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政军机关照常运转
重庆是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严重影响了各级军政部门的工作。尽管工作条件艰苦，但党政军机关在大轰炸中仍照常办公。
为了避免和减轻日机轰炸带来的影响，为了使各级军政机关有效地运转，留在市区的军政机关纷纷修建防空设施，一遇轰炸，广大公务员便避人防空洞中继续办公。更多的军政机关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迁至歌乐山、青木关和北碚之间的迁建区和其它郊区，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国民政府本部参军处、主计处迁至歌乐山方堰塘，文官处则迁燕儿洞，行政院迁至歌乐山陪石湾，考试院迁至中梁山华岩寺，监察院和审计部迁至金刚坡的龙洞口，立法院、司法院和司法行政部迁至北碚附近的歇马场，中央党部、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迁至含谷乡天池村吴家大院，内政部迁至陈家桥的傅家院子，教育部迁至青木关温泉寺，政治部迁至土主乡团结村三圣宫，军政部迁至歌乐山环山路，财政部迁至歌乐山静石湾，交通部迁至歌乐山方堰塘，经济部迁至华岩，农林部迁至新店子乡的清凉庵，水利委员会迁至金刚坡，军事委员会陆军监狱迁至土桥申家沟，蒙藏委员会迁至西永乡桂兰村，军统局在歌乐山磁器口缫丝厂设乡下办事处，政治部第三、四厅迁至西永乡赖家桥等。这些军政机关迁至迁建区村镇之后，或利用庙宇祠堂，或利用民间空房，或搭盖茅草棚屋，条件极为简陋，仅避风雨而已。设于青木关北侧山间松林丛中的教育部，以致发生过猎豹进人办公室夜宿之事。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广大公务员同仇敌忾，勤奋工作，使各项军政工作都能比较良好地运转。
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其中一项重要目的是企图达到消灭中国最高统帅和最高统治机关。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后，日本曾广播海外，称蒋介石已趋避成都，国民党中央即将迁离重庆。事实上，在日机轰炸之后，蒋介石宋庆龄夫妇迅即前往灾区进行视察。1941年8月30日，日机轰炸了正在举行军事会议的黄山蒋介石官邸，同时，佛图关下的国民政府礼堂也被炸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并没有得逞。9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礼堂废墟上赶搭起来的临时敞篷厂中主持了“国父纪念周”，勉励大家要在瓦砾中重建新中国。
在1941年的“疲劳轰炸”中，为使各党政机关能在日机长时间空袭下照常进行工作，政府当局还规定了五项具体办法：
（1）各机关应抽选主管及重要人员处理空袭时紧急重要公务，参加人员不必过多，其他人员应自选工作；
（2）应以妥善之防空洞为工作之地点；
（3）各种会议在空袭时应照常迅速在防空洞内举行；
（4）各机关在空袭工作情形应备文呈报中央党部、行政院及军委会；
（5）公务员空袭工作时供养由各机关或各合作社供应。
这些规定，对在连续轰炸期间保证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办事机构。在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中，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只得提前迁往尚未竣工的红岩嘴刘家花园，在农场内的一些茅草房内暂时居住，并在红岩嘴下面的嘉陵江畔搭起一些竹棚，作为临时办公之用。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工作。
2.工商金融部门坚持工作
重庆是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保证军需民用的主要生产基地。各工矿企业、金融机构也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重庆各业工人、职工同仇敌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忍受着一切痛苦，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迁建复工和兴建大批工矿企业，努力恢复和扩大生产。许多迁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屡次遭到敌机轰炸，但广大工人随炸随修，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坚持生产，支持抗战。《中国工人》杂志曾载文描述当时重庆的情景：“我们试游江畔，便觉得人烟骤增，机声聒耳。看见数十家内迁工厂，正在平地建筑……有的正在日夜开工制造，其发奋努力，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
