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重庆积极防空能力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便十分重视消极防空工作。在长期的反轰炸斗争中，重庆的消极防空逐渐形成了中央和市级军政机关共同指挥协调，防空司令部主要负责具体执行以防护团、空袭服务总队等为基本队伍，包括社会各界团体在内的消极防空体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一整套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筑防空洞壕，建立庞大的防护服务队伍，制定严密的防空警报，严格实施空防警备，实行灯火管制和交通管制，组织防毒消毒队等。
1.实行市民防空疏散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重庆市人口只有33万余人，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人口急增，1939年已超过70万人。1939年1月16日，日机第一次大规模轰炸重庆。次日，重庆市政府召集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人士商讨疏散宣传动员办法，吁请各文化团体广为宣传，敦促有关机关制印劝告市民疏散书和标语口号。2月2日，重庆市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组织市民疏散工作。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重庆市社会局发布《告公众书》，宣布3月10日前为自动疏散，3月11日起实行强迫疏散。重庆市政府还规定疏散对象为城市无业居民、老弱妇孺和无城市居住证市民，并划定沙坪坝、磁器口、高滩岩等地为迁建区，山洞、歌乐山等地为疏散区。4月10日，重庆疏散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决定从4月中旬在城区内开辟火巷。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疏散工作得到高度重视。5月5日，蒋介石手令“本市各公私汽车、轮船、木船等交通工具，于5～6·673·
两日概行免费输送难民。”并指定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具体负责全权指挥疏散工作。“各机关的公、私汽车，甚至是蒋介石、林森的汽车，都贴上了——输送难民专车，各机关的公务人员，执着小旗伫立在街头，照料难民下乡。开始，虽有的人畏怯不前，但经过一番解释后，大家都井然有序地上车，疏散到乡下去。”截止5月7日，紧急疏散人口就达25万人。5月9日，行政院召开第413次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批准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报告的《重庆市紧急时期居留证出入证发给办法》12条，明文规定：
“一般市民由卫戍总司令派调查队，分区挨户，造调查册，并发给居留证。”
“本市水陆出入要道，卫戍总司令部设置检查哨。凡因事必须入境者，或过境必须暂时停留者，由检查哨发给出入证。”
此后的几年中，每当雾季一过，疏散工作便被放在最优先的地位。1940年，重庆军政当局为实施市民防空疏散，先后制定了《疏散任务实施办法》、《疏散渝市人口交通工具统制办法》、《疏散区建筑屋奖励贷款办法》、《渝市人口疏散计划》等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如在市民中实行发放居住证，无居住证者强制疏散；对无力迁移的市民发给搬运证、乘车证并由政府负担运费；对不服从疏散者，停发平价米，甚至封闭其住宅，强迫出境等。当年疏散人口超过20万人。
1941年2月14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及市政府奉命疏散市区人口20万。3月14日，疏散工作开始，国民政府拨款100万元分配给无力自行疏散的民众，井指定江北、巴县、江津、璧山、铜梁、永川、荣昌、涪陵、长寿等地为疏散安置地。3月25日起，开始实行强迫疏散。当年疏散人口近20万人。
1942年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稍有缓和，但政府对市民疏散工作仍较重视。在日机轰炸重庆的几年间，尽管市民疏散工作仍存在不少缺点，但总体而言，市民疏散工作的实施，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2.修筑防空洞壕
修筑防空洞壕，是防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减少轰炸损害的重要措施。抗战伊始，国民党军政当局和重庆地方政府即开始筹划这项工作。早在1937年9月，蒋介石即致电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饬令负责指导、协助民众挖筑简易防空壕沟，并明确指定了防空壕沟须深6尺、宽2尺，上盖木板并加厚土层的要求。12月22日，重庆防空司令部采纳原刘湘部属、炮兵司令兰田玉建议，在老城区内凿建大隧道，解决市民防空避难问题，并开始踏勘工作。
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开始成为日机轰炸的首要目标，防空洞壕的建设开始全面启动。7月2日，防空隧道的勘测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其干线由朝天门至通远门、南纪门至临江门，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全长预计3722米。8月1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隧道工程处正式成立，由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蒋逵兼任处长。次日，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之一”的大隧道工程在市区公园事务所破土动工。与此同时，广大的市民绅耆、公司银行，亦鉴于日机肆虐，为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纷纷筹资开凿防空壕和避难室。据《重庆市防空公共邂难所地点及客人数量表》统计，1938年全市共建公共防空工事511个，可容纳6.25万人。同年，重庆城区还建有私人防空地下室等71个，总容量0.41万人。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防空当局和广大市民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更加认识到防空洞壕在对付日机轰炸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防空洞建设。一方面，政府当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于人口众多、机关稠密之地开凿公共防空洞，并加快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进度。另一方面则动员和鼓励市民自建或合建私人防空洞壕。据重庆市警察局当年对全市私有防空工事的调查，重庆警察局辖区内共有私人防空洞壕384个，总容量为4.26万人。
