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反轰炸斗争，是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展开的。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城市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极易遭受焚毁，防空设施设备极为简陋，防空经验严重不足。尽管如此，由于防空当局的筹划与指挥，由于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参与，重庆的反轰炸斗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粉碎了日本摧毁中国政府抗战意志的企图，保障了抗战正面战场司令台的巍然挺立，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中心，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司令台。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在此指挥着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继续坚持抗战。因此，重庆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严重障碍和心腹大患。为达其“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进行了长达3年之久的大规模轰炸，妄图通过狂轰滥炸，造成中国抗战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悲观厌战情绪的增长，国民政府的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因此，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就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占有其他任何正面战场战役所不可比拟的重要战略地位。
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始终是围绕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意图进行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对华战略上改变了过去以军事打击摧毁中国政府的方针，转而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成功地策动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为了·614·
进一步动摇和摧毁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意志，迫使其议和投降，从而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大本营制定并实施了“空中进攻作战计划”，狂炸以重庆为重点的大后方。1940年6月，德军攻占巴黎，希特勒在西欧接连取胜，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日军“中央统帅部受到欧洲战况激变的刺激……其中要求及早解决中国事变，以便获得行动自由的论点很高……”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战争欲望下，日本空军实施了“101号”作战计划，再次大规模轰炸重庆。1941年夏秋，日军准备实施“南进计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把中国变成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日本又抽掉大批航空部队，又一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妄图借助强大的空中进攻作战，以达到粉碎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目的，从而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找到一条捷径。
日机轰炸重庆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决定了重庆反轰炸斗争同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是否能够保卫中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是否能够坚持继续抗战，而且还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历史已经证明，尽管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损失，但重庆人民毕竟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得逞，连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轰炸的无用。曾参加多次轰炸重庆的第三飞行团团长远滕山郎在1941年9月3日呈报给参谋本部的《关于进攻内地的意见》中认为，“我亲自乘轰炸机，连续数次参加轰炸重庆。到达重庆上空一看，江两岸，特别是右岸地区，正在广泛、大力发展，真不知哪里才是致命的地方。”“以往报道的轰炸效果有所夸大，重庆呈一片废墟的判断实属错误，据我亲自观察，不如说，重庆已向周围发展”，因此，“单凭轰炸，使其（重庆政权——笔者注）屈服是决不可能的。”另一位曾经参加重庆大轰炸的大本营参谋松前未曾雄也在战后回忆认为，“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粉碎了日本摧毁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企图，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势力和嚣张气焰，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保障了正面战场抗战司令台的巍然挺立，对于维持国民政府继续抗日，对于鼓舞全国军民继续抗战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还有力地促进了重庆政治地位的逐步提高。从1939年春开始，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组织了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日机对重庆的“五月攻势”，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重庆陷入极大的惊慌和恐怖之中。为了反击日机的轰炸、坚定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信心和决心，5月5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夏秋，日机对重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空中作战，从5月至9月，连续不断地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惨状。然而重庆近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在血与火的锻炼中，成为坚不可摧的中国正面战场的司令台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9月6日明令重庆为永久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双江，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会，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
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来的地位。重庆作为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除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胜”的地理优势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就没有在轰炸中坚不可摧的重庆。没有在轰炸中坚不可摧的重庆，也就没有重庆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正如《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在评论还都南京时所说：“重庆市为战时首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插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中枢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占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也谈到：“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因此，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抗战司令台的巍然挺立，既是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产物，更是重庆人民进行反轰炸斗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