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空袭抢险救灾和救济服务的主要队伍是由广大市民组成的防护团和空袭服务总队。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广大防护团员和空袭服务队员积极参加抢险救灾、救死扶伤和社会救济，为重庆的反轰炸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抢险救灾
当时，重庆市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日机轰炸时每次都故意投下大量的烧夷弹，使无数繁华市区变成一片火海。而重庆的消防设备又十分简陋，消防器材也十分缺乏，全市最初只有六七辆消防车。在轰炸中，自来水管又常常被炸断，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消防工作的困难。因此，重庆市的消防救灾工作主要依靠人力，组成了一支8000余人的消防队伍。每次日机袭渝，投弹甫毕，哪里出现险情，消防队员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哪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消防工作，直到大火扑灭为止。
“五三”“五四”大轰炸时，由于许多消防措施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日机轰炸引起了大火，造成了严重损失。此后，消防工作有了很大改进，除1940年“八一九”和“八二〇”大轰炸后因火势太大而没能有效控制外，其它火灾都能为消防队员很快扑灭。“敌机滥炸重庆市区，投下巨量之烧夷弹，惟灾情并不惨重，其所以然者，战时消防总队全体人员之英勇服务与有力焉。渠等均来自民间，且大半为义务职，其勇于工作之精神，实值敬佩。盖每次敌机来袭，投弹甫毕，各区消防人员即以最迅速之行动，冒一切危险驶赴灾区从事工作。”一些消防队员还在抢险救灾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1940年“八一九”轰炸中，警察局消防队中队长王开元、分队长徐敬于第一批日机轰炸后冒险抢救火灾，不幸于最后一批日机轰炸时，被炸殉职。“我们的水龙是那样少，我们救火的设备是那样贫弱，然而我们有的是伟大的人力，多少人忘记了生命危险在火舌中窜来窜去，我们即使不能立时扑灭火源，但我们一定要阻止它的燎原，消防队员正用自己身上的汗水和为烟熏出的泪水一起放到阻止恶火的蔓延上去，我们眼看着许多房屋、许多私家财物以及多少颗不宁静的心得救了。”广大市民群众也积极参加消防抢险工作，平时储沙、储水，一遇火情，就自动地用脸盆、木桶等运沙、运水进行扑救。重庆人民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有效地控制了日机轰炸造成的火势蔓延，避免了日机轰炸可能给重庆人民带来的更大的危害和损失。
防护团工务大队也是一支抢险救灾的生力军。特别是广大水电工人，为保护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用电，每次轰炸后，都能很快地将损坏的部分修复，使水流电流不致中断过久。1940年的“八一九”轰炸后，不少线路遭到毁坏，英勇的电力工人不避艰险，警报解除后，马上出动恢复被毁线路，被炸3小时内电灯即已恢复。在1941年日机的一次轰炸中，大溪沟水厂除唧水机保护得力，幸免损失外，其余全部厂房、锅炉和发动机一概被毁，全部工友经过3昼夜的抢修，即恢复供水。由于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的英勇奋战，重庆市水电供应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快增长，如重庆电力公司1942年的售量达4886万度，其中生活用电增加5倍，动力用电增长20倍，基本保证了对工矿和市民用电的供给。
在重庆人民的抢险救灾中，广大防护团员、空袭服务队员和市民群众还积极参加开拆火巷、填平弹坑、恢复交通、推倒危墙险壁、紧急挖掘被炸掩埋物资与人员等工作，尽量减轻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
2.救护服务
参加重庆大轰炸救死扶伤工作的救护组织主要有防护团救护大队，重庆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红十字会救护队，重庆市卫生局救护队以及在1939年9月由机关、团体、部队抽调人员组建的急救总队（1940年12月撤销）。
在救死扶伤工作中，医护委员会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城区和郊外设立了14个重伤医院，有病床2230张。并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救护队伍，平时巡回诊疗，一遇日机轰炸，即带用具赶赴被炸灾区抢救，对轻者进行包扎，对重伤者在处理后用担架送到附近的重伤医院，对死难者尸体进行掩埋。并在一些重要地点设立治疗所，为受伤市民按日换药，免费诊治。据不完全统计，医护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四个月内，救护重伤轻伤难民5633人，其中入院治疗1780人，治愈出院1447人，死亡230人，裹伤3853人。
