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包身工》的时候，曾经替我搜集了许多资料，和给了我许多便利的冯先生，托人带信给我，说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接到这信就连忙赶去，这样，我们就在她住的一间小小的过街楼上见面了。
叫她冯先生，就好像她已经上了年纪，其实她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本来她是沪西某大学的学生，因为经济关系，把学业丢了，现在日间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晚间还在青年会办的工人补习夜校里担任功课。短小的身材，有一双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在别的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拿看电影和写情书当做日常功课的年纪，她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拿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的职业战线上的斗士了。她将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了来客，自己拘谨地坐在床上，眼睛盯住了斜射在窗上的秋阳。
和她并坐着的还有一个补习夜校的学生，在东洋纱厂做工的杏弟。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一个。她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但是差不多不能使我相信，在她这种率直和单纯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常人不能企及的应付临时事态的才干。她带着我和她十五岁的妹妹，怀着一点危惧的心情，去“视察”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的时候，我们事先并不曾约好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一跨进她所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她就像早已准备好了一般地指着她嫡亲的妹妹对那老板娘讲了：“这是我的同乡，在二厂里做。（回头指着我说）这是她的‘爷叔’（注释：即叔叔。），在水电公司办理的……”
她很坦然，她的妹妹也没有觉得意外的表情，倒反是被派作“爷叔”的我却掩饰不住有些窘态了。
“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想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方。”她继续说，回头对我望了一眼，表示着我也得对那老板娘敷衍几句。
她那种镇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锻炼出来的可宝贵的才干。但是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面，她的那种丰富的创造能力，却又毫无形迹地溶消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率直和单纯的个性里面去了。
“轮着夜班？”我说。
她带笑地点了点头，拆开了方才捏在手里的一个报纸的包卷。
“上次你托我问的，只有十一份，许多人不肯讲。”
冯先生在旁边带笑地替她补充：“她还垫了本呢，有许多是用‘粢米饭’（注释：糯米饭。）请了客才讲的。”
我想起了这是四个月前为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包身工”的身世境遇而托她搜集的资料。当时在杂谈中随便地对她提出的希望，率直地说，到了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早已经不再期待这请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经是一件淡忘的事了，可是在她，还能在劳动、学习、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搜集了这些可贵的资料。望着写在水渍了的拍纸簿上的那些小学生的考卷一般工整的小楷，我骤然觉得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对不住朋友的歹事一般地难受起来。
我一张张地翻看下去：陈××，粗纱间，十七岁，泰州，（已做）一年三个月，（父亲）当兵，（包身钱）
不知，（作主）叔叔。
明××，粗纱间，十六岁，泰州，（已做）八个月，（父亲）种田，（包身钱）十元，（作主）父母，——此人流火（脚气）很厉害。
蔡××子，筒子间，十七岁，镇江，（已做）两年，（父亲）不知，从小做童养媳，（包身钱）不知，（作主）公公。
陈××，粗纱间，十五岁，扬州，（已做）一年半，（父亲）种田，已死，（包身钱）听说二十元，付十元领人，（作主）母亲。
杨××，钢丝车间，十八岁，泰州，（已做）一年十个月，（父亲）种田，木匠，（包身钱）无，（作主）父亲。
李××，清花间，十八岁，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来沪，其余同被拐者均已卖入妓院，她因貌丑卖绝与带工老板，身价不知。）陈××，粗纱间，十六岁，镇江，（已做）一年（父亲）已死，（包身钱）不知，（作主）跟人逃荒来沪。
我叹了口气说：“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完全一样。”
杏弟将上半身靠近一点，指着最后的两行说：“还有两个绍兴帮，待遇比江北帮好一点。”这两份是：寿××，粗纱间，十八岁，新昌，（已做）一年六个月，（父亲）在杭州做工，（包身钱）五十元，父亲作主。
李××，粗纱间，十七岁，盛元（嵊县之误），（已做）两年，（父亲）种田，（包身钱）每年付十五元，五年期满。