裕华纱厂在1940年8月两度被炸，全厂除清纱车间和尚未竣工的摇纱车间外，全部生产建筑被炸塌和焚毁，工人宿舍、饭厅、医院也被炸成断垣颓壁。第二年8月，裕华再度遭到轰炸，损失更为惨重，行将开工的第三工场悉遭震毁，大批的工房仅剩几垛高墙。但是全厂工人并没有向日机的轰炸屈服，他们随炸随修，不到两个月时间，又“恢复了29年（1940年——笔者注）的旧观。”
豫丰纱厂在1939年被炸1次，毁坏厂房96间。1940年又6次被炸，中弹76枚，临时厂房全遭焚毁，损失纱锭5000余枚，布机130余台，线锭5000余锭。1941年又遭3次轰炸，损失厂房80余间，炸毁纱锭500余枚，在一次轰炸中，厂区内落弹多枚，燃起大火，当日机刚一飞走，该厂负责人潘仰山就从防空洞中出来，亲自指挥全厂职工进行抢救。他一面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一面大喊“你能炸，我能修，我的绿飞艇（该厂产品商标——笔者注）是炸不完的。”全体职工不为日机淫威所慑服，昼夜抢修，迅速恢复了生产。该厂合川分厂1941年8月遭日机分批轰炸，电机全被炸毁，部分纱机损失，工人死伤60余人，整个工厂满目疮痍，凄惨万分。但该厂2000多工人化仇恨为力量，加紧恢复生产。
重庆瑞华玻璃制造厂是一家有400多名职工的工厂。在1942年日机轰炸中，该厂中弹3枚，所有厂房设备全被炸毁，成品、半成品被炸成玻渣，工人炸死3名，损失相当严重。但该厂广大职工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重建厂房，修复设备，又重新恢复了生产。
迁建中的钢铁厂、兵工厂更是敌人轰炸的重要目标。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仅以1940年9月14日、1941年8月22日和9月1日这3天计算，共有日机45架次轰炸厂区，投弹270余枚，死亡员工约160余人，炸毁机器设备及办公室、住宅区、工棚等房屋若干，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大鑫钢铁厂从迁渝复工到1941年底，先后遭到日机5次轰炸，中弹90多枚，每次轰炸都使厂房宿舍受到很大损失。位于江北陈家馆的21兵工厂，从1938年度开工以来不断遭到日机轰炸，1940年6月到1941年8月先后被炸达14次之多，生产设备和职工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位于沙坪坝磁器口的24兵工厂，1940年5月27日日机27架轰炸厂区，投弹54枚，炸死炸伤27人，厂区内不少车间、办公室被震毁；6月10日，厂区再次遭日机轰炸，中弹十余处，死伤职工40余人，损失惨重，被迫停产数周。1941年1月22日，厂区再遭浩劫，中弹41枚，机器设备及厂房损失严重，大冷却水管全部损坏，全厂各路电线及电话线多数震坏。5月～8月，该厂又先后遭日机轰炸5次，动力部、炼钢部、轧钢部、机器部部分厂房被毁，职工宿舍20余栋及米库被炸，死伤职工60余人。在1941年日机轰炸中，该厂全年度空袭直接损失（不包括停工损失）109762.92元，其它各项损失计86897.90元。位于重庆郭家沱的50兵工厂，1941年8月11日，日机投弹50余枚，毁坏房屋48幢，职工伤亡70余人。8月31日，该厂再遭轰炸，中弹多达100余枚，损失惨重。但广大钢铁厂和兵工厂的职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随炸随修随生产，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日机的轰炸并不能阻止新兴工厂的建成和迁渝工厂的复工生产，工人们在敌机狂炸的间隙中加紧施工生产。“某厂曾遭轰炸10余次，所有存运机器物资，损失不赀，厂房宿舍，毁坏甚重，终于一建再建，卒在轰炸中滋长强大。”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工厂还不少。据统计，在1939年～1941年日机轰炸重庆最频繁最猛烈的3年中，内迁来渝和投资新建的工厂占重庆工厂逐年开工总数（到1944年底止）的一半以上，仅1939年迁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就达150余家。