同时，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也纷纷组织救护队参加救护工作。“五三”、“五四”轰炸后，《新华日报》社组织了两个服务队参加救死扶伤工作。中央大学组织的师生救护队，多次携带药品、担架前往灾区抢救民众。
国际友人和宗教界人士也参加了救死扶伤的工作。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加拿大教会联合英、美、丹麦等国籍在渝国际友人，成立国际服务组挺身而出担负直接救护工作，亲自拉洋车运送重伤者，并在医院执行包扎。在不到四个月时间，救治重伤401人、轻伤392人，挖出救活男女100人、尸体38具，收容难民难童140人。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还活跃着一支“脱去袈裟换战袍”的僧侣救护队。该救护队成立于1940年3月18日，有队员近70人，隶属于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在近两年时间内，他们冒着浓烟烈火，踏着灼热滚烫的瓦砾，穿行于断垣残壁之下，救出了数以千计的受伤难民。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该队除赶往现场救护外，并于大隧道洞口内施放焰口佛事3天，超度死亡同胞，颇得舆论界好评。”回教救国会也组织空袭服务队，在灾区张贴标语、散发急赈、慰问被炸灾胞等。
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无数市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每次空袭后，空袭服务人员昼夜在灾区从事收容运配、供应茶粥、医药救护、抚慰灾胞、发放干粮、发放恤金急赈等工作。据统计，1941年3月～11月，陪都空袭服务总队先后出动达84次，工作20000多小时，供应120万多人的饼干，供应94000余人的米粥茶水。许多机关团体还组织慰问队，慰问被炸难胞、医院伤胞、防护人员、服务队员等，转送慰问信、慰问袋、慰问金及毛巾、肥皂、饼干、万金油等物。表现了日机轰炸下重庆人民的亲爱互助和精诚团结的精神。
3.社会救济
重庆被炸难胞的社会救济工作，得到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主持和指导下，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后相继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和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等机构具体办理重庆的空袭救济工作。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成立后，为加强对被炸难胞救济工作的实施和管理，曾先后制定了二十余种法令规则，其中包括《空袭紧急救济办法》、《难民调查登记及安置办法》、《发放恤金办法》、《重庆市空袭期间人民或团体办理急救奖励及抚恤办法》等。其中《空袭紧急救济办法》规定：
“空袭灾害发生后，主管救济机关，应立即派员会同有关各机关团体，速往被炸地点救护，并详查死伤人数状况及其他损失情形，分别予以登记。”
“凡被炸死亡者，应立即报殓掩埋，至迟不得逾次日；伤者应送医院医疗，所需费用，悉在空袭紧急救济费内开支。”
“被炸死亡者，得按名发给抚恤费国币30元，交其亲属具领；其受重伤医疗无效而死亡者，亦与死亡例办理。”
“凡受重伤者，得按名发给赈济费国币20元，其因伤而神志昏迷者，得发交其亲属具领。其受轻伤者，得按名发给10元，交其本人具领。”
“关于房屋被炸救济办法，除别有规定外，其贫苦之难民全毁者，每户发给救济费30元，炸毁一部者20元，震塌者10元。”
在抚慰伤亡方面，“对于伤亡难胞恤金之发放，力求普遍详确，工作人员之稽考，尤为严厉，轻重伤亡鉴定，则依照刑法之规定。”仅1939年5月至8月五个月时间，共计抚恤5352人，其中发放死亡恤金85610元，重伤恤金15680元，轻伤恤金5240元，并发放临时急赈3656元。在1940年6月的轰炸中，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办理急赈。此外，办事处还设有掩埋股，负责掩埋被炸死难同胞的尸体。经与市府商定，在江北指定刘家台兴隆桥、南岸指定真武山野猫溪及市区兜子背各处为墓地，所有棺木由办事处提供。每遇日机轰炸，掩埋股人员即全体出动，督率掩埋队工作。据1939年5月至8月份统计，掩埋尸体共计5144具。
