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整理旧物，一张上山下乡通知书豁然入目。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略显模糊，但那个鲜红的大印依然清晰。
时间已然飘逝了三十多年，这一段往事早已经积满尘垢，被时间冲刷得很淡很淡，被岁月的泥淖深深地包裹埋藏。现在，一经触碰，它就如同在地壳深处奔涌的石油觅到了出口，勃然井喷，显影出一幕一幕的往事。
那是一段我人生历程中最低落、最迷惘、最暗淡、最困惑的时光。早两年，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激荡人心的挥喝中，学生们俨然成了当年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在他“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一声断喝中，千百万学生一刹那销声匿迹，一下就隐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叱咤风云到隐姓埋名，从吃住无忧到自力更生，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从亲情包裹到举目无亲，如此强烈的落差一下就把我击蒙了。
像一块被随意丢弃的乱石，我被扔进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小村就依偎在山脚边，聚居着百来户人家，演绎着人间烟火。小村前面是一马平川的水田，后边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西边好似一道屏障孤独地矗着一道小丘，当地人称“大树山”。有大树那已经是好几代前的事了，如今入目的尽是裸露的岩石和黄土。离村一里地还有个被群山怀抱的水库。
抵达的当晚，夜色贴着山尖罩下来，小村家家户户的窗口红起了烛光。我漫无目的地蹀躞在山边的小道上，只有师傅家的那条大黑狗小虎陪伴着我。从早上的敌视到晚上的追随，短短一天里它就接纳了我。它像一阵黑旋风卷过来又刮过去，围着我撒欢，有时干脆就蹲在前面注视着我。说实话，山村很静也很美。但一想到将在这个“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的所在扎根安家，打滚一辈子，我就感觉前途仿佛一团漆黑。我伤感又不甘心，无奈又不认命。小虎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情，安静乖巧地贴着我慢慢前行。
“教育”，在我当时有限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中一直是一个比较柔软和温馨的词，比如，家里父母的苦口婆心、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至多当不听话犯错时会受到一些严肃甚或严厉的指责。然而，“再教育”一开始就翻给我严酷甚至是残忍的一页。
因为识得几个字，当然也包含有照顾的意思，在下乡后没几天，队里让我和一个老农一起称柴。他管称，我管记账。这是一个很轻松的活，只要“守株待兔”在下山的必经路口，看见有人挑着大蓬蓬的柴担从山上下来，给过个称记个账就完了，但有一条就是千万不能漏了，因为山上所有的柴草、树木都是集体的财产。队长是这么嘱咐我的。
队长这么嘱咐是有道理的。那时队里的一切都是“按需分配”的，即家有几口人就分多少定额。所以山上尽管有柴也不是你想砍多少就砍多少的。但山上砍来的柴不但好烧而且还好卖。虽然，一担柴千辛万苦挑10里地到市场上最多也才卖2元钱，但对于面对黄土背朝天干一工才6毛钱，靠鸡屁股维持油盐酱醋的乡亲们来说，还是具有极大的诱惑。
中午，下山的人少了，瞅空那老农回家吃饭了。这时我看见一个姑娘挑着两捆柴径直从我眼前行过。我赶紧招呼她过称。她正眼都没瞧我：“我这是捡的。”边说边往前走。我一把拽住柴担：“山上的都是集体的，你不过称就是偷。”“你骂我贼骨头。”她凶巴巴地扔下了柴担，还扔下了一句“下放青年，你看着”就扬长而去。
整一个下午，我都陶醉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壮举中。晚饭时，师傅阴着脸对我说，吃完上XX家讲个好话。我说不去。师母在一边说这人家我们惹不起，她叔叔是大队的书记。我一听来劲了，“书记！那就更应该支持我了，共产党员更应该维护集体的利益……”“没错也得去。”师傅粗暴地打断了我。我跑去找队长，队长也阴着脸说，讲个好话又不缺胳膊少腿的。早上和晚上他的话竟如此大相径庭。在权力、世俗织就的大网前，我孤立无援，要抗争都找不到北，最后只有束手就擒。
晚上，我躺在床上暗自饮泪。现实和我以往17年受的学雷锋，学刘文学，学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教育的反差居然如此之大。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无情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生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也没有书本上描绘的那样到处都是莺歌燕舞，生活隐藏着丑陋和险恶。时至今日，我为自己当初的幼稚和天真而感到可笑，但却从骨子里不认为我当初的举动是个错误。
