路被炸中断，警报不能发现，他提出在各警报台制高点设红绿灯球，内装燃点煤油的风雨灯。空袭警报时升一红球，紧急警报则升两个红球，解除警报升一绿球，以解决这一临时出现的问题。此举受到有关方面·663·
和广大市民的赞许，被群众称之为“胡球”。当时蒋介石亦在渝长住，也极重视重庆的防空工作。每月便由专职副司令胡伯翰偕主管民防工作的丁荣灿前往歌乐山林园或黄山别墅向蒋汇报防空工作，或由其侍从室转呈汇报材料。
这一期间，防空部另在市郊歇台子彭家花园内设一地面指挥所，配合空军，指挥积极防空，以胡伯翰司令坐镇。丁荣灿则留守田家湾防空司令部地下指挥所，指挥消极防空。每次敌机空袭过后，警报刚一解除，硝烟未散，丁荣灿便乘坐指挥车，带领摩托队绕城巡视，指挥部属防护部队积极进行救护工作。时常遇有日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尚未引爆，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亲赴现场，指挥工兵予以排除，以策安全，并填平弹坑，恢复交通。
几年时间，丁荣灿难得回乡探望老母妻儿。但为解决空袭过后伤残人员和死者遗属的抚恤、救济问题，他又四处奔走设法。因防空部无此项经费，丁荣灿只好几次登门申请中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出面解决。经过交涉，许慨然应允，同意成立“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机构以中央赈济委员会人员为主，重庆防空司令部及其他有关单位亦派员参与其事。许世英任办事处主任，下设总务、管制、消防、救济等组，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兼任组长。如丁荣灿兼任管制组长，警察局长徐中齐兼任消防组长等。经费由中央赈济委员会拨发，到此，终于使这一难题得以妥善解决。
抗战八年，由于丁荣灿和防空部官兵们的共同努力，加之各有关部门及广大市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支持，重庆经受住了日机近万次疯狂轰炸的考验，山城仍巍然屹立。战时重庆的防空工作虽还存在许多弱点和问题，但在当时也曾引起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注目。国外常有军事官员或议员代表团来渝参观。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过一部反映重庆防空工作的纪录影片，片名即《重庆防空》。
1943年以后，日本忙于太平洋战事，自顾无暇，因而敌机来袭日渐减少。至1944年，重庆便基本上没有空袭的威胁了。防空司令部属战时机构，随战争的结束而消亡。抗战胜利后，防空部于1945年冬正式撤销，仅保留一负责保管所遗物资、器材、档案等的机构，名为“防空科”，隶属重庆警备司令部。
（2）重庆市防护团
1936年10月，重庆市防护团宣告成立，由市长李宏锟兼任团长，警察局长王资军兼任副团长，市府秘书长兼任总干事。防护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平时由市政府指导协助当地治安机关，办理水灾、火灾等防护工作；战时则在防空司令部直接指挥下，负责执行消极防空的具体任务。
防护团的业务主要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消防、防毒、救护、工务、配给等10项，并按照这10项业务设立10个大队。防护总团下设防护区团，防护区团下设防护分团，每一分团下设10个班，每班20～30人不等，大都由街道居民、商店店员组成，并要接受专门训练。防护团成立时只有6个区团，到1940年已发展到17个区团和416个分团。为加强反轰炸防护力量，重庆市防护团还配备有消防、救护、工务、防护4个直属大队。消防大队包括市政府所属消防总队和人民团体的消防联合会，救护大队由全市医护人员组成，工务大队由水电、交通工人组成，防护大队则是经过防空、防毒专业训练的紧急突击抢险队伍。防护团队伍，最多时达2万人。
重庆市防护团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和最庞杂的防护、救护组织。广大防护团员抢险救灾、救死扶伤，担任了消极防空的主要具体工作，“防空避难疏散设备之完成，2/3以上，均系防护团员之努力。”在反轰炸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料
颂防护团员
司徒文
（一）
没有电灯的夜里
仲夏的热风吹送进窗来的是
一阵阵人肉腐败了的气息
烛芯燃起灼热的火焰跳跃着
为了刚才遭难的人们
作无声的抽咽
（二）
我凝视着窗外
星空下矗立着的山城
江流在悲愤地唱着
……几千里的河沙
……几千年的民瘼
我看见江面上有苦难者的幽灵在跳跃了
我更看见无数拯救者的面庞
（三）
一个个黑钢色的
正视着炎阳的面庞啊
一双双立刻要化为弹丸
射向被侮辱了的天空的眼珠啊
一对对啼听着每一个角落
连江边水草的低语也听清了
的耳朵啊
我赞美这一群无名的英雄
我歌颂这一群祖国的卫士
（四）
当天地承受到
日光散下丑恶的机影的时候
当市郊的高射炮
张开那鸷猛的犬口的时候
你严肃而镇静的指挥着人们
使他们获得安全了
使他们有福了
你是传说中有力的门神
在执掌着每个家宅的安宁啊
（五）
于是，将有你的手