在收容安置方面，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前，在磁器口、小龙坎、沙坪坝、化龙桥等处已设有四所收容所。“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由于难民数量太多，办事处单独成立了收容运配组，专门负责难民的收容安置工作。随即在城内和郊外各设临时收容所8所，并于附近划定安置县份，分设收容所，所有被炸无家可归之难民，先由收容运配组派人到灾区引导至城区临时收容所，翌日即转送郊外难民收容所，然后再依照难民调查安置办法分送各县。
此外，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对难童的救济和教养、难民的疾病医疗救济和难民借贷生产自救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专门设置了灾童临时收容所和儿童教养院。设立了贫病救济医院、诊所、卫生站和地方医疗诊所，对贫病难民给予医疗帮助。对贫民难民办理一定数量的小本贷款，办理或补助难民手工业生产，并设立难民技工训练班和职业指导所，帮助难民渡过难关。
国民政府除对被灾难民和难童进行救济外，对因日机轰炸而发生困难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人士也给予关注。《工厂矿场工人遭受空袭损害暂行救济办法》明确规定：“工人被炸受伤者，除工资照给外，工厂矿场应负担医药费。”“工人被炸受伤成为残废，致使其永久失去全部或一部分工作能力者，工厂矿场除担负其医药费外，应以残废部分之轻重为标准，给以残废津贴，其数额至多不得超过三年之平均工资，至少不得低于一年之平均工资。”“工人被炸死亡者，工厂矿场除给与殓埋费至少200元外，并应给予其家属抚恤金至少600元，其已由工厂矿场代为保险者，应给予其应得之保险赔偿金。”
1941年9月由社会经济两部共同拟定公布的《空袭时间工厂停工复工及核给工资暂行办法》也明确规定：
“第一条，各工厂应建筑防空洞，或设其他防空设备，并应注意工程坚固及卫生设施，以保障工人之安全。
第二条，空袭警报发放后，应一律停止工作，但工厂防空洞设备能于5分钟内到达者，得俟紧急警报发放时停工。
第三条，工人于停工离厂前，应将所任工作及重要工具物品等，妥为处理，不得弃置不顾。
第四条，在放工时间一小时以前解除警报者应立即恢复工作。
第五条，晚间10时前解除警报者，次日照常工作。
第六条，晚间10时后解除警报者，翌晨之上工时间，依10小时后至警报解除时间比照顺延之，但放工时间仍应照常。
第七条，空袭时间除不遵规定时间复工之工人，工资照给；计件给资工人，在空袭时间内之工资，应照前一日同时间内工作件数之标准核给之。
第八条，遇空袭连续不解除，或厂房因空袭受有损害，五日内不能复工者，得视工厂经济情形，及工人所得工资多寡，酌给工资三分或二分之一，其契约尚未终止之日工件工及其临时雇工亦同。
第九条，工厂因损失过大，无法恢复工作时，得解雇工人，但应发给遣散费。”
这些办法的规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对于维持战时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救济被炸难胞的工作还受到各界群众和机关的大力支持。据重庆空袭紧急联合办事处的统计，从1939年5月10日至8月1日，仅办事处经收的私人和团体救济捐款就达39笔22164.40元。在此后的几年中，这种救济捐款持续不断，屡见报端。有一女佣杨妈，以历年薪工积余之50元，悉数函送振济委员会，指明作救济难胞之用；冠生园重庆支店同仁捐一日所得500元；裕华纺织厂自动捐助法币1000元；交通部全体工警节食捐款426.60元；豫丰纱厂1000多工人捐薪捐款3630元；上海建业营造厂渝人同行捐薪3天共计612元……
日机轰炸下的抢险救灾与救护救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本市自建设陪都以来，遭受敌机轰炸，不下百余次，所有服务空袭防护、救济、医疗、抚恤、消防的人员皆能忠勇尽职，实属难能可贵。每遇敌机滥炸，所投炸弹或烧夷弹，恒以百计，而服务空袭的人员，于敌机尚未飞离市空以前，即行出动，或任教护，或任医疗，或任消防，其冒险精神，即为我国固有侠义的结晶。猛火之中，危墙之下，救死扶伤，不遗余力，故能于极短期之内，扑灭烈焰，免其蔓延。又能于警报解除后数十小时之中，整理被炸区域，恢复交通。至于为被难市民保护财物，挖掘炸迹，亦为我们所共见的事实。”“每当敌机盘空之际，空袭服务人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于维持秩序，则指导必周；于扶老携幼，则将护备至。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赴义之英勇，应变之神速，不惟全市男女老幼之同胞，胥致敬爱，且使敌人图以轰炸屈我同胞之妄想，粉碎无遗。诸同志如此奋不顾身之贡献，盖与前线武装杀敌之将士无殊，风声所播，国际称誉；甚或举为楷模，愿相仿效。实至名归之效，固已在世界新战史中，占有光荣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