辛苦和劳累拖不垮年轻的生命，很快我学会了插秧、割稻、挑担等简单的农活。孤独和寂寞击不倒一颗朝气蓬勃的心。最初的那些日子，小虎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捏锄头的手起泡了，它会用红红的舌尖帮我舔；孤寂了它陪着我到处转；煤油灯下想亲人了，我就搂着它暗自啜泣。不久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朱阿大。
朱阿大比我大6岁，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年纪并没有成为我们做朋友的障碍，出工时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凑到一块。他会照应我，教会了我耕地、上山砍柴、种菜、养小鸡。最让我高兴的是，他家还藏有《说唐》《七侠五义》《薛丁山征西》等古代的章回小说。这给我孤寂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朱阿大能念到高中，家里能藏有点书，这全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个大佃农。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地、富、反、坏、右”五种阶级敌人，统称“黑五类”。在我插队的那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还多了个阶级敌人“大佃农”，他的政治待遇等同“黑五类”。就是这个政治上漆黑，整天右臂上挂着黑布的人，队里最脏、最累的活他干，队里最精细、最讲究技术的活也缺不了他。他耕的田直溜整齐，翻卷的黑土如层层波浪，他耙的田平整如镜、细腻润滑，最受我们这些做下道工序的半劳力欢迎。孵秧籽是个技术活，掌握温度、水分、火候靠的全是经验，秧籽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队里的这活年年由他主持。把这关系到队计民生的要活交给一个阶级敌人来承当，这让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事实上，他虽然是阶级敌人，但村里的人都很尊重他，同辈的叫他海良哥，小辈的不是叫叔就是叫伯，那些这样叫的人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只有在公社、大队搞批判搞斗争时，他才伙同“黑五类”呆若木鸡地蜷缩在一边接受无产阶级的斗争、教育。所以，在我的感觉里，我同他儿子交朋友是没事的。
一次，我去阿大家还书，正巧碰上大雨，在阿大和他爹的挽留下，我在他家吃了晚饭。大约是过了三天，大队支部派人找我谈话，要我听毛主席的话，要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知道那顿饭吃出事来了，我能说什么呢。朱阿大从那后也再不敢和我凑一块儿干活了，借书那就更别提了。出工时，我们会经常不由自主地相互对视，我的目光里是歉疚和期待。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除了期待还有惊恐。那正是一个扭曲人们灵魂的畸形年代，正常真诚的交友也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那时要想脱离农村，参军当兵是一条捷径。那年征兵时，我去报名，大队部的人还热情地接待了我，待到公布名单时却没有我。一打听，就因为吃了那顿饭，我在政治上已经不合格了。
从大队部回来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瞅瞅行进的小道，望望呈压倒之势的连绵群山，想想也许因为这一顿饭我就已经被列入与贫下中农对立的行列了，以后即便有上调的机会也轮不到我这个立场不稳的“坏人”了，我这一辈子就要在这儿待下去了。我越想越可怕。我仅18岁的年纪，瘦弱的双肩实在是扛不动生活的重负了。
不觉间踱到了水库大堤。阳光柔柔地泼洒在水面上，微风过处水面泛起粼粼波光。水很清，清晰可见小鱼儿在水中嬉戏游耍。水库躺在山的怀抱里安详静穆。如果能像水库这般永远地安卧在这里，我想一定很有诗意也很幸福。我用双手捧起库水，洒向面颊，泼向身体，想起家人，想起还有漫漫的人生，我没有勇气跨出这诗意又幸福的一步。
环境改变了人，也改变了人的思想，生活慢慢磨去了我的棱角。我被迫学会了世故、圆滑、冷漠、自私，在人前人后说不同的话，干违心的事。我学会了给队长送烟，学会了给大队书记送酒。有事没事就往干部家闲逛闲聊。生活真的很神奇，当你适应了，你也就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了。尽管到现在我对那时的作为究竟是堕落、麻木还是适应和应该还存有疑惑，但有一点我是坚信的，有时候人可以玩弄现实，强奸生活，颠倒黑白，扭曲历史，但是，人不能也无法颠覆现实，颠覆历史。历史在时间的清洗中总会还原它洁白的本色。