因拯救整洞的人们而被割裂了
将有你的腿
被抛向你从来到过的高空了
但是
失去左手
你的右手将更光荣了
失去了你
祖国将更辉煌了
……
（六）
你沥出的血泪
将使祖国的大地发出灿然的红笑
你弥留的呻吟
是连在同前途的阴暗一齐消失的
你就是那崇高而美丽的赞辞
光荣的历史是因为有你而才能
写成的啊
（3）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1939年1月，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灾民救济和抚恤问题十分紧迫。鉴于防空司令部人力物力有限，由赈济委员会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机关正式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赈委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兼任办事处主任委员，刘峙、洪兰友、贺国光兼任副主任委员，办事处下设总务、救护、调查、医疗、抚恤、稽核等6组，主要负责处理轰炸善后事宜，所需费用由赈委会拨款解决。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得到调整和充实，将救护、医疗两组合并组织医护委员会，增设药库采购委员会、收容运配组、国际服务组和江北、南岸两个分处。充实调整后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有：抚慰伤亡——主要包括对伤亡者发放抚恤金，对重大轰炸灾害发放急赈，掩埋死难者尸体等工作；收容安置——“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在市内外各设立临时收容所8所，并于附近划定安置县份，按区域对难民统一进行收容安置；医疗教护——在城区设立重伤医院5所，病床400张，郊外设重伤医院9所，病床1830张，另外设立治疗所12所，收治轻伤市民，设立基本救护队25队、预备救护队27队及担架队，负责难民救护、转运工作；遗产处置——成立“重庆空袭被灾遗产处理委员会”负责办理。
1940年初，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更名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下设空袭服务总队。
1941年2月，在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消防组、医护组、管制处、赈济组、工务组、稽核组、会计室、医护委员会和江北、南岸、白市驿、北碚4个办事处。大隧道窒息惨案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再次改组，许世英、谷正纲分任正、副委员长，直隶行政院、军委会，下设秘书处、督导处、调查处，办理陪都空袭救护事宜。
重庆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等机构的工作，对减轻空袭损害、安定民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反轰炸作战
重庆的反轰炸作战，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抗战爆发前，日本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并能年产飞机800架，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机在协助陆海军及京沪地区的空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后虽补充，到1939年初拥有飞机仅300余架，但实际可用的还不到一半。而此时日本在中国经常保持飞机900架左右。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日本航空部队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空军的绝对优势，肆无忌惮地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为了保卫陪都领空安全和减轻轰炸损失，驻守重庆的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官兵不畏强敌，展开了英勇悲壮的反轰炸斗争，多次重创日机。
（1）激烈悲壮的空战
1939年1月15日，日机集结36架飞机分两批轰炸重庆市区，守卫重庆的12架战机在地面防空部队配合下升空迎击，日机4架中弹，其中1架坠毁于南岸大兴场牛耳沱。这是中国空军保·273·
卫重庆的首次空战。5月3日，26架日机袭渝，中国空军第四大队20余战机升空截击，击落日机2架，击伤多架。“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苏联志愿航空队16架战机加入重庆防空。5月12日，27架日机轰炸江北，中国空军6架战机起飞迎战，击落日机3架。9月3日，日机54架分三批夜袭巴县，中国空军再次击落2架日机。