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之下，重庆各工矿企业的职工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加紧生产大批军用民用物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机器工业职工承接巨额军工订货，生产工作母机、车床、刨床、铣床、磨床、锅炉、内燃机、发电机、工具机、变压器等各种机械和汽车、轮船等零配件以及医疗器械、卫生用品、日用五金及纺织机零件等产品。化学工业的天原渝厂于1940年投产，生产烧碱、盐酸、漂白粉，供应抗战大后方工业需要。1940年，天厨味精厂在渝投产。曾遭毁灭性轰炸的重庆瑞华制造厂在1939年2月开工以后，主要生产化学仪器、医疗用具、日用器皿和电器材料近千种产品，当时重庆的机关、工厂、事业单位所需的化学仪器和玻璃用具，空军司令部所需的一种飞机上用的特制玻璃管，军政部交通第二团的大批汽车所需的前灯玻璃，电信器材厂急需的玻璃绝缘器等都由该厂生产。该厂职工在日机频繁轰炸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为了支援抗战，订货不论数量多少，难度多大，总是热情地接受下来，进行研究和试验，不计赢亏，力争试制成功。在日机轰炸下，重庆几家大的棉纺织厂除申新四厂损失较轻外，其它各厂均有严重损失。但是广大棉纺职工克服了日机轰炸带来的种种困难，加快恢复生产，创造了棉纺织业的又一黄金时代。仅以机器棉纺织业而言，1942年与抗战前相比，厂数由1家增至13家，布机由几十台增至500余台，年产棉布19万尺。纱厂从无到有，几年间安装纱锭10多万枚，年产棉纱近6万件，基本满足了大后方军需民用的要求。
军事工业是战时后方工业的中心。重庆的兵工厂绝大多数都设在磁器口、相国寺、唐家沱等地。为了避免日机轰炸，许多兵工厂把生产车间设置于人工开凿的隧道之中，构成坑道生产线网；已经建成的工厂则纷纷兴建隐蔽区和疏散区，以减少空袭损失，扩大生产，支援抗战。如兵工第21厂，到1941年3月，将轻机枪、迫击炮、工具等3条生产线疏散到铜罐驿成渝铁路隧道内。兵工第25厂在1940年～1942年中，完成山洞厂房40幢，将铜壳、弹头、装配生产线迁入山洞，有力地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各兵工厂的工人以增强抗战军力为惟一原则，生产出多种常规武器和一些简单的化学武器和防毒设备。据统计，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共生产各种炮526门，炮弹609417发，枪支33510支，枪弹1.07亿颗，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中，广大钢铁工人坚守岗位，抢险救灾，努力生产，使重庆的钢铁工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1938年开始筹建的中国兴业公司在1939年春便完成了各项设计任务，并建筑厂房和安装设备，1940年电炉开工生产，1941年炼钢、轧钢工程相继投产。1941年，该公司铁生产量达970吨，钢锭303吨，钢材271吨，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钢铁生产基地。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广大职工的奋斗历程更是典型地反映了重庆工人坚持生产、支援抗战的决心和热情。据当时的老工友邹宗友的回忆，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大职工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日机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红气球没有，挂了红气球，就是空袭警报，预示日机马上就要丢炸弹了。广大职工当时很希望尽快地赶走日本鬼子，好安心工作、生活，也希望多生产一些钢铁产品支援兄弟兵工厂多生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广大迁委会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炼铁、炼钢、轧钢等工程在日机轰炸下先后建成并冒险开工。
炼铁工程1938年10月开始动工，同年12月完成高炉主体安装及砌炉。1941年5月完成热风炉砌筑工程，同年11月9日开始出铁。
轧钢工程1939年3月开工，第一座平炉于1940年6月10日竣工，7月出钢，3吨电炉也于10月18日开始炼钢。
