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三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由友人Y 的介绍,认识了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T 和W 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Zinsser 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
将我魅惑住了,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e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
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 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
“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