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先生：你出的题目太难了，本来就不敢写，今天看了高尔基的《论戏曲的创作方法》，使我更加不敢写了，那论文里面有下记的一段：残念的是在我们周围，下面所说一般的事情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就是，写了一两篇戏曲的年轻人，就将自己看作“此道的专家”，很快的在报纸上写文章，演讲，讲述自己的创作方法之类，有时候甚至还要写什么《戏曲理论》。
高尔基很谦逊地说，“我自己不仅写过两篇、五篇，大致曾经写过二十篇拙劣的剧本”，但是他还并不以一个戏剧作家而是以一个“一般文学和剧场观客的立场”，对年轻的作家讲话。那么，很明白，编者先生，像我这样只写了一篇拙劣的剧本的人，对于您的“征文”，还能写些什么？
至于您所说的“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态度”，那是我在别一个机会已经犯过一次“不逊”了：“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固然同样的是作者要讽嘲的奴隶，就是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我也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我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隶群像，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我一点也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凡的女性。我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确，这剧本的女主人公历来就被人描写做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物，一切赛金花的传记作者，都将她写成一个逾越常轨的淫娃荡妇，和“一泓祸水”，这差不多已经是“定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相信我同情她的理由的正当。过去批评她的根据，不外是下列的三点：第一，责备她不替洪状元守寡，“主人”死后有了“不检”的行为；第二，责备她不该奇装异服，在京畿招摇过市；第三，责备她不该“夜事夷寝”，“秽乱宫禁”，伤害了华国的尊严。其实，第一第二两点，都是封建士大夫见解，到现在已经不值一笑；第三点她虽则有可咎的理由，可是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国柄的人物，而一味的要求一个市井妓女去维护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可笑的举动。当时名小说家吴趼人的《赛金花传》和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里面，的确是“颇有贬辞”，可是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贬辞”，难道我们也有“祖述”的必要吗？
也许可以说，赛金花不是一个寻常女子，不仅在妓女里面，就是在清士大夫中间，也很少有她一般的见识，这决不是“誉辞”，从下面的一二片段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例如：詹垲著的《花史》里面，讲到庚子事变的时候，他说：文忠（李鸿章）与诸大臣惶迫无能为计，有谓傅（玉莲，即赛金花）能办此者，乃召至，许以厚酬，被以华服遣之，……瓦帅欣然曰：“诺”。即日宫禁肃清。文忠喜，酬金，不受，以所被华服饰赠之，亦弗受。无何，车驾回都。
同时，有清一代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也有下述的一段：苏（按指苏元春）下刑部狱，狱卒乃以杖毙沈荩（革命党人）之处居之，苏见地上血迹斑斓，大为骇异，询知其故，因以银三百两贿狱卒，使迁焉。其后狱卒以待苏元春之法待赛金花，金花毅然曰：“沈老爷我是认得的，为什么要怕他？”狱卒无如何也。夫赛金花一贱妓也，而其胆气竟高出久历戎行之大将，奇哉！
这一段事实在铁屑所编《中国大运动家沈荩》中也是一样：狱卒牵苏元春入，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放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
再按刘半农所编《赛金花本事》“所述佥同”，（虽则将沈荩误作沈进），可知这并不是捏造的事实。那么，和那“久历戎行”的大将，中法战争中丧师辱国的苏元春比较一下，赛金花对于当时还是地下党的革命党有了如何的观感，单在这一小事里面也可以概见的了。
赛金花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以我就借用了她的生平，来讽刺一下当时的庙堂人物，说同情，就在这么一点。
大热天，一时想不起要讲的话了。收到这封信，您也许要失望的，因为您所得知的并不是有意义的文，而只是没意思的信了。
匆匆即祝
编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
（原载《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