轧钢工程1938年秋开始动工。1940年春遭日机轰炸。夏，厂房完工并开始安装设备。1942年1月开工生产，7月开始试轧8公斤轻轨。其它如发电、耐火工程也相继开工。工人们一边建厂，一边安装设备，一边投入生产。到1942年，高炉、平炉、电炉终于相继全部建成投产，成为抗敌大后方军械工业专用原料的主要供应基地，成为大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铁钢厂迁建委员会是直接为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生产原料的生产企业，上万名职工把努力生产，保证前线的急需作为头等任务。他们同仇敌忾，把各种艰难困苦置于一边，含辛茹苦多增产，只为抗战作贡献。据当时的职工范正华回忆：“当建好工厂，复工生产后，我们这些从日本飞机轰炸中幸存下来的工人同胞们，只要一想到被无辜炸死的阶级兄弟姐妹们的遭遇，就巴不得多流一些汗水，多生产一些枪炮送到前方打鬼子，好尽快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国门，为无辜死去的同胞报仇。于是悲中从来，恨从中来，愤从中来，干劲也从中来，我们暗下决心，为了支援前方抗日，一定多生产好钢铁。”范正华老人的回忆不仅代表了全体职工的心声，也反映了在日机轰炸下重庆各界工人的共同心愿。
内迁重庆的民营渝鑫钢铁厂曾遭受日机5次轰炸，中弹90多枚，厂房、宿舍损失惨重，但广大职工怀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炸随修随生产，每月生产各种钢件达100余吨，灰口铁140余件及耐火砖等军需物资，成为大后方钢铁行业的“六大金钢”之一。
面对日机的连续轰炸，重庆各家银行职工为稳定金融，繁荣市面，坚持留在市区营业。1940年8月，日机对重庆实施了抗战时期最为猛烈的轰炸，重庆市区受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川盐、川康两银行董事长刘航琛明确表示：“川盐、川康两银行决不迁移乡间。纵有遇炸全毁之一日，余亦必于断垣残区中搭盖临时行址，继续营业，决不他迁。”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杨晓波也向记者表示：“任何艰难环境之下，决在市区继续营业，即以四川银行论，吾等已计划于被炸废墟中赶搭临时房屋，决不离开市区。”
公用事业更是关系到工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面对日机的轰炸，重庆广大公用事业的职工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工作之中。重庆电力公司总经理刘航琛表示：“今后无论在任何困难环境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电力供给，决不辍断一日。”重庆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经理胡子昂也纷纷表示：“敌人企图以狂炸毁灭重庆，实属妄想……吾人对于各种原料，如水管等之存储，早有充分准备，足敷今后补充之用，一切非常设施亦已先后完成。退一步言，敌人终能将自来水公司全部炸毁，亦不能断绝吾市民之水源，吾人仅需吸水机一具，即能引江水灌诸水管，而供市民取用。”日机的轰炸使水电各业均遭受巨大损失。以市自来水公司而言，在日机轰炸重庆期间，公司各项设备被炸60余次，损失点达560余处，直接中弹300余枚，截止1941年，公司在空袭中损失已达60多万元。电力公司损失也极为惨重。但是，广大水电工人冒着日机的轰炸杀伤，英勇抢修，保证水电的供给。重庆电力公司的输电量在1942年提高到了1936年的12倍，自来水供应的地区和数量也不断增加。其它如公共交通事业的职工，冒着日机的轰炸，不断新辟轮渡航线和公共汽车营业路线，有效地保证了市民的疏散和重庆水陆交通的畅通。
日机的轰炸严重影响了重庆的商业贸易。但是广大商业职工和商贩为了活跃战时首都的市场，保证重庆人民的生活供应，即使是在日机的轮番狂炸之下，也坚持营业。在日机轰炸最严重的几年中，重庆的百货业由战前的70余家、年营业总额不足800万元增加到1942年的2054家，年营业总额达20亿元。到1941年底，重庆从商人口达10.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9.8%。磁器口是重庆著名的蔬菜集散地，1941年8月被日机轰炸后，改为晚间交易。入夜，嘉陵江畔灯光闪烁，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不亚白昼。
3.教育文化单位坚守岗位