1940年，日机展开了对重庆更大规模的轰炸。此时驻守重庆的空军飞机不足40架，地面防空力量也无大的增加，重庆防空形势更加严峻。5月16日，99架日机袭渝，被我空军战机和高射炮火阻挡在市空之外，并在追击中击落日机1架。5月28日，99架日机再次袭渝，中国空军升空拦击，击落日机3架。次日，中国空军又在璧山上空击落日重型轰炸机1架。6月10日，日机126架分四批轰炸重庆，中国空军与之发生激烈空战，在璧山上空击落日机2架，坠于璧山狮子岭；在涪陵上空击落日机2架，坠于涪陵西郊；在长寿上空击落窜入市区投弹返回的日机1架，坠于长寿附近，日机溃不成队，狼狈逃窜。11日，日机出动136架进行报复，我空军虽势单力薄，仍在强大敌阵中击落1架日机。12日，日机再次来犯，驻守重庆空军集合最大力量进行拦截，地面防空部队也猛烈开火，与日机展开血战，取得击落敌机7架的战绩。蒋介石传令嘉奖参战空军国币2万元。6月16日，我空军在空战中击毁日机6架。6月下旬，中国空军又先后击落日机6架。7月4日，日机80架袭渝，中国空军严阵以待，迫使日军不敢进入，并在拦截中击落日机1架。7月9日，日机90架轰炸重庆，中国空军起飞迎敌，击落日机4架。7月9日，日机90架轰炸重庆，中国空军又击落日机3架。7月31日，日机108架轰炸重庆市区及北碚、铜梁等地，中国空军迎头猛攻，击落日机5架。这些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机轰炸重庆的侵略气焰。
1940年8月以后，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参加重庆防空，迫使日军不得不派出大量驱逐机护航，并投入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重庆防空形势进一步恶化。9月13日的璧山空战，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34架战机与日机顽强战斗，取得击落敌机6架、击伤多架的重大战果。但由于中国空军飞机性能落后，遭受了空战以来最大的损失，被敌击毁飞机13架，伤1l架，伤亡将士18人。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5月至9月，守卫重庆的中国空军击落日机超过60架。
璧山空战以后，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重庆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难以阻挡日机的轰炸。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日机得以肆虐一时，重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9月以后，日本为准备进攻南洋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从中国调离部分飞机。到1942年，中国空军力量大大加强，新增飞机275架，而日军在华飞机仅保留270架左右，中国空军开始在空战中逐步取得主动地位。是年，只有少数日机侵扰重庆，一遇中国空军拦截，便望风而逃。
（2）高炮和照测部队的作战
国民政府防空当局为掩护首脑机关和重要军事、经济设施，有效降低轰炸损失程度，积极加强高炮和照测部队的作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所有高炮部队集中，将精锐部队全部用于保卫重庆。部署于重庆的高炮部队主要有炮兵41团和45团的9个连队，以及兵工署第20、第21和第24厂的警卫队，分别驻防于佛图关、遗爱祠、磁器口、陈家湾、小龙坎、海棠溪烟雨小学、南岸小屋基、野猫溪、铜元局、江北万峰寺、江北簸箕石、花墩桥等高炮阵地。主要武器有7.5卜福斯高射炮、2.5哈克斯机关炮、3.7高射机关炮、1.27维克斯机关炮等30余门，总兵力1748人。重庆卫戍总部炮兵45团团长辛文锐任高射兵器指挥官。高炮阵地平时炮身隐蔽，当日机临近时，即从各方·473·
面加以射击。
高炮部队一方面可以予日机以有力打击（从1938年～1941年共击落击伤日机100余架）；另一方面可使日机不敢低飞，影响其投弹准确性，从而达到减少市民伤亡和损失的目的。
重庆市郊设有高炮阵地的地方，大都于附近配设照测阵地。照测部队的主要设施是照空灯和听音器。照空灯虽不能直接射击日机，仍对日机构成很大威胁。特别是在日机夜袭时，由于实行灯火管制，空中和地面一片漆黑，各处的照空灯在夜空中搜寻，一旦发现目标，便从四面八方把日机群照得全身透白发亮，机上的飞行员也被照得两眼发花，不辨东西南北，又怕成为中国空军和高炮部队的靶子，惊恐万状，只好盲目投弹后仓皇逃走。驻守重庆的照测部队主要是防空学校照测二队、三队、五队和六队所属的16个分队，分别驻守在重庆市区、南岸区、江北区、白市驿区和广阳坝区的近20个照测阵地，总兵力约680人。
守卫重庆的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英勇顽强的作战，虽然没有能够阻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但却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减轻了日机轰炸带来的损害，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