1940年春，为推动防空洞的建设，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联合发起“市民扩大建筑防空洞运动”，并成立了以重庆防空司令刘峙为主任委员的“重庆市民众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广泛发动市民及各机关团体出力出钱，由防空司令部负责技术指导，修筑防空洞壕。
重庆防空司令部还专门制定了“扩大自建防空洞运动宣传标语十条，广泛宣传开展市民自建防空洞运动的方法和意义，这十条宣传标语是：
开凿防空洞应市民自办，不应依赖政府！
扩大自建防空洞运动，是为市民谋避难的安全！
留居本市的市民，应自动联合集资来开凿防空洞！
每人只摊十几块钱，就能开一个很好的防空洞！
自己开洞、自己管理、自己避难，是最合理的办法！
市民自建防空洞时，防空部愿负设计责任！
有钱的人应踊跃捐输来开凿防空洞！
市民自建防空洞时，万一凑款不足，防空部还可补助！
开凿防空洞，比衣食住行都重要！
不谋本身避难安全的人等于自杀！
广大市民积极响应，仅3月份就同时有120处工事动工兴建。数以万计的民工和石工以最原始的工具、原始的方法，每天做工十余小时，修筑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去对付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战略武器——飞机——的挑战。
在私人防空洞建设不断加快的同时，公共防空洞的修建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1940年夏，防空司令部迫于各方压力，决定将初步竣工的部分隧道提前开放使用，容量约1万人。由于公共防空工事建筑中负责官吏与承建商相互勾结，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不仅修建速度缓慢，而且工程质量低劣，设施简陋，存在诸多隐患。这也是酿成1941年“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对公共防空工事构筑及管理等问题限期作出改进，随即成立了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和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防空洞建设也由防空司令部移交给市政府工务局。在对部分险情严重、影响正常使用的防空洞进行整修的同时，又着手建设新洞。截止1941年底，全市各类防空工事总容量达46.17万人，其中公共防空工事容量12.51万人，私有防空工事容量33.66万人。而当时全市实有人口为68.79万人，虽然公共防空工事容量有限，但防空洞壕总容量已基本能满足市民要求。
3.防空情报与警报建设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情报主要由防空司令部第二科（后改为第二处）主管，而防空情报的掌握和传递则主要是通过对空监视队哨的工作来实现的。1937年9月，重庆防空当局开始配置重庆监视区对空监视队哨，东起石柱、梁山，西通璧山、合川，南经南川、綦江，北贯南江、通江。在重庆周围的合川、武胜、仪陇、巴中、黔江、忠县等28个县设监视队26个，监视哨112所，独立监视哨1所。1938年10月，重庆防空司令部又自行架设专线，以重庆为核心，在50公里周围的茨竹、隆盛、双河、太平、小观音、龙岗、北碚、清平等增设独立哨10所。在近郊的风水岭、李家花园、江北白塔等处分设了望哨5所。年底，各监视队哨所有员兵一律改为专任。
1939年5月14日，为完善重庆防空监视队哨配置，军令部召集各有关机关在渝召开四川省防空会议，将渝东忠县、梁山两县监视队划归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将永川、荣昌、大足、江津和铜梁5县划归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监视区扩展到周围32县，监视队哨扩大到28队、147所。
防空监视队哨的工作制度十分严格，军委会对此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法令。如规定防空监视队哨应不分昼夜，严密对空监视，除监视、搜索敌机动态外，应与邻近空军站、场及时联系；防空监视队哨每天应向直属情报所校对时间；监视队哨凡发现3架以上敌机，传递紧急防空报告时，其他占用该队哨线路的通话，无论职位高低一律暂予“强拆”；如员兵有不在哨地或有飞机经至哨地而不报告者，一经查明即以军法论处等。这些规定，有力地保障了防空情报的正常传递。
在日机频仍轰炸重庆的几年间，重庆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哨基本上能够迅速、准确地监视和传递日机动态情报，为防空警报的准确发布，为防空部队的准备作战，为减少日机轰炸损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有效减少日机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重庆市防空当局还不断加强防空警报网建设，不断改进传递警报信号的方法。1938年3月，重庆防空司令部在纯阳洞、龙门浩、忒阳观、大溪沟、双溪沟等处修建第一批警报台。到1940年底，建有警报台20座，警报信号台21座及若干补助警报台。1941年，防空司令部为进一步解决音响盲点，完善警报网设置范围，新建警报台23座。初步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防空情报网。
在发布警报信号的方式上，1940年前主要通过电动警报器和工厂汽笛进行。1940年5月，防空司令部正式采用防空警报球（灯）的方式辅助发布信号。警报球（灯）为红色圆形和绿色长圆形两种，直径不小于50厘米，球内安有灯具供夜间使用，以竹篾或藤为球的骨架，以丝麻等透光材料裱覆，安装在人口稠密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等处，便于多数市民观望。悬红色球1个，为预行警报，表示敌机已从武汉起飞，有空袭本市动向，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红色球2个，为空袭警报，表示敌机已飞抵宜昌并继续西飞，1小时内将空袭本市；同时在紧急警报后敌机离开重庆不远，危险仍存在时使用。降下2个红色球，为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已到涪陵上空并继续西飞，即将抵达市区上空，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在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悬绿色球1个，为解除警报，表示日机返航已通过涪陵上空。无空袭时，红、绿灯均不悬挂。防空当局还要求悬挂警报球（灯）后，警察及防护团员应按悬球标示，及时用喇叭传布，使市民明了情况。此种警报球（灯）发布警报的方法，为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首创，故又称“胡球”或“伯翰球”。在当时供电经常中断，电动警报器难以保证随时起动的情况下，警报球（灯）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日机对重庆大规模轰炸的3年间，发布空袭警报总计长达548小时40分钟。1941年7月28日，一天发布空袭警报竟达9小时15分，同年每次空袭警报3小时以上的就达32次。凡是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人，无不对此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