重庆是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日机轰炸重庆，文化教育机构和设施也是其重要目标。日机的暴行给重庆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广大文化教育工作者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面对日机的轰炸，没有低头，没有气馁，始终坚守教学科研岗位，坚持活跃在各条文化战线上，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1939年9月4日，重庆大学的体育专修科及铁工厂被炸。1940年5月29日，该校工学院大楼、教职工宿舍、学生宿舍被炸。7月4日，该校理工学院、文学院、图书馆和宿舍再遭浩劫，中弹100余枚，损失惨重。但是，轰炸不能动摇重庆大学广大师生同仇敌忾的高昂意志，他们自己动手，挖防空洞，建地下实验室，房舍震坏了就自盖瓦房。断壁颓垣间，广大师生始终坚持教学科研活动。
中央大学也曾多次遭到日机轰炸。在1940年6月～7月的空袭中，中央大学中弹上百枚，实验室、大礼堂、宿舍等均被炸毁，死伤员工10余人。任凭日机怎样骚扰，该校师生始终坚守工作、学习岗位。正如校长罗家伦所说：最近两次被炸，损失颇大，但被炸者系物质，不能炸毁者全校的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爱国、爱校，宁死不屈的精神，全校师生即使是在暑假期间也加紧抢修校舍，使中央大学成为沙坪坝区最早开学的大学。
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期间，正值南开中学筹办校际运动会的日子。经过校务会讨论，决定冒着敌人的炮火如期举行运动会。5月6日～7日，运动会隆重举行。张伯苓校长在开幕式上慷慨陈词：“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不怕他们的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去做！我们要干到底，顶到底！”多么豪迈的誓言，多么坚定的信心。“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去做”，这也是几十万战时首都人民的共同心声。南开中学在抗战中曾3次遭到日机轰炸。特别是1940年8月，日机在南开校园投下大批巨型炸弹，学校损失极为惨重。面对日机的残暴行径，张伯苓校长坚毅地表示：“再炸再修。”他亲自督率人员整修校舍，因操劳过度，旧病复发，经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正是凭着这种“再炸再修”的精神，南开中学成为沙磁区各校开学最早的学校。
重庆私立树人学校从1939年开始兴建食堂。这项工程曾两度遭到日机轰炸，学校坚持随炸随修，到1940年终于落成。
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夏季，时值交大、南开等学校举行招生考试，虽然空袭警报不断，但广大考生秩序井然地进入防空洞参加考试。
日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给战时首都的新闻出版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影响。但是广大新闻出版界同仁以宣传抗战建国、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发行各种报刊书籍等。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重庆，许多地方成为废墟。在城内西三街和苍坪街的《新华日报》房屋被炸毁；《大公报》所在地二牌坊被炸，排字车间被掀翻；《国民公报》厂房和办公室被炸；《西南日报》被炸弹荡平烧毁。重庆各大报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不少报社一时无条件恢复出版。但是，日本的暴行不仅不能使报界仁人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坚强斗志。各报社一方面响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一方面积极向郊区疏散。8月中旬，各报又相继复刊。在那些峰火漫天、血肉横飞的日子里，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是很不容易的：外勤记者要迅速奔赴灾区、火海进行采访；编辑要在微弱的烛光下，甚至顾不上吃饭就抓紧编发稿件；排字工人既要日以继夜地把被炸弹震乱的字钉清理上架，又要在光度不够的煤气灯与电石灯前拣字、拼版，在敌机轰炸后，遇到暴雨袭来，还得戴着雨帽操作；没有电力，印刷机就全靠工人挽着机器上安装的手柄，轮流摇转，把报纸一份一份地摇印出来；发行人员须及时把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果途中遇到空袭警报，不是扔下就跑，而是将报纸牢牢抱住，暂时避入防空洞，与报纸共存亡，一旦解除警报，又准确无误地送给订户。