在《包身工》那篇简单的报告里面，我只叙述了泰州（江北）帮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种，实际上包身工因为出身地域，包头大小，和服务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
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酷。这一帮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数是新昌、嵊县，间或也有萧山、上虞的成分。在包身形式上和上面这个例子一样，除出和江北帮一样地“一次包绝”之外，还有包做几年，每年付洋若干的方法，不过据我调查，能够有李××一般待遇的，还是很少，最普通的是“领人”当时付洋念元，一定要做满三年，“工作巴结”，才能在年底酌量的“找付”十块钱左右的“节赏”。不过绍兴帮因为人数不多，最大的包工头也只带这么三五十个工人，所以管理和待遇上也还保留着一点“家族制”，或者说是“徒弟制度”的残余。她们每天两饭一粥，中饭也像“外头工人”一样地自己带进厂去。当然，除出这一点尽少的——
但是足够使江北帮羡慕的“恩惠”之外，其他一切的压迫和虐使，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了。
我感谢了她的帮助，将这些纸片收拾起来，随便地问：“这次虹口的事情，在你们厂里有什么反响吗？”
杏弟和冯先生差不多同时地摇了摇头。杏弟抢着说：“这样的事，包身工是不会知道的，外头工人知道了，有哪个敢在里面讲？今年纱厂生意好，日夜地赶工还来不及，厂里定了‘新花样’，叫做“车间比赛’，车间和车间都有工作比赛，生活做得快，可以有奖赏。”
“奖赏什么？加工钱？”
“哪有这样好！生活巴结的车间给一张‘名誉奖状’，一个钱也不值。”
说着禁不住苦笑了。
“在补习班，为了报上登的这件事，倒引起了很大的关心。”冯先生递给我一张团得很皱的小报，继续着说：“大家都想知道，包身工这种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这消息看到了吗？”
四条有力的要求着回答的视线，集注在我的身上。
那是十月二十五日的《立报》，内容是一个读者寄给编者的一段报告：××先生：这里有一件事情，我想定是新闻记者所不会记录的，因为这事情既不有关风化，其主角儿又不薄具姿色，也许就只等于人们任意扑灭的一只小虫，能引起谁的注意呢？然而，事情是极其平凡，却也是极其惨痛。今天早晨没有事体，走进某法院去旁听，头一起案子问过以后，第二次提上来的是一个乡村打扮的姑娘，听了捕房律师报告，知道她以前是杨树浦一家纱厂的女工。被她包饭（即包身）的老板告了，说她五月八日离开杨树浦的时候，偷了他一副金耳环，两件衣服，在捕房调查时并没有得着什么证据，但因他将她告了，终于是由包打听在曹家渡将她捉来受审。
在推事数问数答的当中，知道她跑的原因是五月里眼睛被打肿了，厂方要她请假，包饭的老板娘却不答应。打是经常有的，每月作的钱交给老板，作得少了挨打；病了说是懒惰，也要挨打；而这次打却是因为老板要同她轧姘头，她不愿意。当她满口操着泰州话急遽而哽咽地苦诉着的时候，并出示两踝腐烂过的伤痕的遗迹。
全个法庭的人们目光都注射在老板的身上，推事也转过脸来问他，她是否就是他的“包身工”。他却嗫嚅地加以否认，可是他承认吃住都在他家里，作了的钱也承认归他。
他还异想天开，请了律师向她提起附带民诉，因为捕房律师在最后陈述的时候，已说到证据薄弱，那律师似不好意思说到赔偿的话，只是说：“她走了之后她父母问老板要人，纵然判决无罪，也要请对她的身体加以处分。”
判决是无罪，并且即行开释。先生：就只这样，她已受到这人世的欺负太够了。许多有着权势的人合起来欺负她一个，这是世界吗？上海是不知有几千几万这样的包身工。
更不知是暗地里排演了多少人世的惨剧。然而，人们却只注意着桃腮上的微笑，却不曾——也不愿去看挂在那些活尸眼角上的泪珠，更少有人想到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下略）白水“这是你们厂里面的人吗？”我问杏弟。
她摇了摇头。冯先生说：“她们花了几天工夫也找不出这个人的所在，有人说是同兴的，但是去问了也没有人知道，可是这样的人多着呢！……我在上夜课的时候将这件事件告诉了她们，很多人对于律师的请求法庭‘处分她的身体’这一点发生了疑问，……”她用手指指出了报纸上的那一句话，声音渐渐地兴奋起来，“从今年起，报上说，不是买卖丫头也算是犯罪了吗？
那么包身工……”
“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多得很，包身工生病或者被打坏了的时候，东洋人常常不准她们工作，没有工做，又不敢回去，能想法子逃走还算‘大本事’呢。”杏弟补充着说。
我知道了她们约我来商量的来意了，于是我问：“这问题我可以去请教熟识的律师，可是，即使这是‘犯法’的事，世界上成为‘公开之秘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吗？”
“不！”杏弟很快地说，“要是真的是犯法，那我们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地告诉每一个包身工，她们要性命，吃不起苦的时候自会到巡捕房里去告的！”
“那不是跟报上编者先生所说的话一样吗？即使‘法庭判她无罪，当庭开释，恢复了她的自由，可是进一步想，她的前途不是只有黑暗没有光明么？’”
“那总比现在好啊，即使在街上讨饭，……她们饿着肚子或者害着病赶生活的时候，真的在羡慕讨饭的呢！”冯先生提醒她一般地说，多少带着一些讲堂里授课的姿势：“可是你跟她们说话要当心，要是带工老板知道了这是你教给她们的聪明，恐怕……”
“我不怕，顶多杨树浦不做，到沪西去做也可以。”说着，她也禁不住笑了，在她，好像沪西是另一个天地了。这种毫不计及自己利害的精神，深切地使我感到了惭愧。谁说世界上没有同情？真真的人和人的阶级感情就存在在这种连自己的衣食也照顾不到的人们的心里！
第二天下午，我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和一位以道义和刚直著名的郑律师谈话。
我将“包身工”的情形概略地告诉了他，他词色间觉得有点惊奇。
“真有这样的事吗？”