《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部为尽快恢复报纸的发行，在化龙桥和大坪虎头岩之间的黄桷湾租借到一块地皮。全社人员日以继夜地在山沟里修建起两排简陋的办公室、厂房和8间宿舍，还修建了简易的医务室、救亡室、托儿所和家属服务社，不分昼夜地安装抢修机器。
《新民报》在日机轰炸中损失惨重，总社印刷厂、编辑部办公处以及一部分宿舍均被炸毁。广大报社同仁明确表明：“我们将自今日起益加奋发，益加咬紧牙关苦斗，不但要徐图复兴，还要迅求进步，不使敌人快意，不使爱我者沮丧。”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国际宣传处在空袭连绵中不断地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抗战进程，宣传陪都精神，颂扬中华民族，被誉为“炸不死的青蛙”。
1941年7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盛赞陪都报业精神，并针对日本法西斯强盗对市区平民住宅变本加厉滥炸的无耻行径指出：
“固然使我人民遭受若干损失，友邦人士的财产同遭焚毁，我陪都同业如时事、新民、新蜀、大公、扫荡等报馆也先后受许多物质上的损失，但这种兽行所得的结果只是更高度发挥我愈炸愈勇的大无畏精神，日寇虽毒，岂能奈我何！”
“我们陪都同业中不幸被炸的几家，虽然有的是接一连二的遭受不幸。但困难不能挫我奋斗的意志，日寇炸了我们依然是照常出版为抗战建国的伟业服务，这种精神实在要引起全世界正义的钦敬，要使日寂侵略者愧死的。……我们陪都同业这种坚守岗位，不惧暴力的光荣奋斗有力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
中国电影制片厂曾4次遭到日机轰炸。特别是1941年8月12日，日机在该厂附近狂投爆炸弹、燃烧弹，厂区数处起火，经全体同仁奋力扑救，才没有导致更大的损失。该厂一方面为避免轰炸，将重要器材和部分员工疏散下乡，在郊区进行拍摄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整理废墟，加紧恢复工作，以更多更好的影片来回答敌寇的狂炸。在日机轰炸重庆的几年中，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量的抗战影片，“宣传抗战，厥功甚伟。”
战时的重庆，学校文化机关云集，文士荟萃，群贤毕至。这一大批中国教育、科技、文化的精英，在环境艰苦、设备简陋、生活动荡的情况下，冒着日机的轰炸，为抗日救亡，为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辛勤工作。
尽管日机的频繁轰炸使重庆人民正常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和破坏，但各种社会活动一般均能照常进行。仅以体育运动会而言，1941年陪都市民运动会开幕的当天上午遇敌机轰炸，但下午运动会照常进行；1942年陪部首届体育节在敌机轮番轰炸的情况下，竟举行了长达1个月的运动会和各种体育表演、比赛。
在重庆只住了3个月就遭受了40余次轰炸的林无双写下了她在重庆的观感：“奇怪的是当时战争拖下去时，中国的士气越来越高了，当收复一座城池，在空袭后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我们依然举行庆祝，照样生活着。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夜袭以后人们又在第二天6点或7点起身工作，还有的孕妇在防空洞里生产孩子。”“空袭不能砍坏我们的幸福。炸弹怎能摧残我们的士气，怎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它可以落下而且爆炸，但我们无论如何却要抗战到底。”日机疯狂的轰炸不但不能毁灭重庆，不但不能扑灭重庆人民的怒火，反而更加激起他们努力工作、支援抗战的热情。重庆人民把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奉献给了祖国的抗战事业，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机的野蛮轰炸，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坚毅镇定、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和重庆人民是不可侮的英勇人民的伟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