“岂止有，多着呢，上海就有几千几万！”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感叹地说，“假使她们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状况和你所说的一样，那明白地是构成犯罪的！”从桌上取过一本袖珍的六法全书，指着其中的一条说：“除出包身制度根本不合法之外，这样的待遇工人，就构成‘妨害自由罪’的。瞧，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二百九十六条：‘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照你所报告的那种工房里的‘包身工’生活，简直是‘奴隶’生活，即使退一步讲，总也可以说是‘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吧。很明白，带工老板这样的奴役工人渔利是一种非法行为。”
“方才说包身制不合法，那么带工头到乡下去和包身工父母乃至家长们订立的包身契约可以‘自由废弃’吗？”我问。
“当然，这是无效的契约，民法总则第四章对于‘法律行为’的规定，明白地说：法律行为有背于善良风俗者无效；这儿所说的善良风俗，包括的范围很广，凡是人对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释做‘有背于善良风俗’，所以这种契约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加上，带工头到乡下去，用欺诈性质的方法缔结契约，这一点也可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项下第三百四十四条：‘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带工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说是“与原本显不相当”，加以他们以这种犯罪为常业，简直以两罪三罪并发的犯罪。
我可以诚实地告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所谓法律的“功用”！可是这制定得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果真能够有效地保护那千万无告的奴隶吗？
我不能不进一步地追问了：“那么，这种不合法的契约当然可以随意废弃的了？”
“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民法总则第四章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对于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
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这就是说：利害关系人不声请，法院是不管的。”
“既然这是一种‘有背于善良风俗’的社会现象，一种‘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而用欺诈手段订结的契约，是一种‘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犯罪，那么有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人民之责的‘当局’和‘司法检事’，不是应该很快地检举这种不正和犯罪吗？——要那些在恶势力支配下的无知识无经验的可怜虫自己起来‘声请’，那不是实质上纵容犯罪吗？”
他沉吟了许久，慢慢地说：“照理是这样的事，社会局应该出来讲话的。”
“这样的事不违背工厂法吗？”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工厂法主要的对象是劳资的纠纷，所以对于这种‘包身制度’还是要用普通刑法来处理的，不过，假使男女工人年纪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那么照工厂法‘童工’这项目之下，对于纱厂这种工作似乎是禁止的。”他又取出了一本很厚的书，“‘童工只准从事轻便工作’，‘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是列入禁例的。”
方才感到的对于法律的天真的想法，像轻烟一样地消失了。天哪，到任便什么工厂里去看一看，照现行的法律讲，犯罪和不合法的事实不是太多了吗？英商纱厂里有六岁以下的童工，才出世的婴儿像物件一样地丢放在“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的机器身边，有人意识到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护着的工厂里俨存着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定是适合现社会“善良风俗”的事了。
在沪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人开的×新纱厂，一个是白俄开的×远板厂，另一个是日本人经营的丰田纺织会社。那儿不是租界，可是厂里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中国“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新，敢于干涉×远，而绝不敢碰一碰丰田。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我将这事实告诉了郑先生，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
这结论是对的。我将从郑先生这儿得到的“法律根据”和那痛心的“别论”写信去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她们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艰险的努力在死水一般的社会里能激起怎样的波纹，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动——而且是已经在动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